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听说过，人在身处险境的时候往往会快速回顾他们过往的整个人生。我曾经无数次身处险境，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幸存下来。但是“闪回”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是我的脑袋不太灵光，也可能是我从来没觉得我会死。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不解决这件蹊跷事，我可能会快速地飞向死亡，我会死得很惨。现在这种蹊跷感主要来自我的降落伞，为什么它打不开呢？
其实，现在为什么打不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打开备用伞……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弗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国际机场14号登舱门，人不多，不太拥挤。美航405次航班将飞往迈阿密（Miami），在那里中转，然后再次起飞，前往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San Juan）。候机室里的20来名乘客估计很难占满正停在航站楼末端加油的波音727客机三分之一的座位。据说，405次航班的大部分乘客将在迈阿密登机，然后前往圣胡安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轮到我的时候，我提起行李，出示登机牌，快步走向登机门。透过窗户，我能看到地平线上乌云压顶。晚上8点25分，离飞机起飞还有最后的10分钟，最后一抹晚霞挂在西边的天上。随着乘务员关上舱门，飞机做好了起飞准备，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将行李放在行李架内。我带的行李明显超重了。我的包里藏着一个MT-1-X军用降落伞。
当然，我不会去迈阿密。
像乘客中我的十来个同伴一样，我会从这架飞机上跳出去。
更近距离地观察候机室中的这些人，会发现：他们大多在35岁以下，眼神坚毅而得体。有人可能会发现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劳力士手表和昂贵的跑鞋。除此之外，好像没有特别之处。这些乘客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一支12人的海豹突击小队。另外还有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空军特种兵、海军伞兵装配人员和一些来自佛罗里达州坦帕（Tampa）军事基地特种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他们都穿着便装，所有都符合军人戏称的“轻装”标准。总之，他们就那么不露声色地“混”在了人群中。
跟同伴一样，我也打扮得不露声色。红色的头发只有衣领那么长，脸上留着浓密的怀亚特·厄普[2]（Wyatt Earp）式的胡子，这或多或少为我长了雀斑的脸增添了几分威严。爸爸曾说过，我看起来像头发蓬松的职业网球队员或者肌肉发达的游艇驾驶员。这肯定不符合我的身份——一个肩负使命的美国海军中尉指挥官。不仅是海军中尉指挥官，我更像一位空军飞行员，在这支“上帝”海军中我拥有最好的工作。我是战斗在反恐最前沿的海豹6队的一支突击小队的指挥官。另外一个人提着的粗布包里装着我的武器和救生衣。我负责今晚的“盛宴”——一次低空偷袭和插入训练。
起飞前两小时，在海豹6队的营地，我们将装备和武器打包，各自赶往机场。我们检查了一下并无特殊标记、装着我们的武器和突击装备的包，在一架从来不告诉你目的地的飞机上我们拿到了机票。在这架405航班的配合下，我们要为一个秘密任务而进行一场演习。
“SEAL”代表着领海、领空和陆地，我们艰苦训练就为在这几大领域内执行任务。海豹突击队插入一个目标区域有上百种方式：我们可以从核潜艇上潜入；也可以在晚上将小艇从飞机上降落，我们称之为“橡皮鸭”；我们能在冰川上、丛林里、沙漠里侦察巡逻；我们也可以从直升机上跳伞或通过速降绳降落；我们将从商业航班上跳伞的训练或行动称之为“D.B.库柏”（DB Cooper）。通过商业航班潜入敌对国或“禁区”是海豹突击队的一项特殊技能。
大多数人没有从喷气式飞机上跳伞的经历。因为飞机的速度太快，并且它喷出的狂暴而汹涌的气流可能会折断你的脊柱，弄碎你的骨盆。我们从商业航班上进行跳伞训练，因为它们是无处不在的。禁止美国军用飞机进入是一回事，但全面关闭商业航线则是另外一回事。利比亚、叙利亚、古巴和大量其他敌对国都允许商业航班飞过他们的领空。而这正是海豹突击队所需要的。一个海豹突击队小分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跳伞进入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哪怕只有一个跳伞者幸存下来，就可能有一名成功渗入者。
从商业航班上跳伞的诀窍在于跳出时正确的体位与恰如其分的开伞时机，有两种基本的海豹突击队跳伞方式：一种是高跳低开；另外一种是高跳高开。高跳低开式，通常从35 000英尺（1.07万米）的高空跳下，带氧气，为了避免被监测到，在2 000英尺（610米）的低空开伞。跳伞者跳出飞机后，以大约120英里/小时（193公里/时）的速度极速下落，在打开降落伞之前可能会持续尖叫三分钟。而另外一种高跳高开式通常也是从35 000英尺（1.07万米）以上的高空跳下，三五秒后便打开降落伞。突击小队通常都采取高开的方式而不是低开——有时甚至还处于喷气式飞机的气流中。突击小队漂浮在33 000英尺（1万米）的高空，聚拢在一起，然后滑向目标区域。
在6.5英里（10公里）的高空，MT-1-X降落伞以30节的速度下降，在降落地面之前你的降落点可能覆盖附近几十英里的范围。这取决于头顶的风向，跳出飞机后，跳伞者可能会在二三十英里之外着陆。这是插入到不受欢迎的地区的最好方式之一，而且往往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无论高跳低开还是高跳高开，我们已经执行过上百次跳伞任务，今晚的跳伞被认为是一次常规训练。实际上，这可能成为我海豹突击队员生涯中的最后一跳。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后，我向过道另一侧的一位女士点头打招呼。此前早些时候，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她说她是一位政府官员，其实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她通常是一位中央情报局专员。像来自特种作战指挥部的高官一样，她是来监视我们的。
飞机收起了活动梯，乘务人员用自己生动的肢体语言再次重申了安全提示。没有意外，也没人注意。405次航班驶上跑道，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飞行甲板上多了一位美航机长，也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作为这次行动中的一员，他是一位称职的机长和飞行员，能驾驶十几种商业飞机——从小型直升机、波音747到庞大的道格拉斯DC-10。这位海豹突击队飞行员不仅能驾驶飞机而且会跳伞。
405次航班在跑道上越跑越快，机身开始摇晃起来。随着飞机爬上茫茫夜空，飞行员收到了诺福克地面起飞控制中心（频率234.32）的建议，换一个频率。飞行员现在用的呼号是美国海军的“攻击者26”。美航405次航班已不复存在。起飞控制中心雷达显示屏上的光点没有向南，而是转向北、向东，在弗吉尼亚海角上空。飞行员发出了进入离弗吉尼亚海滨25英里（40公里）的“海豹空投区”的请求，并获得了批准。
当我看窗外的时候，“攻击者26”已倾斜飞跃亨利（Henry）角的灯塔。飞机摇晃着飞进了正在逐渐增厚的降雨云层。我解开安全带，起身转向一等兵阿历克谢·莱墨（Alex Remero），一个身材矮小精悍、肌肉发达的哥斯达黎加人，一个爆破专家，一位战功赫赫从格林纳达战场归来的老兵。
“是时候换衣服了。”我说着。
我的突击小组里有3名古巴裔美国人、一个哥斯达黎加人、一个扎着骇人长发绺的波多黎各人和一对像我一样的白人冲浪者。在队里，我们都因喜欢咆哮的雷鬼乐而闻名，其他队员都叫我们“拉斯特法里人[3]”（Rasta Men）。我们因为有这么一个绰号而自豪。“拉斯特法里人”已经一起服役3年，在全球各个角落，无论在地上、在风中、在海里、在战火中，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随着“攻击者26”在“海豹空投区”旋转飞行，我们从头顶的行李架上拿出了降落伞。菲力·芬考（Phil Fenko）打开了飞机尾部的一个舱门，之前他把行李丢进了那个隔间里。像阿历克谢一样，菲力也不高大，但他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体重异常惊人。你可能忘记那些电影了——大多数海豹突击队员不高大，我身高6英尺3英寸(1.84米)，体重220磅（100公斤），被认为身材高大、行动不便。大多数队员高5英尺10英寸（1.78米）左右，体重160磅（73公斤）。他们不是健美运动员，而是三铁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行李箱被从那个隔间里递出来，降落伞检修工开始干活了。检修工拴了个攀山扣固定在甲板上，将绳索、滑轮、紧绳夹等工具放在了飞机过道里，为了在飞机尾坡道开合、跳伞开始的时候帮助我们。
军事跳伞不同于民间娱乐式跳伞。首先，军事跳伞，在你降落的区域不但没有仰慕你的女友等在那里，却有敌人。其次，军用跳伞需要负重。如果你认为有些装备是降落地面后所必须的，那么你必须带上它。尽管今晚的行动是一次训练任务，但是我们也必须全副武装：武器、弹药、防弹衣、攻击装备。人均65磅（29公斤）的负重。在执行“全面任务”或真实行动时，跳伞的海豹突击队员负重100—150磅（45—61公斤）是很平常的事。卫星无线电装备、夜视仪、反坦克火箭、爆破装置，潜水装备只是其中的可选装备。今晚，我们仅仅配备了射击装备。今晚一跳被认为是“好莱坞式”跳伞——“娘娘腔”的花拳绣腿而已。
我们换上宽松轻便的灰色跳伞服。在跳伞服外面，我们再绑上可充气的水下爆破队救生衣、手枪弹药带和皮套。这是我们的一线装备，也是基本的“安全装备”，包括一支点40口径格洛克17式手枪、4个弹夹、一把匕首、马克13闪光弹和红外线闪光灯。还有绑在大腿上的黑克勒·科赫 Mp-5冲锋枪。这些一线装备可能是我们的最后防线。如果换成救生衣、手枪和烟雾弹，我们可能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
我们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攻击装备，装在背包里，用肚带紧紧地扎着，包括蔡纳（Zainer）防水避弹衣、一个急救药箱、骆驼背水壶、一个加密无线电、一个麦当娜式头戴耳机、一个防弹头盔、一个防弹背心和16个Mp-5弹夹。即使是在这次训练任务中，每个人也携带了480发点40口径并涂了特氟龙[4]（Teflon）的空头弹药。这些经过特殊处理的弹药可以穿透各种类型的防弹衣，也包括我们自己穿的。
也许有人会问，只是一次训练我们为什么携带真枪实弹？在海豹突击队里，训练跟实战一样。训练携带所需的一切真枪实弹是最基本的要求。你必须要事先学会怎样跳出飞机，使用降落伞，携带作战装备安全着陆，而不是在战火纷飞的巴格达街头再临时抱佛脚。
我们背上降落伞，然后将装有沉重装备的背包也系上活扣，背在肩上，并保证所有的装备在第一时间内可迅速卸下，并可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因为在落地几秒钟内，我们就要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
随着检修工放下绳索，空中指挥中心与“着陆绿区”建立起通信联系，弗吉尼亚海滨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区域便是我们的目标着陆点。“着陆区”停着队里的3辆不显眼的雪佛兰越野车。着陆点等待我们的接待人员扮演“友军”的角色，我们一着陆，他们就会接待我们。在实战中，他们可能会运送我们到目标区域或者是安全屋。今夜，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待在那儿，并与空中指挥中心建立通讯联系，等着我们降落。当我的12人突击小队一落地，这次训练可能就结束了。
正当我们完成装备检查时，一位空中指挥中心的指挥人员向我走来，他看上去一脸忧郁。
“海豹空投区地面指挥中心报道，东北风，20海里/小时（37公里/时），短时阵风30海里/小时（55.6公里/时），并有大雨，能见度不足半英里，要不要中止这次训练？”
“不，我们能应付。”我坚定地回答。
就在我说出这话的刹那，一道闪电照亮了夜空，飞机也开始剧烈摇晃起来。这位空中指挥中心的军人抓紧了椅背，差点摔倒。
“纪律严明啊。”他嘻嘻一笑。
当时的天气条件确实比较复杂，实际上已超出了参数范围，但参数仅仅是指标。我们曾经在更为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跳过……另外，如果我们顺利结束这一跳，就可以在大乌鸦酒吧关门之前去喝几杯。这也许会是我最后一次训练，并且今夜由我买单。尽管我并不着急，但我还是希望在天气变得更加糟糕之前我们能顺利着陆。
大约20个月前，我已向海军秘书处递交了退役申请，请求辞职并离队。海军军部花费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批复我的请求。当你身披戎装并担任重要角色时，你肩负着责任，并心甘情愿地为总统服务。很显然，白宫主人不会让一名海豹6队的军官轻易离开。但海军军部最终还做出了批复，自从我交上辞职信那刻起，我就天天盼望着、计算着。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想再为海军做任何其他的事，我只想隐退。3天前，我得到了批复。我的任命今天午夜到期，还有最后3个小时。
所以，我站在727客机的尾部做什么呢，等着跳进弗吉尼亚郊外的那个足球场吗？随着飞机剧烈摇晃着在雷暴中穿行，我开始问自己同一个问题。3个小时后，我就要离开海豹6队了。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做？这听起来有点怪异，我明明不想跳但我还是决定跳了。
我厌恶跳伞。不幸的是，关于我的这个厌恶，队中之人众所周知。尽管被取笑，但我还是完成了300多次跳伞任务中的每一跳，其中3次是执行插入作战任务，我必须做一名称职的执行者。在33 000英尺（10公里）的高空，当你戴着夜视镜尝试着与12个“降落伞”融为一体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是这里绝不会有不合格的队员导致阵型破坏。此外，正如海豹突击队的基本训练规则：我不必喜欢，但我必须做。我是突击小组负责人，我的队员抽到了这次行动。如果“拉斯特法里人”都要跳，我绝对不能临阵退缩。
我转向这位战斗指挥中心的人说：“放心，不会有事。”
检修工和观察员挣扎着爬向他们的座位，并扣上安全带。这些战斗指挥人员拉出了飞行员头盔，他们的氧气面罩与绑在他们身上的氧气瓶是连在一起的。通过氧气面罩里的微型无线电装备，他们可以继续与降落区保持联系。随着驾驶舱内的压力越来越小，我看着手腕上的测高仪，指针指向12 000英尺（3 658米）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我们所在的高度。
阿历克谢打开了尾部舱门，驾驶舱内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实际上，它对胸部都有所伤害。指挥人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时候已经无法交谈。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用手语交流。空中指挥人员伸出了5根手指和1个拇指，这说明再有6分钟就到我们的表演时间了。
跳伞者拖着脚走向飞机尾部。约瑟·胡瑟·罗派兹（José “Hoser” Lopez）登上折叠梯，爬到尾坡道末端。当飞机处于飞行状态中，波音727不可能完全展开尾坡道，“D.B.库柏”（DB Cooper）行动一开始，就有很多危险。飞机机身下的气流抵消了坡道展开的推动力，阻止了尾坡道的完全伸展开来，也不能锁定位置。成排的队员挤在活版盘上，观察着，胡瑟爬到了尾坡道的末端，做了回“人体弹力球”。他抓着扶手，跳上跳下，迫使尾坡道完全伸展开来，并牢牢地锁定位置。
这可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当你在玩“跷跷板”的时候，飞机正以超过140英里/小时（225公里/时）的速度飞行。直到推力克服了风的阻力，而1 000磅（454公斤）重的尾坡道像倔强的骡子一样。做“人体弹力球”的队员很容易丧命或致残，但今夜，在几次疯狂地旋转后，胡瑟搞定了尾坡道。
尾坡道顺利放下，在金属踏板上按上绳索。在我们跳出去后，绳索收缩，关闭尾坡道。胡瑟占据了尾坡道最靠外的一个位置，双手紧紧抓住绳索。他转脸面向其他的跳伞者，胡瑟可能是第一个要跳出去的人，他需要看我跳伞手势。我们紧紧地挤在了坡道上，我是最后一个上去的，在这个活版盘的顶端，靠近空中指挥官。这些空军战士戴着头盔，看上去活像一个巨大的昆虫。他转向我，伸出了3个手指。我将这个信号传递给了胡瑟，他松开了一只手，并向“拉斯特法里人”做出了同样的手势。3分钟之后，我们都跳了出去。
看了一眼测高仪，指针指向5 000英尺（1 524米），我正处于高速下降之中。通过打开的飞机尾坡道，穿过重重雨幕，我能看见一英里之下切萨皮克海湾大桥隧道上闪烁的汽车前灯。倾盆大雨和之字形闪电划破云层。海湾波涛汹涌，乌云低沉，暴风雨包围着我们。在闪动的飞机防撞灯照射下，我能看见冰冷的雨线。这架727在切萨皮克上空拉了一个宽阔而慵懒的回旋，进入降落诺福克国际机场的模式。
今晚训练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看一串跳伞者会不会在进场雷达上显示出来。在按“海豹空投区”的轨道飞行后，攻击者26号已向诺福克国际机场发出了降落请求，并进入降落轨道。按照计划，“攻击者26号”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并进入降落模式。我们的原定降落区可能离机场高塔2.5英里（4公里），在切萨皮克海岸与机场跑道之间。随着飞机进入俯冲降落状态，足球场进入视线，我与队员们可能会跳出去。
在离地大约有700英尺（213米）的时候，我们会跳出飞机，对自由落体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低的高度。在我们跳出飞机之后，尾部坡道可能会自动关闭。“攻击者26号”降落并稍作停留后将会转到附近的奥希阿纳海军基地。但这毕竟只是计划，从现在这一刻起，对我而言，那个计划完全是个噩梦。
作战指挥官举起了他的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有半英寸的距离。我将这个“30秒后起跳”的信息传递给了胡瑟。我看了一眼测高仪：我们即将通过1000英尺（305米），指挥官拍打了一下我的腿。我冲着头戴式无线电设备高喊：“跳！跳！跳！”尾坡道底部的胡瑟第一个松开了抓手，立即被吸了出去。我看着他消失在雨幕中。其他队员也哗啦啦地跟着跳了出去，潜入无尽的黑暗之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人。身体骤降，我仿佛能感觉到飞机发动机所散发出来的热气，嗅到刺鼻的喷气式飞机燃料燃烧的味道。
随着我的身体猛地进入气流之中，我弓起了背。从飞机上出来，身体就像冲在一个巨大的浪上。下降的感觉相同，并且你必须努力弓起腰，保证不会翻跟斗。等了大约3秒钟，我的手指钩住了开伞索，并拉了下。我感觉到了绳扣打开，背上的降落伞套也打开了。内置弹簧的导伞启动，我的主降落伞和整理包向空中弹射开来。我为即将而来的从时速120英里（193公里/时）骤降到几乎为零而引起的身体剧烈震动做准备。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并屏住呼吸。
但是我的主伞并没有打开。弗吉尼亚仍然在迅速地向我涌来。我可能还能活10秒左右。
我曾经听说过，人在身处险境的时候往往会快速回顾他们过往的整个人生。我曾经无数次身处险境，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活下来。但是“闪回”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是我的脑袋不太灵光，也可能是我从来没觉得我会死。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不解决这件蹊跷事，我可能会快速地飞向死亡，我会死得很惨。现在这种蹊跷感主要来自我的降落伞，为什么它打不开呢？
其实，现在为什么打不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打开备用伞。我没有回顾我的生命历程，我必须进入一个“异常兴奋的世界”。这几乎发生在每一次我面临险境的危急时刻。整个星球看起来都停了下来。一起都缓慢下来，异常安静。我不再听见喷气飞机的轰鸣，不再听见头盔边呼啸而过的风声，不再感觉到砰砰打在脸上的雨点。整个世界仿佛进入“慢动作”状态。唯一的问题是，再过5秒钟，我可能就会以每秒176英尺（191公里/时）的速度钻入地面。
离开飞机之前，在尾坡道上我的测高仪指向750英尺（229米）。那是差不多4秒前发生的事。如果打不开降落伞，估计现在我即将穿越500英尺（152米）的高度。
我的大脑很清醒，并且高速运转：相对速度、可能性（概率）、行为和结果。我看似完全沉浸在静默当中，实际上我在快速思考。在15秒钟之内，我将要描述铺开的每件事。那段时间可能就决定了我的生死。
我仅有几秒钟的时间了。并且我知道不管我如何努力，都可能是徒劳，但是我将与这些难题同在，我会战斗不息，直到我打开降落伞或者反弹开来。我曾经无数次接受训练，处理各种非最佳状态下的降落伞故障。我的头脑中拉出了一个故障菜单和对应的解决办法。无论生死，我都会放手一搏。问题是，我还弄不清自己遇到了何种故障。
我将双膝提至胸前，处于坐姿状态。我现在降落的状态就像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我仰起头看见，我的导伞已经启动，而我的主伞还裹在尼龙套里，卡住了。我仅有个大块面包大小的尼龙包，撑在那里，而不是张开的上百平方英尺的伞盖。并且它不可能令我缓慢下落，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在我上方数百英尺的地方，在同一条线上，我能看见其他队员方正的伞盖。“拉斯特法里人”的降落伞淹没在低矮的云层里，正变得越来越小。我像一个石砧一样飞速下降。
在这一过程中，我告诉自己要保持以往训练时的状态。我扔掉了开伞索，我的手伸向了我右肩胛处安全带上的“奶油夹心蛋糕”——这是一个尼龙皮扣，它与切断主降落伞的绳索相连。在打开备用降落伞之前，我必须得先剥离我的主伞。否则，我的备用伞缠结在一起，根本无法使用。
打开“奶油夹心蛋糕”需要两步：首先将它从一个双面缝制的尼龙搭扣上剥离出来；然后这个“奶油夹心蛋糕”和大约两英尺长绳索必须完全拉开，这样主伞才可能脱离。我注意到了测高仪上正在变化的数字，现在是400英尺（122米），正是打开备用降落伞的最低高度。随着这一过程的出现，我告诉自己，身处绝境只能即兴发挥了。
我将“奶油夹心蛋糕”攥在手里，我已经将它从尼龙搭扣里拉了出来，在我将要剥离主伞的刹那，我的主伞打开了。准确的说，是3/8的主伞从装它的伞包里解放了出来。随着我的整个身体下降速度的突然减缓，我的脑袋也猛地向上急拉。这分明是一种爱尔兰人的幸运。我现在终于有了半个降落伞。
我再次看了下测高仪：它指向了300英尺（91米）。这个高度已经低于打开备用伞的最低建议高度。现在我已经不顾一切了。
真正即兴发挥的时刻到了。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现在的高度太低了，根本不能剥离主伞，再打开备用伞。我唯一的机会是，利用现有的不完整“小伞”，并尝试着驾驭它。我也知道，在低于500英尺（152米）的低空，我的测高仪已接近失灵状态。因为这种装置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测量大气压力来完成的。而我正在穿过一个雷暴中心。我可能处于300英尺（91米）的高度，也可能更低。也许当我摔在某人的空中探照灯上时，测高仪上显示的高度仍然是300英尺（91米）。
自从我离开飞机后，我第一次向下瞥了一眼，发现下面有一个L形海湾，我知道这个海湾在弗吉尼亚海滨附近，可能离原定的着陆足球场有半英里（805米）。
我的大脑高速运转，做着计算，可能比科学怪人的太阳能计算器更快。我正在以不低于90英里/小时（145公里/时）的速度下降。我全面打开降落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我掉进水里，我可能会活下来。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但现实是几乎不可能的。即使我没直接摔死，也很可能摔晕。我身上还绑着65磅（29公斤）的装备，在那样的重压下，我也很可能沉溺而亡了。我必须再想办法开伞。
MT-1-X军用降落伞不是圆形的，而更像翅膀。并且像翅膀一样，更利于操控，跳伞者可以飞向任何想去的方向。这是一种非常优越的伞，在它的帮助下，我能从6英里（9公里）的高空跳下，并准确找到着陆点。问题是，现在我仅有半只翅膀。更糟糕的是，我不再垂直下落，而是在螺旋下降。
我现在在水平旋转，一秒钟差不多就要两圈。受旋转的影响，下方的沙湾看起来就像一个飞盘。与此同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我脑部的血液开始涌向腿部。我已开始出现眩晕。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必须打开剩余的伞盖。
我使劲伸了伸手，用双手抓住了降落伞的组带，使出浑身的力气拉他们。那是最后的挣扎，不顾一切的行为——结果还真起作用了。随着清脆的砰砰声，伞盖部分剩余的5个单元组终于打开了。尽管有一个已经被撕破、泄气了，但是我有了一个几乎完全打开的降落伞。现在的高度是250英尺（76米）。
我仍然在那片水域之上，尽管我曾经做好了迫降水上的打算，但是我认为通过调整飞向陆地比带着负重65磅（29公斤）的各色金属物件游泳更好。闪电穿过雨幕，我能看到一个船坡道，并且在我的右手边100码（91米）处有一个停车场。我调整了风向，飞向空荡荡的停车场，冲向那个近乎完美的着陆点。
我正在为自己高超的飞行技巧感到庆幸时，一些咸咸的东西溅到了我的脸上。顺着我的手腕滴落的鲜血，溅到了我的护目镜上。我才发现，在我抓挠“奶油夹心蛋糕”的时候，扯掉了右手的两个指甲。尽管不算受伤，但我能感觉到那两个指甲盖已经完全脱落了。我从脸上拉下了血迹斑斑的护目镜。
雨帘之外隐约可见，停车场上空为三层高压线所包裹。我刚刚逃过一劫，难道就是为了被挂起来或者遭遇电刑。我努力右转180度，在我全力转弯的时候，降落伞开始剧烈颤抖起来。降落伞受损部分再次扩大，降落伞崩溃了，在它再次鼓满风之前50英尺（15米），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不大可能再次调转了，我正顺风而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降落伞处于全速飞行状态，正乘风以20节的速度下降，可能相当于在地面上以40英里/小时（64公里/时）的速度行驶。硬着陆不可避免。在失去控制的状态下，以这样的速度着陆，让人心忧。
150码（137米）之外是一处沙地——示范海滩，有时我们会在那里启动潜水训练任务。我恰好有足够的高度再次调整，但是我仍在全速下降。太快了，即使我完全刹住降落伞，仍然会以30英里/小时（48公里/时）左右的风速降落。我不敢急刹，因为那样的话，降落伞可能会发生折叠，并将我扔下去。全速是唯一的选择。我伸手摸到了控制杆，小心翼翼地做了一系列左右调整。我向海滩滑翔而去，并提前撅起了屁股，为即将而来的撞击做好了准备。
我眼冒金星，膝盖猛撞在背包上，Mp-5冲锋枪戳进我的肋骨，我听到了令人作呕的断裂声。处于半清醒状态的我上下颠簸着，被仍然鼓着的降落伞拖着，穿过海滩，我的鞋跟在沙地上划出了一道沟。又穿过了一片草地，我被拖出了环绕海湾的一条公路。为狂风所困，这个刚刚救了我命的降落伞拖拉着我，直到我变成一个“汉堡”。我那血淋淋的手指再次抓住了“奶油夹心蛋糕”，猛扯，主伞脱落并飘走了。我在公路另外一边的沟渠旁停了下来。
这段旅程总算告一段落。
我的脸上和手上满是血污和沙子，当我被卷入风中的时候，我的肋骨啪啪作响。我躺在草地上，雨点拍打着我的脸。我笑了起来，现在是东部时区晚上11点56分，再有3分20秒，我就会成为一位平民老百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