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当然也就没有这三口铜铡。
真实的包拯很晚才踏上仕途,史载,包拯在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直到双亲去世。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
康定元年(1040),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这时的包拯已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庆历三年,包拯铁面无私的性格受到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
翻阅《宋史》,我们发现:包拯并非绝大部分在开封知府时断案。包拯从宋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任暂代开封府起,到仁宗嘉祐三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止,总共当了一年半的开封知府。在这一年半中,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任何有关断案事件。
现存18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明清又诞生了20种,其中明代《元曲选》100种里包公戏占10种。打开《京剧剧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戏。
而事实是,只有一件“审牛舌案”是发生在包拯任天长县知县时的事情,而此小案又见于《宋史·穆衍传》里的一桩案件,同时记在两人名下,不知是包拯还是穆衍?
包拯之所以受人爱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功劳:
1.不持一砚归。端州出名砚。包拯从端州离任时,却不带走一方砚。航船途中发现一门生私携了一方砚台,包拯大怒,立命掷于江中,方才继续赶路。
2.疏浚惠民河。包拯主持开封府时,城池汛期吃紧而城内蔡河河道边常被有权势的官僚占去砌盖楼房水榭,阻滞了水流。包拯即令限时拆除,对过限不拆的“大人物”则开名单上报朝廷请求降他们的罪。
3.关心人民疾苦。包拯担任御使期间对西北边防多有良策。如他提出将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以减轻徭赋,扩大兵源。他提议对京东地区的一些冶铁专业户缓征生铁以让他们休养生息。他上书缓征500万石江淮地区的稻谷,“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4.任人唯贤。包拯晚年做台谏时,积极向朝廷举荐贤才,同时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塑了一座像,在塑像的旁边就放置着脍炙人口的三口铜铡。这三口铡刀,可以说是包公执法严明的象征,代表他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在我国的封建社会,等级非常森严,人活着的时候有等级,死了之后也是有等级之分,所以这三口铡刀所斩的对象都不同,上面的是“龙头铡”,专斩犯罪的皇亲国戚;中间的是“虎头铡”,专斩贪官污吏;最下面的是“狗头铡”,专斩刁民小人、恶霸。
然而,要说这铡刀铡死“驸马”陈世美,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陈世美是清代的。
至于斩包勉,就更是无稽之谈。按照宋朝法律规定,法官与被告人是亲属,或者有很近的姻亲关系的,都必须回避。包拯与包勉为叔侄关系,如果包拯大义灭亲,必然触犯宋朝刑律。
而且,君王只需要包拯这样的人来震慑其他官员,但是绝对不希望他们“功高震主”,绝对不会让他们拥有“三口铜铡”那样的权力。
段誉——从现实走进金庸的笔下
段誉,相貌儒雅俊俏,深受众多美女的喜爱,手无缚鸡之力又偏偏侠骨柔肠,只对王语嫣痴情一片。福大命大的他运气好得令人称羡,他的儒和雅、痴与纯,都给读者或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是金庸长篇巨著《天龙八部》的一个核心人物,大多数人认为,段誉这一人物,自然也是作者虚构出来的。
事实上,历史上不仅有段誉其人,连其父亲段正淳也有原型。
当时,大理国的创始人是段思平,乃大理前朝义宁国的节度使,段家从南诏国开始就一直是云南豪族。
段氏建国百余年间,权臣杨、高两个家族一直在朝廷争权夺势。
在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即位之前,大理被权臣高升泰篡权,而后迫于压力,把权力还给了段家,段正淳于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即位。他在国内“赦差役”,减轻国民负担;外交上,“使高太连入宋,求经书69家,药书62本”,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可惜,在这个时候,大理国已经气数将尽(古书上迷信的说法就是“彗星出西”),国内“大疫”流行,段正淳已回天无术,最后不得不走上“禅位为僧”的道路,让位给儿子段誉。段正淳是小说中的风流王爷,而在历史上,他其实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而是实实在在地当了13年的大理之主。文安四年,段正淳禅位为僧,后来也得善终。
1107年,段誉接替父亲为大理国第16代国王,他在位长达39年,是大理国诸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死后谥号宣仁皇帝。段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然而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段誉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入贡大理马、麝香、牛黄、细毡等土特产,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等。这也是大理受宋册封的开始。
潘金莲和武大郎的情感秘密
《水浒传》里描写的武大郎奇矮,不足三尺,靠卖烧饼谋生,他有一个很美貌的妻子潘金莲,后因潘金莲与西门庆有染,继而二人商量毒死了武大郎。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武大郎一直被当做窝囊男人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人们的鄙视,充当了一个受苦受难甚至被害人的角色;而潘金莲更甚,数百年来,她被视为“千古第一淫妇”,承受着“淫妇”等道德意义上的唾骂,他们的形象从何而来?无非是中国的两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和《金瓶梅》。
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他们是怎样的呢?
据河北省《清河县县志》记载,武大郎姓武名植,清河县武家那村人,县志和武氏家谱可以证实,武植身材高大,相貌不俗,根本不是《水浒传》中的“三寸钉,枯树皮”,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曾为山东阳谷县令。在为官期间,清正廉明,平反冤狱,治理河患,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世人尊称其为“武大郎”。
武家那村中有一座纪念武植的祠堂,整个祠堂由前庭院、展览厅、武植碑、武植墓四部分组成。一进武植祠堂,便可见武植雕像及为其正名的图画文字。祠堂后院有座土冢,便是武植墓。据其后人介绍,此墓始建于明代,为悬棺合葬墓,土冢原高9米、直径约20米,树木葱茏。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武家后人所立护墓碑。
1946年初,武植墓曾被掘开,村民亲眼看见里面的楠木悬棺,出土的武植骨殖高大,按照推算生前身高应在一米八以上。他是清官,所以无值钱的随葬品;他不是卖烧饼的,否则,哪有楠木悬棺和青砖垒墓?
而清河县城东北的潘家庄(后改名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黄金庄正南1.5公里便是武家那村。潘金莲并不是什么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随武植到阳谷县赴任,两人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四个儿子。
可以说,历史的真实和我们所知的相差太远,这么多年过去了,关于他们的错误认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四处流传而为更多人所熟知,是什么原因使无辜的他们处于这样的冤屈处境?
武植在阳谷为官时,体恤民情,为民请命,官声很好。而当地的西门氏是“阳谷一霸”,为非作歹,民讼不断。武植不畏强暴,为民伸张正义,因此得罪了西门家族。西门氏对武植怀恨在心又没什么办法,就编排一些武植的坏话到处宣扬。
就在这时,有一武植的同窗黄堂家遭大火,便到阳谷找武植求助。他来到阳谷县一住半月,因武植一直忙于政务,只是来的当天见了武植一面,便再也没有露面。黄堂以为武植不想资助他,故意避而不见,所以一气之下回到清河县。一路上,他为泄私愤,在道旁、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话,还编排西门氏与潘金莲的“绯闻”故事诋毁武植。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盖的房屋亮亮堂堂,他很奇怪,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知黄堂的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忙盖好了房子,本想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再告诉黄堂,可是……黄堂懊悔不已,但已经晚了,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清誉毁于一旦。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就如同一个娱乐记者一样,没有弄清楚事实,将听来的东西经过加工整理,给武潘二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声誉上的损失。
但他的后人却深明大义,努力为蒙冤的夫妻昭雪;黄堂也因太过自责而最终自杀;清河县的县志也明文记载着武大郎夫妻的真实一面,但千百年来民众中流传的形象已经铁一般固定了下来。
陈世美不是负心郎
由于戏剧《铡美案》的家喻户晓,恶棍陈世美的形象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定了格。人们一说到某男人如何抛弃发妻,便会随口吐出三个字:“陈世美。”
有人可能会问,历史上有没有陈世美这个人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是存在陈世美这个人的,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生于仕官之家。
清顺治八年,适逢京城开科会考。陈世美虽胸怀满腹才志,但苦于家境贫寒不能前去赶考。于是,有热心人出面撮合,陈世美得几位同窗资助,一同赴京会考。结果,陈世美考中进士,被点为七品知县,而同去赶考的同窗皆名落孙山。这里有文献《均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八年(1651)辛卯科进士。
后来,陈世美又升为陕西学道,专为国家选拔人才。陈世美因为官清廉,屡有建树,被康熙皇帝提拔为贵州按察使,兼任布政司参政,官居三品要职。
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和1992年在丹江口市发现的有关陈世美的碑文记载,都认为陈世美是一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体察民情的清官。
读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说陈世美是一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的清官,又为什么会背负“嫌贫爱富、杀妻灭子”的十恶不赦之罪?这其中确实另有原委。陈世美在贵州为官时,多有同乡同学来投靠,希望陈能为他们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而求仕进。后因来投者越来越多,难以应付,乃嘱管家一律谢绝。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一同进京赴考时,曾经捐助过陈。胡梦蝶也携同另一同窗仇梦麟欲找陈世美求得一官半职,遭管家回绝后,顿生报复之心。
二人回家之后,不惜花费银两,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一剧目《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世美,女主人公则换成秦香莲,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他们不敢用真名,而是把陈熟美变成了陈世美,还把陈世美说成了驸马,在陕西、河南一带演出。相传,清末一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陈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
一般地方和一般人看此戏并不把它当真,可是在丹江口市(原均州),陈姓居民一向认真对待此事,说这个戏冤枉了好人,因而愤愤不平,不许在均县上演陈世美的戏。
清代陈世美怎么会被宋朝的包公铡了呢?
据传,清朝某年正月十六,有一个戏班子演《秦香莲抱琵琶》,看戏的人格外多,他们嫌戏文太短了,唱不到半天,不肯散去。掌班的没办法,只好在正戏前头加个《陈州放粮》的短戏。
戏唱到中午,陈世美的家将韩琪受命追杀秦香莲,又放走秦香莲,韩琪自刎,秦香莲拉着儿女倒在血泊中……戏又到此结束了。看戏的不肯走,大家齐声吼:“杀了陈世美!”砖头、瓦块齐向戏台上打来。掌班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不敢在前台露头,赶紧溜到后台。
这时,唱《陈州放粮》的“包公”还未下装,他问:“台下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掌班的一见“包公”,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推着他说:“快,快到前台接着往下唱。”
“包公”说:“你急糊涂啦!我在宋朝,陈世美在清朝,相隔几百年,咋能同台唱戏?”“哎呀,事到这般时候,管他同朝不同朝呢!”掌班的说,“陈世美是驸马,谁敢杀他?只有你‘包黑子’铁面无私可以把他铡了,给老百姓出出气,就算煞戏了。”
黑脸包公只得重新整衣,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上场了,唱到他将陈世美一铡,台下欢呼起来。从那以后,小戏《秦香莲抱琵琶》就变成大戏《铡美案》了。
原来,这些强加在陈世美身上的所谓嫌贫爱富、杀妻灭子之事,实际上是一些嫉贤妒能的小人所为。现在看来实乃一桩千古冤案,陈世美就这样蒙受奇冤达百年之久。
历史上的法海是大德高僧
在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白蛇传》里,法海是个很可恶的和尚,心胸狭隘,公报私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拆散了许仙和白素贞的幸福家庭。其实,这也不全是神话传说,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法海这样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