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气、和气、悲气（下）
由于于右任比较好说话，来找他借钱的人也特别多。于右任往往要钱没有，要字有一堆，没钱只好送字。有人粗略估计，于氏一生所写的书法作品达万件以上。为此，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先生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任听了也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于右任晚年到了台湾后，很多落魄文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求生，每幅售价五百元台币。他的副官知道后，准备“严惩”作伪者，于右任赶紧关照：“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个招牌，上面的字正是假冒于右任的。于氏正好路过，一把揭穿，让其摘下，店家战战兢兢，于右任却叫他笔墨伺候，为他重写一副，说：“这回是真的于右任了。”店家送上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两岁丧母，是他的伯母房太夫人含辛茹苦把他抚育成人，于右任也待伯母如生母，公务再繁忙，也要不时回家看望她。房氏去世时，追悼会上，于右任“麻冠孝服，跪在灵旁，守礼尽哀，人多感动”。1929年陕西发生重大饥荒，鬻儿鬻女时有所闻，还有不少饥民发人坟墓以寻求陪葬品，房太夫人之墓也未能逃过此劫。于右任听说后痛心不已，但也仅此而已，甚至来电叮嘱陕西方面不要追究，后来回乡省墓时，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暮年。”
不过，和气的于右任偶尔也有不和气的时候。当年，《苏报》案发生后，于右任和章太炎一样误认为是吴稚晖出卖了朋友，他对章太炎的被捕不屈推崇备至，常赴苏州专程探望章氏。而他对吴稚晖的“卖友求生”则十分鄙视，虽然两人都是国民党元老，但于右任却一辈子不跟吴氏往来。
于右任身上还有第三种气，即悲气。观于右任诗词，“哭”“泪”这样的字眼自始至终都是经常出现的。于氏之悲，一悲家国兴亡，苍生多难。“痛定行人血，羞开壮士颜。况兼亡国恨，触处泪潸潸”，这四句是他1909年《民吁日报》被查封后，二次东渡日本，舟入马关所写。“满目疮痍莫倚楼，凄风苦雨遍神州。先生自分愁中老，泪眼湖山吊莫愁”，这首诗是1914年过南京时所写，乃“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八年抗战，他所写的诗歌中几乎看不到落泪之时，都是昂扬之声，奋发之气，然而，在日本投降那一天，他想起牺牲的英烈，还是流下了泪水：“等慈寺下歌声断，常使英雄泪满襟。”
他常常触景伤情，年轻时读史，看到烈士们爱国、报国的故事忍不住潸然泪下，写下这首《杂感》：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报国难，椎秦气无伦。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寰宇独立史，读之泪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他甚至在练字的时候都会落泪，其《杂忆》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如果只是临习书法，肯定不会激动到“夜夜泪湿枕”，如此情形，正是从临碑中想到民族复兴之艰难，国运再造之坎坷。
于氏之悲，二悲友朋凋零，世态炎凉。于右任这一生不断在帮助朋友，也不断在哀悼朋友，悼友之诗在他的诗集中比比皆是。挚友宋教仁遇刺后，于右任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字字血泪：“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其中“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至今看了仍然让人触目惊心，“直笔人戮”这是残酷的现实，“曲笔天诛”则直指人的良心，良心与现实的斗争又何止一个人，又何止一个时代，质诸天地，天地何言，悲夫！
面对友人，于右任这辈子留下了太多遗憾。张学良是于右任的好友，杨虎城更是于右任在靖国军中的老部下，西安事变后的十余年，于右任为了营救张、杨二人不遗余力，多方疏导，甚至当面向蒋介石祈求，但都没有任何成效。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进行和谈。会毕蒋介石出门时，年过七旬的于右任追上去，喊：“总统！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但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便扬长而去。
李宗仁任代总统之后，特赦张学良、杨虎城，并下令重庆市长杨森马上释放杨虎城。于右任也给时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任职的刘宗宽发去电报，让刘和杨森联系，从速释放。刘宗宽持于右任的电报去找杨森，杨森却推说不知杨虎城关在何处，皮球踢来踢去，最终杨虎城也没能活着出来。据李宗仁回忆，当时提到释放张、杨的事情，蒋介石就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到台湾之后，于右任经常通过老友莫德惠探听张学良的近况，莫是东北的耆宿，他以同乡和父执的身份要求去看张，蒋介石不便回绝，在台湾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可以公然去探望张学良的党国大佬。两人会面，每每谈到当年“错失良机”，于右任总要跌足叹息。
于氏之悲，三悲己身多磨，壮志难酬。张伯驹在《春游记梦》中谈到抗战期间自己曾避乱居陕，听陕西人戏称吾省有“德言容功”四人，德者为印光法师；言者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功者为李仪祉，乃兴修水利，造福三秦的专家；容者为于右任，“辛亥革命陕人拥以为首，遂得誉，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后南京政府时任监察院长，噤若寒蝉，毫无建白，陕人故以讥嘲，谓其徒有其表耳”。
连他老家的人都这样评价他，于右任何其可悲！于右任的悲剧，堪称民国的政坛上最大的一个悲剧。他这样天下最清廉的官，却恰恰被安放在一个最不适合他的位置——监察院长，要肃贪，除非解散国民党，这是多么尴尬的煎熬。但他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又没办法做到眼不见心不烦，他也曾发愿整顿吏治，也曾拍死几只苍蝇，但正如《西游记》中，小妖你可以收拾，而大妖都是天上有人的，你奈他何！看着那些大贪、巨贪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在他身边鱼贯而过，于右任悄悄转过身去，发出一身沉重的叹息……
王鸿俊在于右任当监察院长时，在院长室办秘书事务，据他回忆，于右任对自己的处境于人前或许不动声色，但“每晚在客人走后，闲谈中多所流露，盖此时为子夜较自由之时”。有一次，大家谈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右膀子痛，于的秘书长李崇实说：“老年人，应该请医生诊治才行。”于却说：“医生治不了，如改用木戳，或者要痛的轻些。”于右任和林森同病相怜，故有此语。还有一次，于右任提起老蒋的美国顾问端纳临行前向蒋辞行时说：“委员长没有朋友，只有部下。”看来，于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
吴学衡同样在监察院秘书处工作过，他的回忆更是充满了悲情。1949年3月，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于右任神色郑重地告诉部下，自己很快就要去台湾。大家困惑不解地问他：“院长不去台湾不可以吗？”于右任把他的长髯左右一抹，说：“我的生命还攥在人家手里，哪里有我的自由！”讲着讲着，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招呼众人到他身边，指向天空说：“你们看天色这么阴暗，啥时能见到明朗的天？”
计天下利，成万世名
老实说，如果说“德言容功”四项于右任只配占“容”一项，则不唯刻薄，简直无耻。于右任监察院长的确当得不好，可是也没人可以比他当得更好了，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位置，任谁上去不是被拉下来就是被同化。于右任也许没有办法监察别人，但是他却监察住了自己，三十余年让监察院长的位置保持清白，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我看来，立德、立功、立言，于右任可谓兼而有之。且不说他以后兴办教育、造福桑梓等诸多善举，仅早年办报开启民智一项便足以当得上立功、立言二项，毛泽东曾亲口对斯诺说《民立报》乃自己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那种震撼与惊喜多少年后仍可以想象。而要说到于右任最令人感佩的地方，还在于他的“立德”。于右任曾送蒋经国一副对联“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天下利，成万世名，于右任堪称此中楷模。
于右任曾对陈存仁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从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这话并非于右任故作清高，实际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于右任的清贫，只要看他晚年的生活即可，别人当高官都是越当越有钱，而他却是越当越穷，且看他在民国五十一年（1962）写的日记：“五十一年二月四日，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二月十四日，近来费用太高，将如之何？”“四月二十一日，开支太大，如何能继？”“五月二十七日，我的钱已用干……”一个堂堂监察院长，穷得揭不开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台湾，于右任的穷，那是从上到下无人不知的。冬日，他习惯在客厅生一盆炭火，炭火盆上煮一壶茶，看看书，烤烤火，喝喝茶，此乃他一大享受。有一回蒋介石来看望他，见客厅烧着火盆，担心炭气损害老人的健康，建议他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电炉用电太贵。”老蒋哭笑不得，当下交代随从人员：以后于院长家里电费由总统府支付。
老蒋走后不久，两只大电炉已经派人送到于府。这事被新闻记者知道了，蜂拥而至，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宣传一下伟大领袖关怀下属冷暖的感人事迹。于右任却连连摆手：这可不能见诸报端啊，政府当中的元老不少，总统如果每个元老都送一只电炉，要花公家多少钱，不好发表啊！不好发表啊！
让人唏嘘的是，于右任晚年曾穷得连病都看不起。有一次，于右任牙疼得厉害，问朋友哪一位牙医最高明。朋友告诉他，财政厅长周宏涛的夫人技术不错，于右任再问朋友拔一颗牙多少钱。朋友答三百元台币，于右任听了直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还有一回于右任喉咙发炎，正好平常给他看咽喉的医生出国去了，他又问朋友有哪个医师比较好。朋友告诉他，许渭清大夫艺术很高明，就是就诊费比较贵。于右任听了又摇头，算了，还是先忍着吧。看来，当时台湾的医院没有特设高干病房。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纳闷，这于右任一辈子就没攒下一点钱？
原来于右任是捐款上瘾了，他到手的钱往往还没捂热就转手捐了出去。于右任热心教育，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都跟他有关，尤其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经常从上海寄铅笔、橡皮、练习本到家乡的小学作为竞赛考试的奖品。1917年，他又自筹经费，在老家三原县创办了民治小学，目的是让穷人家的孩子也有书读。民治小学历任校长因为经费问题，经常向于右任哭穷，于右任慨然道：“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为了弥补三原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托农业专家段兆麟购地四百八十二亩，栽种速生优质的泡桐树，成材后出售，分配给全县各小学作补助之用。后来，于右任还对本县在国内各大学的肄业生设立了“于右任奖学金”，对成绩优异者予以奖励。
为家乡赈灾捐款是于右任另外一项重大支出。陕西是一个很容易闹灾荒的地方，所以出了李自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陕西学政沈淇泉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赈灾事业。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大旱，因灾死亡二百五十万人，逃荒四十余万人，尸横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为了筹集赈款，在南京有关的会议上，声泪俱下，痛哭流涕。为了筹款，于右任特意张扬地为他的长子望德在上海完婚，将所有来宾所送的礼金全部送回陕西作为赈灾款项。
于右任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也真正配得上“大公无私”这四个字。他一生不置私产，没给家里买过一亩地、盖过一间房。1935年，民治小学为了扩建初中班，拟向一柏姓财主购地，这柏姓财主是于右任的朋友，愿将土地无偿赠予。经办的人问于右任，契约是否写在于名下，于忙说：“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终还是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多年来于右任汇到三原的赈灾款成千累万，其秘书张文生曾将贴满五大本的捐款报表呈给于右任过目，于右任只是随便翻了翻，说：“这些报表赶快烧了吧，勿令我的子孙看见。”他给留学的儿子写信：“我有的钱先救穷亲，故对你们时时将款汇不出。但愿你们能努力读书，吃苦我是喜欢的……”
于右任的清贫连他的下属都要受到连累，跟着这么一个大院长，不仅油水没得捞，有时反过来还要先替他买单。于右任到了台湾之后，“赈灾”的对象从家乡人民变成逃难来台的亲朋古旧，他不贪污、不卖字，靠自己那点薪金根本入不敷出，遇有急需用钱时，就向身边的副官调度支借，乃至于右任去世之日，还欠副官宋子才三万余元未偿之债。
1962年1月12日，多病缠身的于右任自感时日无多，他在这天的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天后，他又在日记本上写下：“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又过两天，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后来传唱不息、催人泪下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八十六岁。病危之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到医院看望他，问他：“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于右任因喉咙发炎无法出声，只能借助手势表达，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其中之意既没有明说，大家也只好靠猜测理解，各说各有理。
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曾受过于右任恩惠的着名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认真思考后，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是说：将来中国统一了，请把我的灵柩归葬于三原故里。这一解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