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自私的悲剧中，最终我憔悴至极。我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不再想心理学博士学位，也不再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我万念俱灰。
我弄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随波逐流，孤苦伶仃。
后来有一天，我走过校园，突然顿悟。我会耗尽20来岁的美好时光，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另外3年的学校生活，一篇毕业论文，一段实习生活……然后我会花费我生命中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去说服“白富美”不要害怕蜘蛛。
其实，活着的意义不止于此。在越南服役期间，我爸爸得到了7颗星……
尽管有些抵触，但对我而言，加入海军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出生于海军世家，我的父亲是一位职业海军军官，母亲是一位海军护士。我的父亲派特（Pat）毕业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大学，是一位驱逐舰舰长，晚年在海事大学担任战略教授。他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市郊外的奥科诺（Oak Knoll）海军医院遇见了我妈妈琼妮（Joni），当时我妈妈在那里上班。我是家里四兄妹中的老大。在这样一个军人之家，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弟弟肖恩（Sean）是商船队的总工程师，而我的妹妹柯琳（Colleen）和凯特（Katie）都是注册护士。
因为随军，我们经常搬家，但家庭和睦。虽然家境不算富有，但还算殷实，我认为我基本上还算有个幸福的童年。
我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我学习教义，收集圣卡，全副盛装地参加了第一次圣礼。尽管不是严苛的天主教家庭，但是每个周五我们都吃炸鱼条，蘸番茄酱。我是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孩子，在12岁不谙世事、道德观模糊的时候我就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了这种信仰——圣事、圣礼、圣人及其所有的一切。但没能持续下去。
1969年8月，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登月6周后，一场极强雷暴在美洲西海岸游荡。由于受近海信风影响，这个雷暴云团迂回向西，穿越大西洋。不久，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低气压云团有了一个名字，国家气象局称其为“卡米尔”。
“卡米尔”可能演变成最具破坏性的飓风，袭击北美。巨大的漩涡力，裹挟了大量来自大西洋上的热带温暖水分，“卡米尔”潜近佛罗里达海峡，佯攻坦帕（Tampa），却呼啸着冲向了墨西哥湾。“卡米尔”变成了巨大的怪物。
我的家乡恰好在它的直接影响范围内。
1969年8月17日，“卡米尔”飓风过后，密西西比小镇比洛克西（Biloxi）成为一片废墟。而当时，我的父亲正在越南战场上，是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的一名职业军官。不同于之前的驱逐舰舰长，这次他来到了地面上。越南战场血流成河，他将我们安置在比洛克西，等他回来。
尽管当时我才12岁，但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作为长子和海军大院里的捣蛋鬼，我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男人。我们在从纽波特到珍珠港的每一个海军大院里生活过，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上过5个不同的小学。除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父亲之外，我们只是孩子，对世界大事并不关心。当时正值炎夏，往往更羡慕伙伴们有了一套新自行车或沙冰。
1969年，风暴预警机制尚不成熟，包括气象预报员在内没人能想象到“卡米尔”的威力，我们毫无察觉。飓风正北移，我们却毫无撤离的意识。
仅仅在风暴到达前几个小时，我们从临水的家里搬到了海滨的多层酒店里。事后来看，我们这次临时搬家无疑愚蠢至极，却救了我们的命。
当风暴到来之时，弟弟、妹妹们、妈妈和我在这个城市所剩无几的几栋完整建筑里安然度过，那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酒店位于比洛克西的主海滨区。
那个早晨，起床后我们发现这个城市已经从地图上抹掉了。
在这个饭店周围，海上货船被掷到离大海几百码的地方，枝头上挂着尸体，碎片残骸、动物尸体、捕虾船、面目全非的汽车和浸泡在泥中的各种私人物品，散落一地。比洛克西已不复存在。
在离宾馆半英里（805米）远的地方，我发现了我们的旅行车，上下颠倒的车上还留下了一个“冰雪皇后”。关于我们的家，我们仅仅抱有一点希望。在国家护卫队的保护下，我们穿过海湾，去寻找我们的房子，还有附近的邻居，发现只剩下一片废墟。泥水覆盖了一切，看上去像个战场。不，是比战场更糟糕。
没有食物和水，手足无措的幸存者徘徊在碎石瓦砾中，哭泣。这里没有警察，没有紧急服务机构，甚至没有政府机构。“卡米尔”像一个巨大的均衡器，每个幸存者都变成了赤贫的、溅满泥污的难民。阶层等级和财富也仿佛变得不再紧要。文明摘掉了它虚假的外表，战争似乎又变成了至高法则。晚上，幸存者与抢劫者之间争斗，枪声不断。
当时，我爸爸仍在越南，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通讯工具，根本无法告诉他或其他任何人，我们在哪里、我们还活着。因为震惊和伤心，我妈妈几乎要疯了。除了坐在废墟里等，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在房子的废墟中生活了3天，从泥水中四处搜寻完整的罐装食品和水。最后，我爸爸获假离开。爸爸从西贡乘飞机、火车、汽车，辗转万里回到家里，发现我们一家人蜷缩在老房子的废墟上。除了彼此相拥之外，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现在爸爸回来了，我们慢慢开始重建家园。
在比洛克西的泥水中，我对上帝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我只是一个不到13岁的孩子，但我看到了一座城市轰然倒塌，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就像地毯式轰炸一样。如果这是人类的杰作、战争行为，我原本还能理解。但这不是人类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怒火。
在我家的废墟里，我诅咒上帝。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我诅咒他。这里的人们，我的家人，这个熟睡中的密西西比小镇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至于获此灭顶之灾。
我并没有一直火冒三丈，但是从此我将上帝，任何仁慈、善良、宽厚、开明的神祗概念，完全排斥于外。那个天主教好小孩从此不在。我不需要烧毁国旗来抗议，神已死去。我了然于胸。很长一段时间里，上帝与我曾经相处融洽，不分彼此。
1973年，我们再次被安置到罗德岛州（Rhode Island）上的纽波特（Newport），我完全着迷于冲浪。在之前的几次旅行中，我喜欢上了这项运动，那会我们被安置在夏威夷，当时我虽然还小，但激情澎湃的戏浪已成为我的最爱。除了待在水中已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的事。无论何时，冲浪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为此而跷课。有的孩子喜欢逃英语课，我却一次跷一周的课，并且情绪一来就跷课。
逃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将冲浪板和潜水服藏到宿舍后的树丛里，搭车到海滨。我计算着时间，冲完浪，我换上校服，再将冲浪板和潜水服藏回原处。回到家，我的同学们差不多刚好从校车上下来。我的父母不知道我没去上学。如果他们问我，为什么我的头发是湿的，我就告诉他们刚刚上完体育课我冲了个澡。
这是我喜欢的生活，但是也未能持续多久。训导主任将我的父母叫去，告诉他们我经常逃学。一个无可救药的跷课生被直接放到了D等差生行列。我父亲倒是反应迅速。一天下午，我回到家发现餐厅的墙板上，5个军校的目录一字排开。爸爸让我看一遍，然后从中选一个。当时我15岁，还是一个穿着鬼精灵冲浪衣的纨绔子弟，并且如果我说，一群穿着纳粹制服的白痴，肯定会挨骂。我指着最近的目录说：“这个怎样？”
我手指的是一个灰色的目录，“S.M.A.”三个字非常显眼。我不甚了解，但是我随便挑选的这个是全国最古老、最严厉的军事预备学校：史丹顿军事学院（Staunton Military Academy）。
我爸爸仅仅笑了笑。
两周后，我站在谢南多厄山谷中沥青检阅场上画的一双巨大脚印上。我是100名新军校学员中的一员，被称作“耗子”，正在接受史丹顿军事学院的欢迎。一个高年级的学员冲着我惊声尖叫，在他尖叫的刹那我几乎能看到他的扁桃体。我记得他呼吸急促，如果不喷出一团唾液他看起来好像不能说话。我穿着一件宽松的阿罗哈衬衫，长发及肩。幸运的是，我将那件“鬼精灵”衫留在了家里。我记得，当时我被称作共党分子、阴阳人、狗娘养的嬉皮冲浪者，与我的“新兵蛋子”战友一同奔向学院的理发店。
我在史丹顿军事学院度过了两年时光。像每个曾经去过那里的学员一样，我记着，那是一个让你每天都恨，但在余下时光中怀念不已的地方。那里学术过硬，军法如山。作为一个“耗子”，这里几乎没有自由时光。我们组成一个新兵营，每天3次向食堂急行军。随之相伴的是在检阅场上的表现，表现优异者先吃，然后才轮到“懒鬼”们。而后吃往往意味着要挨饿。当食堂的饭菜吃光了，他们就会拿“粉蛋”当早餐、午饭和晚餐。
吃饭的时候，每隔一次，我们就会被高年级的“纪律标兵”折磨。我们的房间会遭受每周三次出其不意的检查。不鼓励“开小灶”，学校禁止我们私藏行李或平民衣服。我们的私人物品、制服和武器都要接受例行检查。无论阴晴，每天下午我们都进行训练，每个周末都进行着装检阅。违反纪律者要备案，并且被送往“落后小组”……这通常意味着带着来复枪和背包围着学校跑，铲雪或者扫树叶。
史丹顿是一所老校，浸润在优良的传统中。其建校的历史可追溯到美国内战时期。史丹顿的教授之一，梅杰·托马斯·胡万（Major Thomas Howie），在诺曼底登陆后率领联军突破了圣洛防线，并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在史丹顿的校友中，参议员、上将元帅、将军、战斗楷模、国会议员和世界500强的CEO，数不胜数。在这些人当中，人们可能喜欢约翰·迪安（John Dean）和巴里·戈登瓦特（Barry Goldwater）。史丹顿绝对不是那种为了迎合学生而降低身段的学校，在这里，要么你适应，要么你消失。
有意思的是，在这所高校每个人都携枪，我们却没遇到过学校暴力事件，但是偶尔会有人自杀。当我是一个学员的时候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哪个校友做掉自己，但是我看到了几个神经崩溃、不能自控的孩子。用学员的行话说，这叫“早点解脱”。一年会发生了几次。有人又哭又闹，但是还是被当日值班的长官强行带走，从宿舍带到医务室和学校护理室。第二天，这个不幸的学员的房间就会被清理干净。没人再多谈这件事。就像我说的，史丹顿是一个严格的地方。
这个学校也奖励上进者。如果一个学员上了主任的花名册，而且得到了A或B的佳绩，他就可以得到特权，不必参加日常的自修课。而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是非常珍贵的。这段难得的闲散时光可以用来花在学员食堂、吸烟或者闲逛。学员们理应出示由他们的父母签署的购烟许可，才能买烟，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要看那玩意。结果，每个人都会抽烟。另外一种逃脱军事牢笼的方法是出去参加大学运动会。运动员可以下午去练习，并且在运动场上没有扯蛋的军事理论。远离军事训练场的客场比赛备受学员们欢迎，因为那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远离行军和擦拭武器。
在史丹顿，我所学到的远比怎样清理来复枪、训练小队和擦亮皮鞋，要多得多。你可能认为，不要送年轻人去军校，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磨掉棱角。但是，我的很多兄弟学员都具有多方面的天赋。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学校同样将1 200名顶级问题少年放到一起，是明智的吗？在我们连队就有弗吉尼亚州第一富豪的富家子弟、水门事件的谋划者的儿子、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后代、电影明星的混蛋私生子。我们也分享故意破坏他人财产、毒品交易等方面的经历。
但在史丹顿，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之后在海豹突击队能用到的能力，比如开锁、热线打火发动汽车、伪造一个完美的新泽西驾照，甚至可以用它来买啤酒，那是年满21岁才被允许的行为。
在很多方面，史丹顿都像17战俘营——那个德国纳粹用来关押倾向于逃跑的盟军军官并作为“逃跑证据”的战俘营。因为专注于这一行，我们的看守员创造了“逃跑中心”。像无畏的战俘一样，我们在围墙上打洞，脱掉制服，换上藏在某个秘密地方的便服，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溜到镇上去喝啤酒。不像德国战俘营的逃亡者，我们的逃跑遵循圆形路线，并且我们总能在起床号吹响之前回到宿舍的双层床上。
史丹顿还教会了我另外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怎样装门面，讲排场。我学会了擦亮鞋，保持制服笔挺并且会说“是的，长官”。在史丹顿，学员们学会了白天操练，脚尖呈一条直线，晚上嚎叫。
不能说我享受在史丹顿的那段时光，但是我需要它。我的成绩从倒数的D类上升到A类和B类。在田径和足球方面，我崭露头角。毕业那天，我被派往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并赢得了全额后备军官奖学金。那个嬉皮冲浪者变成了一个爱国者。
我都做了些什么？可能因为冲浪方便，我选择了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大学。我婉言拒绝了安纳波利斯的邀请和那份后备军官奖学金。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军事经历，或许这只是我的片面想法。我的父亲自然很失望，但我从来没有因为婉拒安纳波利斯而受责骂。他从来没有提过，我感谢父亲在这件事对我的宽容。
史丹顿毕业，上大学就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史丹顿已经教会了我如何预算自己的时间，怎样学习。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我是一名大学生运动员、大学联谊会的干部并且找了一份全职工作，与此同时我的成绩也直线下降。我主修临床心理学，期望毕业后做一名心理学博士，并且到郊区去实习。
事情并不尽如人意。
我陷入爱情的漩涡中。我心跳加速，一门心思地爱上了回纽波特途中遇到的一个女人——丽莎·维特恩（Lisa Wheaton）。她是另外一所军校教授的女儿。大概在我被送往史丹顿的时候，丽莎的爸爸，一位上校工程师，被送至德国。我们开始不间断地写信，并且当她回到美国，加入马塞诸瑟的蒙特·霍利约克（Mount Holyoke）大学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位空中达人。我们大学三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是一起在英国度过的。丽莎加入伦敦大学，我去了巴思（Bath）大学。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看望对方，并且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爱情之旅——穿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在我们的大学第四年，热情开始冷却。不仅是我，她也一样。我刚要开始毕业生活的时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分手是一段极为痛苦的挣扎，并且双方都表现得极有礼貌。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却抽身而出。我以一种最善意的方式，坦诚地告诉你，我失望至极。
在这场自私的悲剧中，最终我憔悴至极。我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不再想心理学博士学位，也不再想成为一位心理学家。我万念俱灰。
我弄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随波逐流，孤苦伶仃。
后来有一天，我走过校园，突然顿悟。我会耗尽20来岁的美好时光，走在通往图书馆的路上。另外3年的学校生活，一篇毕业论文，一段实习生活……然后我会花费我生命中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去说服“白富美”不要害怕蜘蛛。
其实，活着的意义不止于此。在越南服役期间，我爸爸得到了7颗星……没错，是7颗。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我清楚地记得，站在码头上等待他的驱逐舰归来的场景，犹如一场狂欢节。在乐队的演奏声中，上百名妻子和孩子们簇拥在码头上，挥动着旗帜，拽着气球。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自己的爱人或父亲从大洋彼岸归来。
在踏板放下的刹那，我们都冲到了甲板上。我们兄妹4人和母亲一起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总是带着极具异域情调的礼物回来，给妈妈的泰国丝巾和轧光细棉布，给男孩带的手工柚木口袋小刀……尽管他从来不过多地谈论越南，但他会将孩子们放在膝盖上，用家里的地球仪告诉我们他去过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看见北极熊在北冰洋里游泳、非洲海岸的落日、暹罗湾洋面上的水蛇。他曾经去过的那些地名对我充满了魔力：三宝颜（Zamboanga）、金兰湾（Cam Rahn Bay）、爱奥尼亚海（The Ionian Sea）、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s of Magellan）。
我说过，对我而言，加入海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可能比我说的更为严重。我父亲的家族在美国已有三代。除了我的曾祖父是1900年从瑞士移民来的之外，我家族的每个男人都作为军官在海军服役。我的爷爷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的一位海军情报官员。我爸爸是一位职业海军军官，我的叔叔唐（Don）在越南战场上是一位海军枪炮手，叔叔史蒂文（Steve）是一位海军排长。而我的舅舅鲍勃（Bob）在太平洋战场上是一位海军战斗标兵，二舅麦克（Mickey）经历了诺曼底和雷马根抢滩登陆。
我也想亲眼看看这个世界。现在，我想让我的生命变成一场冒险。
我走进心理学办公室说：“我要退学。”我钻进了我的1969年产的金斯伍德货车，并直接开到了位于洛杉矶威尔希尔大道的海军征兵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在海豹突击队变成电影、电视和流行文化的重要内容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海军否认海豹突击队的存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海军上尉看着我，问：“关于海豹突击队，你都了解些什么？”
当时，民间关于海豹突击队的信息少之又少。我只是听爸爸说过，在越南的一次地面行动中，他曾经跟海豹突击队合作过。我告诉这位征兵军官，我是在海军大院长大的，是史丹顿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我想挑战自己的人生。我看起来十分真诚，因为我确实是那样想的。
这位军官告诉我，海豹突击队名额已满，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位直升机飞行员。我出生于海军世家，知道只要有强烈的意愿，就会有机会。我同意参加飞行能力测试和海豹突击队测试训练，并双双通过。征兵者说，他们仍然需要直升机飞行员，我表现得不错。我说，如果我不能成为海豹突击队员，我可能会徘徊着走出这个大厅，去他同行那里，做一名绿色贝雷帽队员。
两天后，海豹突击队项目启动，我得到了一个合同：我可以参加罗德岛上的纽波特海军军官后备学校（Officer Candidate School）。之后，海军相关部门保证我会收到在加利福尼亚科罗兰多举行的海豹突击队基本水下爆破训练。但是，他们不能保证我会顺利通过——如果我在训练中受伤被迫退出，我还有第二次机会。如果我失败了，就会被送往常规海军舰队。但是，我不想加入常规海军，而想成为海豹突击队员。征兵者耐心地提醒我，如果我在候补军官学校成绩不合格，同样直接被送入海军舰队，成为一名应征入伍的普通军人。
在画线的地方，我签了字。
3天的时间里，我从一名含苞待放的心理学家成为一名准海军突击队员。转身看看发生的每一件事，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5年的学习生涯一去不复返，接下来是一生的计划。
我已跳向世界的尽头。
因为与女朋友分手而加入海豹突击队，是“B级片”中常出现的桥段。也可能确实是那样。现在看来，那很像一个“情郎”故事，但是那时确实不是这样的。我想改变生命的方向。并且我也确实那样做了。
我给家里打电话，告诉父母我刚刚加入了海豹突击队。就在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这样的信息来自一个婉言拒绝了美国海军学院的邀请并声称已受够了军事的孩子，来自一名随便挑选了一个方便冲浪的学校并主修心理专业的嬉皮学生。这次，爸爸又放弃了嘲弄奚落我的绝佳机会，只是说了句：“好样的，但要小心。”
我清理了一下自己住的单身公寓，卖了书，开车回到了比洛克西的家中。从海军退休后，我爸爸成为一家为燃油动力船只制造船首推进器的企业的南部大区经理。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爸爸给我找了份安装和维修船首推进器的工作。整个夏天，我都在等待着候补军官学校开学，并将丽莎藏于心底。
在我要去纽波特报到的前三周，我飞往新英格兰。从蒙特霍利约克大学毕业后，丽莎在缅因州布伦瑞克（Brunswick）一个音乐站担任新闻主管。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突然之间我们又黏在了一起。甚至没有人真正邀请我，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只是说我来了。
我们的重修旧好有点勉强。在这样一家电台工作，为了从美联社的信息中及时拼凑出早新闻，丽莎必须每天早上4点起床。坐在她的公寓里，在心碎的音乐和小型货车噪杂的声音之间听着她读新闻。那几天，我就像一只没人要的圣诞狗到处游荡。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平静地跟她说：“我想我应该走了。”她并没有挽留我。
那一夜，我们在一起，以一种苦涩而自私的方式做爱。我躺在黑暗中，醒着，看着她安然入睡，直到她的闹钟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当她起身穿衣服，梳头发，开门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天花板。
“走的时候记得锁门。”她说。
我记住了那一刻，并将其视为少年时代的最后青涩。
其实，我以一种不顾一切的、完全而令人恐惧的方式爱她，可以说我爱她，爱到了极致。并且直到现在，我认为，我还一心一意地爱着她，那颗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从那以后我也许再也不会爱了。
拿着我的水手袋，我走向巴士车站，并花了33.5美元，买了一张去纽波特的单程车票。巴士停下的时候，大雨倾泻而下，瞬间我便浑身湿透。我掏出车票，并将水手袋抛到了行李架上。车上人很少，我找了个后边靠窗的位置坐下，将头靠在玻璃上，静静地任泪水肆意流淌。
记忆中的候补军官学校仅有扯着喉咙大喊的训导员和刺鼻的地板蜡的味道。我以为，这里的困难会比史丹顿少。我指挥着一个小队，很少学习，空中导航课几乎挂科。在那16周里，每次我都在纽波特花10美分，要一杯波旁威士忌，订一个房间。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纽波特仍然是我的家乡——自由时间，我会溜出去。我与护士、牙医和准将的女儿约会。坐在候补军官学校的教室里，计算着时间，听着维瓦尔第（Vivaldi）、PPL乐队（Pure Prairie League）和从英国广播上录的流行音乐。晚上，冷风吹拂着纳拉甘塞湾（Narragansett Bay），吹得结了霜的窗户嘎嘎作响。漫漫黑暗中单身一人，我告诉自己，我和丽莎已经结束了。
在我要出海远航的前一周，令我惊喜的是，丽莎突然开车来看我了。我们在候补军官学校舰船的后甲板上见了面，并在镇上定了一个房间。在我正式宣誓入职的前天晚上，她穿着一件蓝色睡袍，睡在我身边。她亲吻我，叫着我的乳名，但并没有与我做爱。那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穿上制服，他开车送我回营地。
在我要下车的时候，她说：“像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一样走着离开。”
接下来的早上，我的父亲见证了我的美国海军少尉的宣誓仪式。
再次见到丽莎，跟她说话，就是10年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成为一名经过战火考验的男人。
……
1981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太阳升起前的一个半小时，是一天中难得的美好时光。一团冷雾追月，笼罩着十里银滩。当时是太平洋标准时间04点35分，是一天24小时中最瞌睡的时候，被战士们称为“喔，黑色三十分”。145名海豹突击队受训者在科罗拉多的海军两栖特别作战训练基地讲台前的沥青地上集合。一缕薄雾挂在山间。这些军人静静地站着，看起来像一尊尊鬼魂雕像。
我是10名军官（9个少尉和1个中尉）中的一位，以阅兵休息的姿势站在一列水手和海军士官前面。我们都穿着海豹突击队受训者的统一制服，硬挺的绿军装、丛林高筒靴，一条印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的白色丝带挂在右胸与右臀之间。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额的涂装和军帽的尾部。
这是参加海豹突击队训练的300人中留下的幸运儿。其实，之前已经剔除了2/3的志愿应征者。接受训练之前，这些预备学员都已经被调查、检查过，扎过针，经过高压舱盘问测试。经过一系列测试，幽闭症、恐高症、过度争强好胜、消极被动、试听力不够完美、膝关节交锁、平足、色盲、心杂音、过敏症和有不良犯罪或少管所记录者，都被刷掉。这145人已通过了测试，具备了通过海豹突击队训练所必需的身体、理论和心理素质。
这些人会进入基本水下爆破训练114班的学习，由美国人组建的美国突击队员114训练班。这些由美国国防部实施的训练对外宣称为基本的“身体和精神要求”。
基本的水下爆破训练又称为海豹突击队训练（Basic Underwater Demolition/SEAL training），缩写为BUD/S，对于它的新学员而言，是由美国军方所给予的最野蛮的训练。一般情况下，退学率达60％—90％。有的水下爆破训练班，实际上没人毕业，因为所有学员都退出了。
这个清晨，站在沥青地上所有学员都获悉了这个数字。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学员们实际上都做了X光检查，以保证任何不利于毕业的障碍都被检查出来。只有那些被认为最有可能顺利毕业的学员留了下来。海军需要海豹突击队，他们会利用手中的一切权力尽全力确保每个被派往这里的学员通过训练。海军会做一切努力，但有一条除外，不会降低任何训练标准。
114班是由在佛罗里达的弗斯·皮尔斯（Force Pierce）的第一批“蛙人”训练演变而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管理体制是，学员一天12到20个小时专注于身体训练、小队配合、游击战术、伏击、爆破、诱杀，也必须要熟悉美国为数众多的盟友和敌人的武器。另外，作为一名小队指挥者和受训者，更关键的是要学习高压医学、制图、陆海导航、使用水肺潜水设备、徒手搏斗、通讯和情报收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顺利通过了第一天的检查，就要学习所有这些技能。
在军事上，有一条公理，训练是艰苦的，因为战争更为艰苦。但是，114班课程不仅仅是一些训练原则，它更像一种成人礼，一种将通过的人与没有通过的人永远区别开来的经历。
我站在雾中，仿佛有一种高耸入云的感觉。在剃光的脑袋过程中，仿佛听见了“上帝保佑美国”的声音。该死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实上，我现在只是一只小蝌蚪，有可能变成一个蛙人，并且我并不知道要变成一名真正的海豹突击队员究竟要付出什么。
事实证明，连美国海军也不知道。
国防部最好的医生、心理专家和精神病专家已经搜集、分析了海豹突击队毕业生的资料，并试图将所有可能成功毕业的人放到了一个班里。尽管他们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连农场的孩子、冲浪者、职业运动员、深海潜水员、甚至奥林匹克希望之星都在辍学之列。按照常理，140磅（64公斤）的乔斯（Joes）在可能成功毕业的候选之列。但事实上，没人知道究竟哪种人能顺利通过海豹突击队训练。干劲、动机无法量化。
对于最初参加114班的那群人，我已没有太多的印象。那145个人，现在我能叫上名字来的少之又少，能想起长什么样的人就更少了。但我仍然记得，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那些跟我一块毕业的人：有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孩子，实际上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也有海滨的流浪汉——来自迈阿密的浅黄褐色人种古巴人，他们沉默寡言，骨瘦如柴，但确是典型的硬汉。这些通过114班训练课程的人，起初是最不受人待见、也最不被人看好。那天早晨站在雾中的那些人，没人知道6个月后145个人中只有32人顺利毕业。
我们班的班长是海军上尉麦克·海沃德（Mike Heyward），塞特多（Citadel）大学毕业的水面作战军官。他比那几个少尉大两岁，在舰队服役4年后，主要是驱逐舰，志愿参加基本水下爆破训练。麦克是除少尉里克·詹姆斯（Rick James）外年龄最大的军官，而里克30岁已到而立之年，他放弃了尝试性训练。像麦克一样，里克有过服役经历，在加入海军候补军官学校之前是第82空降部队的一名炮兵。
对于候补军官学校的学员而言，进入114训练班之前的那段日子很痛苦，90天的漫长等待，直到收到海豹突击队的训练命令。海军相关部门感觉，这些位置应该留给那些动机更好、做好全面准备的人：也就是4年制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毕业生。物换星移，日月穿梭，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几乎每位参加114训练班的学员都直接来自海军军官学校。而在我参加训练班的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名额都给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偶尔一个候补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像被抛入狮群的食物一样。海军看起来好像偏好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杜克、圣母玛丽亚和波士顿大学。还有一些类似我中途退出的加利福尼亚的大学。
114训练班里所有的这些军官，麦克除外，都是来自各高校的文科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转变？在之前的几届114训练班里，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人数以惊人的比例下降。他们屈服于变化的医学灾难：他们被敲碎颅骨，几乎被淹死，他们屈服于低体温和被弄折的压力，但是他们大部分刚刚退出。没有足够的军官毕业。那就是当我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加入的时候，他们突然对我网开一面的原因：我们即将成为试验品。
当这支海军从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身上转移注意力的时候，看起来他们好像盯上了大学运动员。在我们班里，有一位来自美国水球队的运动员、一个4次十项全能运动员、一个大学足球运动员、一个前伞兵、一个大屁股的乡下人、两个来自加利福尼亚海岸的男孩，还有我。身高6英尺3英寸(1.84米)的我比大多数学员高，但没有他们壮。在大学里，我曾经参加过划船比赛，并且是一名剑术选手。这两项运动都不太普及。
尽管我不是一位具备国家水平的运动员，但自从16岁以来我一直是一位海上救生员和潜水爱好者。我是一位游泳高手，能驾驭帆船和劲爆快艇并且在冲浪方面独具天赋。我明白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和不利条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顺利毕业，我仅仅知道我不能退出。我已经回顾了此前的生活。我告诉自己，其他人会听见，我要么在毕业那天离开114班，要么死在这里。这是一位21岁的前剑手放出的狠话。
第一阶段教官的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长长的身影走了出来。海军特别军事训练组主教官迪克·罗伊（Dick Roy）走到沥青地上。他是一位从越南战场上归来的水下爆破训练班和海豹突击队队员，40来岁的迪克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健壮。他跳到讲台上，6英尺5英寸的身高（1.95米），220磅（100公斤）的体重。想看他的照片吗？想想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wartzenegger）的身材和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的脑袋——细八字胡、招风大耳。
麦克·海沃德喊立正：“114班全体都有，主教官。”
嘴里叼着印第安人嚼烟的迪克下了讲台，他的声音急促而清脆。
“先生们，我代表教练组很荣幸地欢迎你们进入海豹突击队基本水下爆破训练班。其实，没人邀请你来这里，也没人要求你参加这个课程，都是你们自愿的。并且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离开。只要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范围内。“
主教练指着挂在办公室前面的铜铃说：“只要敲那个钟超过3下，你就自由了。没有人会问你，也不会有人在你的记录里填写任何有成见的评论。你可以自由地回去做你在来这里之前所做的任何事。那很容易！”
全体学员立正站在那里，仅有一个声音潜藏在嘻哈冲浪者的心底。主教官的手自然下垂至臀部，继续说到：“在接下来的26周里，我们不是训练你，而是想杀了你。”
“你会被要求做一些超越你忍耐极限的事。你会跑得更快，游得更远，潜得更深。当你累的时候，你会被推着；当你饿的时候，你不会得到任何食物；当你冷的时候，风是你的毯子。在这里，你会受苦、流汗、流血。”
“145个男人组成了这个班。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你们当中大约75个人会去敲钟，然后退出。15—20人将会在训练的过程中受重伤，不得不退出。”
主教官脸上的肿块总是动来动去。在接下来的6个多月里，我从来没有看到迪克的嘴里没有嚼烟。不论是训练期间，海上游泳，亦或是10英里（16 093米）跑。他可能天生塞了一块东西在脸颊上。
“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向你老爸证明点什么，或是向你女朋友……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找到你自己……如果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热爱美国并且想成为一名指挥官，帮你自己个忙，也当帮我这个教官一个忙：现在就离开。”
教官看了看我们：“可能你们当中有10—15个蠢货能毕业。剩下的人将会退出、不及格或受重伤。顺利毕业的人将会接受附加的特殊训练，并且成为美国海军最小、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中的一员。这将会是你们在我的指挥训练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激励。能不能毕业，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祝你们好运！”最后他说。
那天早上到8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可能有700个俯卧撑，在沙滩上跑了4英里（6.5公里），并且做了一个小时的柔体操。落后者先被拉去让浪花拍打，然后在湿湿的海滩上翻滚，直到把他们自己弄成“糖曲奇”。 然后穿着湿漉漉的、沾满沙子的制服的“糖曲奇”被带去继续训练。但那时天色仍旧尚早。
114班的学生没有行军，他们几乎一直在跑。在我们黎明前体育锻炼结束后，编队花了大约双倍的时间穿越了两栖基地。在那里，我们再次做了体能筛选测试，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400米游泳，并且穿着长裤和军靴跑步。午饭后，我们开始了障碍课，一段时间内去拿附近的重瓶。到学员们跑了大约1英里（1.6公里）去食堂吃晚饭的时候，已经有6名学员掉队了。一天3趟跑到这里吃饭，学员们就要额外跑6英里（10公里）。每天都这样。
天黑了，当学员们列队跑回宿舍的时候，有不少学员吐在了路上。
如果教官们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们成功了。回头想想，第一天的训练是最容易的。院墙上写着海豹突击队最有名的名言之一：“唯一舒服的是昨天。”那天晚上，当我瘫倒在兵营的双层床上的时候，我的耳朵都疼。那天晚上，我也编出了自己的名言，我告诉自己，所有的担心是希望本身。
我熬过了训练营的第一天，但是毕业之前还有上10万个俯卧撑、成百上千英里的沙地跑，泡在冷酷大海里的时间更是不计其数。第二天，第一阶段办公室门前的钟下面成排地摆放着8个头盔。一夜之间，已经有8位同学接受了主教练的建议而退出。钟下的头盔仿佛教练们在述说着困难，随着受伤或退出的学生越来越多，每天成排的头盔都会变得越来越长。他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但没想到会这么糟。
训练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8周。第一阶段专注于体能训练，并淘汰部分学员。一天12到20个小时，受训者跑、游、划充气舟，翻越障碍，然后再跑……因为学员们的身上总是湿的，所以也经常沾满沙子。擦伤和皮肤发炎很快就会感染、溃烂。第一阶段常见的外伤还包括骨节炎和小腿应力性骨折。而扭伤膝盖、脚踝和从高处跳下造成的摔伤也很常见。
对学员们来说，体温降低也是大敌之一。大多数人想起圣地亚哥的时候，会想到洒满阳光的海滩和绿油油撑开的棕榈树。而令训练班学员记忆犹新的是刺骨的寒冷。圣地亚哥的水温很少到达60华氏度（15.5摄氏度）以上，通常会更冷。而人的正常体温是98华氏度（36.6摄氏度）上下。很简单的一道数学题。学员们的身上几乎一直是湿的，在水中是湿的，在风中也是湿的。那样待上几个小时，身体就会麻木、失去知觉，咬着牙打冷颤。没有一个训练班的学员不知道肌肉痉挛和冻得出现幻觉的味道。而大海这个“教练”是个坏哥们，他总是以“恶势力”出现。在一项叫“冲浪折磨”的训练中，学员们挽着胳膊，坐在营房后面波涛汹涌的海水中。向前猛冲的海浪拍打着人墙，在冰冷的海水中，学员们必须用力挽住彼此。
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的是：“我们会待在这里直到有人退出。”
迟早总会有人退出。
这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并且总是穿着军靴跑，每天跑6英里（10公里）去吃饭，酸痛的脚踝根本没人管。更远的距离的长跑叫“调节性徒步旅行”，在柔软的沙滩上一跑就是10来英里（16公里）。最多的时候，一天一个学员会跑大约20英里（32公里），平均在8—15英里（12—24公里）之间。成群的教练，有的会领着跑，有的会跟在后面驱赶，像群狼追逐迁徙的驯鹿一样。
在长跑的过程中，跑得越快的人会冲到编队的前面，而蹩脚者、疲惫不堪者或出现意外情况者会被落在后面。编队不允许出现有人掉队的情况。每次远行，教练都会从编队中隔离出20％的落后者。这帮人被称为“笨蛋打手队”。这些人被挑出来，是要“吃小灶”的，通常意味着要额外在沙滩上待上至少半个小时，跑圈、做俯卧撑、爬绳或者带着氧气瓶去冲浪区。最弱或最慢的人得到的惩罚最严厉。在第一阶段，“笨蛋打手队”几乎就无一幸免，大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头盔。
对每名学员来讲，俯卧撑是不计其数的。任何违背纪律、军规或行动程序的人都要接受惩罚，做50个俯卧撑。任何时候，如果你的上级“掉队了”，整个下属作战单位的人都要做俯卧撑。当一个船队的船长做俯卧撑时，他的下属也要跟他一起做。如果班长掉队了，整个训练班都要遭殃。这也是一种训练责任感的有效方式。
不仅“教练”跟我们作对，障碍课是另外一个复仇者。200码（183米）的沙滩上散布着由电线杆、缆索、装卸网、带刺铁丝网制作而成的新奇装置。并且障碍有各种各样的古怪名字，像“强盗肚子”、“肮脏之名”和“为生而滑”等，锻炼学员们的平衡力、身体技巧，为他们之后翻越大使馆的高墙、攀爬海岸的石油钻塔、拽住潜艇上的绳子（至少承受住自身的重量）而树立自信。教练希望学员们的每次成功穿越障碍的时间都比上次有所缩短，成绩有所提高。如果没有，这个学员就要被扔进太平洋，洗个澡，在砂糖般的沙滩上打滚，并且还要再一次浑身湿透完成障碍课。
“船活”是第一阶段的另外一段时光。全体学员，七人一组，每组都分配给一条小充气船。船员们穿着棉制救生衣，执桨在一系列角逐中划上几个小时，划过很长一段距离，从而穿越浪区。尽管小船经常为巨浪所淹没并被冲到岸边，并且因为数英里不停地划船，手都擦伤了，但浪区是第一阶段的训练中唯一一个教练们不能冲着你大喊大叫的地方。
在一个专为海豹突击队准备的奥运会标准尺寸大小的泳池内，学员们要学会红十字会急救和“淹死实验”，这是一种不用手脚也能浮在水面上的技巧。在“淹死实验”的实践课上，手脚被用伞绳绑在一起的学员被扔进泳池中。他们必须游400码（366米），在泳池另一端底部的深水中找到一个氧气面罩，然后踩水40分钟。在这一过程中，受训学员都被绑得像伊斯特·威廉姆斯[5]（Ester Williams）一样。
在跑步、游泳和冲浪之间，第一阶段学员的首要目标是学习高级理论课程：海军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海岸侦察和制图。任何一门课程低于3分（5分制）都被认为是失败。上课期间，筋疲力尽的学员难免会打盹，一打盹，就会被一桶海水泼醒，并且手里会得到一颗催泪弹。教练会拉开保险栓，然后要求睡觉的学员用手紧紧握住，以阻止催泪瓦斯泄漏。
第四周是第一阶段的地狱之周。噩梦始于周日午夜，而在第二周的周六结束。地狱之周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爆发”，恐怖的是，正在营房中熟睡的学员被全副武装的教练惊醒，教练们甚至装备了震荡手雷、火炮模拟器、M-60机枪。在烟雾弹发出的滚滚浓烟中，机枪喷着火蛇，消防水带喷出巨大的水注，学员们横冲直撞。在午夜的爆炸声中，随着一系列有争议性的命令和着装制度颁布，学员们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周的煎熬之旅，他们的每一件装备、每一片衣服都是湿的，沾满了沙子。这样精心设计的夜晚对学员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在爆炸声中，宣告退出的钟声不断响起。
地狱之周期间，整个一周的时间，学员们的总睡眠时间不足3个小时。一连6天，每天24个小时，他们被3班倒的该死的教练驱赶着，不停地跑步、游泳、划船。
全体学员再次被按船分成小队，并且每件事都被称为“考验”，成为一种比赛。不管学员们去哪里，他们都得拖着那300磅（136公斤）的充气船。而获胜小队会获得一份奖励，像划船围着科罗拉多岛绕一圈的船员可能会赢得一杯咖啡，比其他更早一会吃东西或者躺在他们的小船上小憩20分钟。而最后完成的队员也要接受惩罚，像“笨蛋打手队”的公民一样，他们被时刻关注着每一个“考验”的教练们围着追打。
这些充气船必须“时刻为大海而准备着”，也就是说，得时刻处于近乎完美的战备状态。学员们也是同样。任务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教练们总是能发现救生衣的带子系歪了或者一个口袋没有扣上。接下来就是敲打时间了。
不停地跑、划船并且浸泡在冷水中，就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学员们可能一天就得消耗5000以上卡洛里，需要吃4顿饭：早饭、午饭、晚饭和午夜的“子夜老鼠”。用餐的时候，不允许学员们交谈或打瞌睡。看到困极了的学员们将脸埋进燕麦粥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学员们要面对的是一种出了食堂就去冲浪区的生活。
因为缺少睡眠，自然会打瞌睡，产生幻觉。因为被剥夺了睡眠权，脾气会变得糟糕，判断力也会因此而受影响。这就是过程的一部分。教官们仔细地观察着，会给带队长官们施加压力，而普通队员要互相合作。缺少组织性是不可容忍的。
每当一个队员退出，留下来的小组其他队员就要承担起责任，在少一个队员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要搬运起这个300磅（136公斤）的充气船，通过“考验”。每个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弥补失去的这个人的力量，但是速度可能就降下来了。
教官的决定就变得很关键。
由于一个人的退出而导致整个小队被涮的现象，很常见。地狱式魔鬼训练课实际上是一种团队合作。
在地狱式魔鬼训练周，一个班失去60％的成员，很正常。极少有班能够做到全员通过。这些班级都会获得一个“无铃声”奖，而班级成员则有权在训练基地后墙的匾额上刻上班级号。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匾额上好像已经有了4个班级号——4个班级来自280个毕业班。
在一名学员所有的水下爆破训练班经历中，地狱式魔鬼训练周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学员们意识到：人体的潜能是无限的，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10倍。只要一个人的意志足够坚决，他可以完成任何事情。完成地狱训练后，学员们得到许可，他们可以在T恤上印上“海军特战训练营”和他们的班级号。如果你经受住了地狱周的考验，你就有可能成为训练营最终的幸存者和胜利者。
与大叫大嚷的教练相比，受伤更为可怕。这里几乎不为受伤者提供供给，也没有病假，更没有贴心的医嘱。军团给病人的建议往往是：“吃片阿司匹林，继续。”而这样的建议还不止一次地给予了断腿的学员。
经过了地狱周考验的学员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训练——陆战。在秒表的嘀嗒声中，蒙着眼睛的学员要重新组装各种手枪、突击步枪、机关枪。接下来是密集的枪法指导与训练，学员们要学习远距离射击（也就是秒杀）、火攻和伏击对抗。而参加过实战的人会教你徒手搏击、刀具和绞具的使用、潜近围捕岗哨等。另外，学员们还要学习地面导航、小单位合作战略战术、简报和水陆侦察等。
而第二阶段以为期4周的圣克利门蒂（San Clemente）岛训练而结束。在那里，学员们要学习关于拆除的基本和高级课程，进行为期一周的侦察“战”，查明岛上各种各样的目标。学员们训练自然用的是真正的炸药和真枪实弹。
而最后阶段是潜水训练。学员们学习水肺的使用、水下导航、水雷的使用、水上侦察和偷袭，还有潜艇脱险。
有人说，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源自内心深处一种无法压抑的欲望和冲动，而不是一种才能。回头看看，很明显，水下爆破训练班没有太多的战斗意愿，而是一种自我超越。体能的训练和储备永远是不够的。不管你是否像一位职业铁人三项运动员和保龄球手一样开始训练，你要做的是理解、适应苦难和逆境。教练员总是要确定，每个人都已超越了极限。这种战斗总是强迫冰冷、湿透、疲惫、饥饿的身体更进一步，再跑一英里，再爬一道云梯。退出很容易。只要你敲了钟，强加于你身上的痛苦马上会解除。这种训练其实是一种自我对抗。
但是像训练班那种难度，就已经有很多学员退出了，或许是因为教官制订的训练标准已经超出了人的极限，不可能更难了。当你真正进入了队里，你就会发现更难，毕竟那只是训练，而现实世界中的海豹突击队行动是真正的战争。如果一名学员在班上搞砸了，只会被敲打一顿，被扔进大海里冲个澡。如果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将现实世界中执行的任务搞砸了，那么他就会化作一滩血水。
水下爆破训练必须要难，因为只有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才能进入海豹突击队。这支部队要求队员不仅条件优越，适应逆境的能力强，还要展现出顽强的意志和突出的团队合作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水下爆破训练是在制造冰冷的杀人机器。而且远非如此，这种坚持和顽强意志的灌输并不是盲目的。海豹突击队并不赞成使用机关枪。那也是海军军团所追求的。整个训练过程都要求学员们要灵活战斗，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不是最强的地方。
潜游3英里（4.8公里）、从飞机上伞降或者步行5天翻越冰川和高山，直插敌人的后花园。仅仅靠近目标通常都是一种冒险，而为被激怒的敌人所追赶、逃离行动区域更是一场噩梦。因此，每位行动者知道他能信赖身边的战友就显得尤为重要、生死攸关。在海豹突击队里，根本就没有“个人”的概念。
在美国军界，水下爆破训练班也是仅有的一个军官与应征者一起训练的学校，而课程也是相同的。在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里，军官与应征者的课程是分开的。在水下爆破训练班，任命军官来监督训练的每个阶段，指导每位应征的人。说应征的人选出了领导他们的军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最终不仅虚弱的军官会被残酷的训练淘汰掉，蛮横者、易冲动者、鲁莽者都不可能顺利毕业。
这个海军特战群体是所有特种部队中最小的作战单位，并且军官和应征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战排和突击小队通常是基本的作战单位。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组织的顶端，总是保持着最小的军事单位。
训练结束，我们的毕业也是低调的。在9月一天温暖的早上，一小群人聚集在水下爆破训练班的训练营内。一个乐队演奏着“起航”，我们坐在6个月前迪克·罗伊给我们做演讲的同一个讲台前，我们安静地坐在折叠椅上。没有一个亲朋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我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被念到，我们终于拿到了这所海军两栖作战学校的毕业证书。这张文凭的架构不好清晰地表述，上面简单地写着某某人完成了水下爆破训练课程。我的这张文凭看起来面值只值1.25美元，但是对我来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一张纸。
官方而言，我们已经毕业，但还不是海豹突击队员。仍然不是。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是位于佛特本宁的美国空降兵学校，以我们各自的海报突击小队为单位接受几个月的高级行动训练。我们可能要接受上百个小时的额外训练，并且还有一个一年的试用期，我们才可能有机会赢得金色海豹三叉队徽。
直到那时，我们才成为一名新人（简称F.N.Gs.）。没什么好的。但是，对我而言是美好的。那个下午，我得到命令，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利特尔克里克（Little Creek）的海军两栖基地海豹突击4队指挥官处报到。
我终于加入了海豹突击队，我爱那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