于右任档案名号\原名伯循，字诱人，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后取谐音因而自称“右任”，隐含“右衽”之意，以示反清决心生卒年\1879-1964籍贯\陕西泾阳出生地\陕西三原家世\出身农家，于右任之父于宝文虽只读过两年村塾，但勤奋好学，长期刻书、校书，与当地学者接触较多，学问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于右任不满两岁，母亲就因贫病而逝，后由伯母房太夫人抚养成人艺术领域\书法、诗词曲代表作品\《标准草书》、《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等经典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特殊嗜好\游山玩水、吃粗面（曾因此被骂乡巴佬）评价\于右任“充满活力，浩然之气，溢于言表，讲话时声若洪钟，一言一动，沉着而有威力，一望而知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陈存仁）于右任：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
旷代草圣
于右任一生波澜壮阔，头上的名衔也一大堆：革命先锋、新闻耆宿、党国元老、当代草圣、诗坛大佬，而最为他自己所看重的，无疑还是后两者。
民国书法家比比皆是，但真正能称得上一代宗师，为众人心悦诚服的没有几个，于右任算其中一个。于右任书法楷、行、草皆擅长，但为人顶礼膜拜的还是他的草书，当其巅峰之时，放眼天下，睥睨群雄，写草书的人中已经找不到对手，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当代草圣，名不虚传。
于右任最初对草书产生兴趣是十一岁在毛氏私塾读书时，其业师毛班香喜为人作草书，所写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于右任望之悠然神往，常常也跟着学几笔，这是他一生草书创作的启蒙。
小时候于右任家里穷，买不起笔墨，热爱书法的他想出了一个不花钱的办法——在房门旁筑起了一个砖台，顶端放一块一尺见方的大砖，墙上挂一个锡铁圆筒，内盛稀泥浆。每日出入房门，他就用自己扎制的毛笔蘸上泥浆，在方砖上习字，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于右任的腕力，他后来能够做到运笔如刀、下笔千钧，意到劲到、劲到笔到，就得益于小时候的苦练。
于右任在草书上的突飞猛进，还在于青年时代临北魏碑帖之后，早年他为了科举应试，主攻的还是“馆阁体”，师法赵孟頫。二十几岁，于右任从应试走向革命，书体也为之一变，开始向碑学一路靠拢。特别是在拜谒孙中山之后，于右任对北碑的认识与情怀更上一层。孙中山提倡魏碑，因其蕴含“尚武”的精神，这是从一个革命家的眼光来看书法。1932年出版的《于右任先生言行录》中谈到孙中山曾以大炮弹一颗赠予于右任，于氏明白总理的苦心，此后常以炮弹精神激励自己，这样的炮弹精神自然也体现在青年于右任的书法意识中。
于右任临习北碑初从何绍基，再临《石门铭》、《龙门二十品》等北魏书帖珍品，又由北碑旁及各家，真、草、篆、隶各体均学，终于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名声大噪。据说，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因为报社失火、机器损毁，为了不让观众失望，最后一期的报纸于右任亲自手写石印出版，因书法精妙，该期报纸竟涨至一元一份。
中年之后，于右任专攻草书，此时他虽然踏足政坛高位，案牍劳形，但无一日不苦练。据曾在于右任左右的王鸿俊回忆，尝见于氏临书《出师颂》帖，一口气就是五十多遍。追随于右任三十多年的张文生则亲眼见证于右任临帖已经“熟到惊人的地步”：“经常写到兴会淋漓处，可以不看纸笔任意疾挥，颇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妙。但字的大小，行距的通匀，都无错误。”
1931年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后，有机会广泛临读各派各家书法以及从新疆发掘出来的汉魏木简等，视野更广，草书更加成熟，他还将隐居民间的草书名家王世镋老先生接到南京，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搞书法，两人朝夕过从，切磋研讨，使得于右任的草书水平更加精进。虽然两年后王老先生就不幸过世，但于已尽得其真传。
如此这般好学加上苦练，于右任的草书在他六十岁之后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后期倡导标准草书，花费巨大的功夫精研和整理历朝历代、各门各派的草书笔法，其草书架构愈加精密严整，流畅婉转。在运笔上，一改之前常见的侧锋笔势，更多以中锋出笔，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晚年心手调和，渐从有法到无法，刻意到率意，援豪掣电，随手万变，如舞鹤游天、蛟龙出海，黄宾虹所谓书法的化境“如挽强弓，如举牛鼎，有摇五岳之力，而无拔剑弩张之容”，右老庶几无愧矣！
当然，于右任的草书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成就，还在于他身上有一般书法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于右任经历之坎坷，与他并世的书家无人可比。他两岁丧母，童年放羊差点被狼吃掉；青年中举，前途无量，却因写“反诗”在赴会试的路上遭到官府通缉追捕，亡命上海；清末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为民请命，抨击政府黑暗，两次被捕入狱；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回陕西组织靖国军，任总司令，其间艰难险阻无数，曾经弹尽粮绝，四面楚歌，尝历亲信忘恩负义、分崩离析……
可以说，于氏一生几次命悬一线，他将这种对于人生跌宕起伏的感受乃至生死交汇的感悟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其深度与广度都是别的书家所难以比拟的。再者，写草书的人最需要一种豪气，杜甫的“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说的就是这个。于右任乃典型的关西大汉，魁梧雄健，一把美髯好比关公，性格豪爽，他人生的大气象、大格局在书法中相应地也体现出阳刚、雄浑、高迈、博大的境界，其大开又大阖，沉着而舒张也正是草书之美所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于右任后期草书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感谢他身上的这种原始的豪气受到压制。他人生的后三十年虽然身居高位，但不过被蒋介石当成庙里的神一样供着，只能享受香火，却不能随便显灵，审计院长，审而无计，监察院长，监而不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些愤激与抑郁之情积于心中，泄于纸上，笔如刀契，力透纸背，他于笔走龙蛇之中，求的是心灵的大解脱、大释放、大自在，正如一个已多年无用武之地的高手将一整套拳路打下来之后，大汗淋漓，于空谷无人之际纵声长啸，其志堪哀，其鸣也悲！
沪上名中医陈存仁因替于右任诊治过而结为知交，右老曾对他说自己只有在民国四年（1915年）经济情况最困难时，才卖过一段时间的字。此后再也未曾鬻字，有人欢喜他的字，即索即写，绝不收人一文钱，“所以要想求他墨宝的人，首先要找到他的踪迹，见到他正在写字时，只要展开白纸，他就一挥而就，十年如一日，分文不取的”。求他写字的人知道这个规矩的，往往就带一些土特产以表谢意。不过于右任也有个古怪的规定，就是索字的人要自带一罐墨汁，这种墨汁必须是人工磨成的，若是市上出售的墨汁，他一看就知道，绝不接纳。于右任的意思可能是要让求字的人自己把墨磨好，我可以不要报酬，但是你不能没有诚意。
于右任这辈子送字送得最多的时候，要算1948年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统时。与这些财大气粗的对手相比，于右任穷得几乎只剩下一根笔，但他居然也大言不惭，扬言要给代表们送“条子”，让大家都纳闷：莫非这个老头挖到金矿了？
于右任没有食言，他真的送上了“条子”，不过是纸条，而不是金条。选举前，于右任花了一周的时间，每天躲在屋内，写了两千多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于右任一辈子最喜欢写的一句话，也是他的理想。这两千多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配上两千多张于右任签名的照片，与会的代表人手一份。人家问：“您这‘条子’抵得上人家的‘条子’吗？”右老慨然道：“这几个字，肯定比金子值钱！”
结果毫无意外，于右任只得到四百九十三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因为认为“为万世开太平”这几个字比金子值钱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对此，冯自由感叹说：“右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别人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右老怎能不失败呢？”
其实，我觉得于右任已经胜利了，两千个代表中有将近五百人投票支持他，这个比例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高得惊人。
豪气、和气、悲气（上）
于右任身上有三种气，即豪气、和气、悲气，这三种气看似不太协调，却在他身上和谐地存在。
正如钱钟书所言“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前途的”，年轻时的于右任也是狂态毕露，他有诗曰：“转战身轻意正酣，无端失足堕骚坛。近来进步毫无趣，诗意凭陵陆剑南。”言下之意，自己原本是无意作诗的，只不过误入诗坛，话中颇有几分“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自信。“诗意凭陵陆剑南”说的是自己不写则已，一写就要跟陆游一比高下，任谁看了都得笑他年少轻狂。
不过，人家于右任确实有几分狂的资本，他一生写诗词曲近千首，成就斐然。很多人认为，于右任的诗歌和他的书法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只不过由于他的书法名声太大，几乎掩盖了他的诗名。而其诗词创作之悲歌慷慨、忧国忧民则近于陆游，堪称民国之陆游。
关西大汉于右任，其诗歌自然属于那种“铜琵琶、铁绰板，歌‘大江东去’”的类型。观其二十来岁的诗歌，意气方盛，“侠”字在他的诗歌中是常出现的一个字，如“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署中狗》）“烈士头颅侠士心，长松绝涧出风尘。”（《赠茹怀西》）“江湖侠骨无连季，曾傍要离愿若何。”（《兴平咏古其九》）
青年时代的于右任亦儒亦侠。1900年，慈禧太后避八国联军之乱，和光绪仓皇逃到西安，下面的官员却仍然当成盛典一样来迎接，让西安学堂的学生们停课在官道上跪迎銮驾。血气方刚的于右任目睹这一幕，怒不可遏，竟然提笔给新任的陕西巡抚岑春煊“上书”，要求他“手刃西太后”，拥护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幸被同窗好友发现后竭力劝阻才作罢。这已经不是“儒以文乱法”，而是“侠以武犯禁”了。
1903年，在陕西乡试中，于右任以第十名中举，那个时代考中举人就标志着进入上层社会，故小说中范进中举兴奋得差点发疯。于右任中举后，商州知州马上聘他为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但于右任还有更高的目标，被誉为“西北奇才”的他准备去参加会试，勇攀科举的最高峰。此时于右任还不到二十五岁，真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然而就在一夜之间，他却因为几首诗几乎掉了脑袋，从天堂堕入地狱。
这一年，于右任先是请友人董眼为其拍了一张很“前卫”的照片，照片上他头发散开，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鬼头大刀，杀气腾腾，照片两旁题字曰：“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这时，又有好事者将于右任的诗歌四十余首集为《半哭半笑楼诗草》，请于过目，于氏索性将先前拍的那张“散发照”一并印在诗集的扉页上，公开发行，到处送人。
在诗集中，于右任写有不少反动的诗句，比如“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最要命的是这一首借杨贵妃攻击慈禧太后的诗：
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
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诗集发行没几天，于右任就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遭到通缉，此时他正在去开封参加会试的路上，清政府已经在开封张罗设网等他入瓮。幸运的是，由于晚清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于右任提前得到消息，易名逃至上海。
后来于右任成为一名报人，通过办报在上海宣传其革命思想，以笔为剑，不减当年豪气。他创办《民呼日报》，寓意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清政府及其爪牙对他恨之入骨，扬言要挖掉他的双眼。后《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他再办《民吁日报》，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意思是即使挖掉我的双眼，我照样要为民吁天。
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后，于右任投笔从戎，组织陕西靖国军，担任总司令，几次面临生死之境，胸中浩然之气从未衰竭。靖国军失败后，于右任绕道四川回上海，途中不顾部下劝阻，坚持在重庆北碚一处荒凉的温泉逗留洗浴，并写下了“髯翁战败归来日，一浴荒池震两川”的句子。当时在于右任身边的吴学衡感叹：“先生虽然在斗争中失败了，但英雄气概依然不减。”
这样的豪气，即使于右任已经远离了金戈铁马的生活，过上了高官厚禄的日子，也没有消失。《于右任先生言行录》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于氏美髯飘萧，精神瞿铄，布袍一袭，领口不常纽，在中央诸委员中，别具一种名士风度。此老声音宏亮，略带秦音，演说至激烈处，则握拳击桌，砰然有声，闻者为之动容，亦可想见其当年创办民呼民吁时之豪气矣。
与于右任的豪气相对的，是他身上的和气，是那种超乎常人的肚量。和气的人朋友必多，张文生说，自己追随于右任三十多年，无论在三原、西安、北京、南京、上海，每一顿饭必定有客，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座中只有他们一家人而无一客者。这样的情况在于右任未显达时尚且正常，而后来他官至监察院长，在古代那也是三公九卿的位置，还能如此，就为常人所不及了。
《于右任先生言行录》所记载的两件轶事同样表现了他非常之胸怀。其一，于右任雅好山水，经常出游。1931年在上海时他忽动雅兴，偕随从到浙江余姚游玩，待了好些日子，流连忘返。一天，他独自扶杖游山，不知不觉走到了山顶，于是坐在岩石上俯瞰山景，怡然自得。不料，突然间来了一个阿兵哥，看到于氏后，笑对他说：“你这老儿，活像国府委员于右任，还真所谓貌同福不同。你一生庸碌，老死乡间，湮没无闻；他却官至政府委员，出入官衙，声势煊赫，谁不钦羡？”说完，并戏捋其髯为乐。于氏一言不发，微哂而已，听说这事的人莫不佩服他的雅量。
其二，1931年底，国民党“四大”开幕后，于右任公务倥偬，无暇休息，而他办事又极认真，开会必准时签到，未尝缺席。在中山陵举行总理诞辰纪念活动时，于右任被推为主席，早晨七时即往，直至下午三时才退席，忙得一天到晚滴水未进。开完会后，他跟随从到陵外，买了几个生蒜大饼，坐在树荫下的空地上啃了起来。正吃着，一个盛装的少妇和一个女仆迎面走来，女仆止步对少妇说：“太太识此老者否？此国府于委员也，我常见其自西成旅社乘汽车外出。”少妇嗤之以鼻，冷笑道：“我不信堂堂国府委员，会随便坐在地上吃蒜饼！”
两人在旁边兀自争辩不已，少妇话中固然不乏对于右任的轻蔑之词，于氏却恍若未闻。倒是他身边的一个随员忍无可忍，站起来冲少妇说：“围坐的武装军官，都是于委员的侍卫；前面的汽车，是于委员所乘坐的。你不要以衣冠轻人。”少妇一听，这才悻悻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