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和武大郎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但你可曾想到，历史上真实的武大郎居然是身材高大的帅哥，潘金莲也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武大郎的弟弟武松居然也没有上梁山……
潘美不是害死杨业的大奸臣
许多戏曲、小说,如《杨家将》、《潘杨讼》、《佘赛花》中有一个反面角色——潘仁美,它们在歌颂杨业一门忠烈的同时,也把潘仁美塑造成了一个大奸大佞、阴谋害死杨业的人。随着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潘仁美的反面形象也深入民心。
潘美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并没有潘仁美这个人,其实这个角色是以宋朝名将潘美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传说是宋臣潘美府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这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查阅《宋史》等一些正史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潘美是个奸臣”的记载,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也不在其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之中。
对于杨业的死,戏曲、小说中都说是因为潘美与杨业关系不和,他嫉妒杨业,是他陷害了杨业。其实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据《宋史》记载,雍熙三年,宋太宗下旨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兵分三路进行北伐: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四州之地,当时监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攻,但杨业不同意,说:“今敌锋益盛,不可与战。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他刚说完,王侁反对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这样胆小怕事!应该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行进,然后攻打寰州。”他还讥讽杨业说:“你平素号称‘杨无敌’,而今见到敌兵,就停滞不前,不肯打仗,难道你有其他想法吗?”杨业无奈,只得率本部人马出击。
出兵前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便带兵撤离。《宋史》中说:“(王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说明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此时杨业与辽军作战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最后被俘。杨业被俘后叹息说:“朝廷待我甚厚,本当讨敌安边,以报国家,不料被奸臣所逼,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即拒绝进食,三日而亡。他死后,宋廷给潘美贬官三级,将王侁、刘文裕罢官。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
王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为什么潘美“不能制”?这是因为王侁是监军。监军和通判一样,是皇帝的亲信。“监军”既不是副职,也不是属官。监军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的行动进行监督和挟制,他还有权处死有不轨之举的将军。监军王侁代表皇上对将帅的挟制,既对杨业,也对潘美。在与杨业的争执中,是监军王侁“语激杨业”,在陈家谷是监军王侁擅离谷口,史籍上记载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对杨业之死非要去找一个所谓的陷害者或“主谋”,那自然是王侁,而非潘美。
潘美在此事中能负什么责任呢?他应负有领导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不能把全部的过错推到潘美的身上。
潘美的奸臣形象最早出于一本无名氏撰写的《杨家将演义》中,将潘美(书中用了假名“潘仁美”)刻画成通敌卖国、残害忠良的大奸臣。此后,潘美的形象被慢慢丑化,《杨家府演义》等小说不仅把潘美写成了奸臣,还让潘美死于忠臣开封府尹寇准的刀下。
包拯没有当宰相
在传统戏曲中,包拯经常被尊称为“包相爷”,相爷就是宰相、丞相,事实上,包拯从未做过宰相。
包拯29岁中进士后,因为他孝顺父母,竟辞官归里,颐养双亲,以终天年。直到先后给父母送完终,并且守孝满期后,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长县知县,后又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端州出产一种名砚——端砚,作为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由于官吏大量贪污,每年进贡端砚数不断增加,人民不堪重负。包拯上任后,下令只按规定数进贡,任何官员不得加码、贪污,一扫往日贪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包拯自己后来离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当地百姓均赞他廉洁无私。
此后包拯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瀛洲、扬州、庐州和池州知州,江宁、开封府知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
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也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宰相管理政权,枢密使管理军事,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因此,虽然包拯没有担任过宰相,但其担任的枢密副使也可称为副宰相级别的官职,因此,被后人称为“包相爷”也是恰如其分的。
宋嘉祐七年(1062)五月,包拯在开封病逝,终年64岁,死谥“孝肃”。“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刘墉不是罗锅儿
刘罗锅因为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却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但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历史上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儿。因为,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另外,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全是以貌取人,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胖瘦适中,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才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清朝选官如此重视相貌,若刘墉是罗锅儿的话,又怎有可能被选上?由此可以推出: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但也不至于是个残疾人。
史书上记载,嘉庆帝的确称过刘墉为“刘驼子”,但是刘墉当时已经年届八十,80岁的老头难免会有些驼背弯腰,但是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或者以为他生来就是个“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才貌双全的和珅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贪官,在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影视剧中的和珅老是被刘罗锅和纪晓岚捉弄,只会油头滑脑、阿谀奉承,观众受剧情的影响,渐渐把和珅归入不学无术、无才无能的庸人之列。
但历史上的和珅真是这样的人吗?
和绅
《清史稿》本传中称和珅“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童年时家境并不富裕,母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常保长年戍守在外,无暇照顾他和弟弟和琳。据说,和珅年龄稍长一些,就经常让家人刘全驾车带着他到处去借贷以度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小小年纪的和珅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在读过几年私塾后,十余岁即被挑选到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坐落于皇宫西华门内,主要招取内务府及八旗官员的俊秀子弟,可以说是一所重点学校。和珅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儒学经典和满、蒙、汉文字的教育。他熟练掌握了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并练就一手堪称一流的书法与绘画,除必修的功课外,他还有意搜集乾隆皇帝的诗,模仿皇帝的字体,这一切都为他的将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767年,和珅顶替父亲在宫中担任三等都尉,一天偶然发生的事,改变他的命运:一日,乾隆出宫,在轿中阅边报有奏犯脱逃者,乾隆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时随从诸校尉及期门(官员,掌护卫)、羽林(皇帝护卫军)之属,皆惊愕相视,不知所措;继互相询问,帝语何意?和珅应声曰:“典守者(县尉,掌缉捕和狱囚)不得辞其责。”乾隆为之惊异,问其出身及所学。和珅应对如流,颇令乾隆满意。
随后,和珅在极短的时间内,平步青云,从一名普通的侍卫,如同坐直升机一般升入权力高层,成为乾隆的亲信重臣,这种升迁速度是极为罕见的。
能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与宠爱,当然不排除和珅深谙溜须拍马之术,但是没有一些真本事是不行的,他本身的才干和机敏是其得宠的主要原因。
史籍记载,和珅除长相俊俏、气度不凡外,还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而且以理财、敛财专长。在他任内务府总管之前,这个主管皇家事务的机构总是入不敷出,常常亏空,和珅做了总管之后,内务府不仅不亏空,而且还略有盈余;他不仅善于从各省封疆大吏、盐政织造及富商大贾那里聚敛钱财献给皇上,而且还首倡在朝廷施行“议罪银”,收入所得全部并入内务府特别收入,以满足乾隆骄奢淫逸和好事铺张的生活需要,这一点深得乾隆皇帝嘉许。
而且,和珅记忆力惊人,过目成诵,聪明决断,办事干练,就连嘉庆也肯定他“精明敏捷”,这些正是晚年的乾隆所需要的。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曾特别提到和珅“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藏文)颇通大意”,乾隆五十六年(1791)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勤劳书旨,见称能事。这些才干都很令乾隆满意,和珅成为他不可多得的助手。
牛皋没有气死金兀术
《岳飞传》自古深受百姓喜爱,当中最令人悲愤的就是岳飞屈死风波亭,最让人拍手称快的就是“牛皋气死金兀术”,由于岳飞屈死风波亭是信史,所以,很多老百姓把“牛皋气死金兀术”也当成了真正的历史。于是,不知不觉中误解了历史。但历史上二人的真实情况是:
牛皋是南宋将领,一生戎马生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被誉为抗金名将。1129年,金兵入侵中原,牛皋聚众抗击有功,被提拔为中军统领和荥州刺史。1133年,牛皋加入岳家军。在以后的抗击金兵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提为岳家军副统帅。岳飞遇难后,秦桧于1147年密令都统制田师中在杭州以宴请各路大将为名,用毒酒害死牛皋,牛皋死前悲愤地说:“恨南北通和,不能以马革裹尸!”死后埋在杭州西湖栖露岭北的剑门关畔,墓前立一碑,其碑文为“宋辅文侯牛皋之墓”。
金兀术,本名完颜宗弼,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1126年,金兀术破北宋都城汴京,俘获徽钦二帝,灭掉了北宋。同年五月,康王赵构继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史称南宋。1140年金兀术还朝,兼监修国史,以功拜进太傅;七年,为太师,令三省事,都元帅,独掌军政大权。1149年病死。大定十五年,谥“忠烈”。这些在《金史·宗弼传》中都有专门记载。
据史料可知,牛皋于1147年被秦桧派人毒死,而金兀术于1149年病死,牛皋死后两年金兀术才死,何来的“牛皋气死金兀术”呢?
武松并未上梁山
大家都知道,武松是个英雄,功夫也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等,每一个故事都脍炙人口,让人拍手称快。他的行侠仗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部小说,所以大家可能会把武松当做小说中的人物,认为武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的英雄事迹是作者杜撰出来的。
其实不然,历史上确实有武松这样一个人,但只有其人,却无其事。
《临安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中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就邀请他来知府当督头。不久,因有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得力助手。后来,因高权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
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百姓怨声载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蔡虎”。武松对这个“蔡虎”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
一日,他身藏利刃,藏在蔡府附近,等到“蔡虎”前呼后拥回来的时候,便箭一般地冲上前去,向蔡鋆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这个坏蛋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住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里可以得知,武松除害后在狱中“遭重刑”而死,并没有上梁山。
杭州的老百姓“深感其德”,为了纪念这位好汉,将他葬于杭州北山街西泠桥畔,面对着秀丽的西湖。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
施耐庵通过艺术加工,将他塑造成了《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至于武松最后的结局,《水浒传》也写到他成了清忠祖师,得享天年,实在是一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美好的艺术处理。
武松之墓
包青天没有三口铜铡
大家都看过《包青天》,戏里面的包拯、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展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上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妖魔鬼怪更不在话下。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战心惊。
据说当时的包拯,因为惩治有功被皇上连升数级,成为开封府知府。皇上为了保证其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迅捷,更赐予了上斩昏君、下斩奸臣的上方宝剑与先斩后奏的利器:龙头铡、虎头铡与狗头铡——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朝臣不忠。死在包拯铡刀底下的有当朝国舅、东床驸马以及数不尽的贪官污吏,还有自己的亲侄子……当时京城甚至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
铜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