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巴拿马后打车到了宾馆。那时，巴拿马还处于曼纽尔·诺列加的绝对控制之下。尽管巴拿马名义上是美国的盟友和“和平伙伴”，实际上却是潜伏的恐怖分子、洗钱者、毒品走私者和国际通缉犯的避难所。我们住进巴拿马城的万豪酒店——这个大厅可能是诺列加老爹在整个拉丁美洲各种隐蔽交易的老窝。
我们在酒店休息了几天。那些所谓的“高层们”却在那里费劲儿地琢磨怎么处理有关“阿嘎斯·塔拉”行动的纽约时报泄密事件。
1980年代早期，洪都拉斯（Honduras）的波多·伦皮拉（Puerto Lempira）是一处有500位居民的栖息地，另外还有半数的鸡禽。伦皮拉是洪都拉斯的金融中心，这个小镇名字有些许愿望的考虑。这种硬金属货币是洪都拉斯东部的稀有品种。
这个小镇栖息于拉瓜纳·卡拉塔卡斯卡（Laguna de Caratacasca）的一连串湿地之上，是莫斯基托海岸（Mosquito，蚊子之意）一条宽阔的浅滩。伦皮拉的居民靠从加勒比海（Caribbean）捕鱼和穿梭于土路上的皮包骨的瘦牛增加收入。这个地方唯一明显的地方是一处小的迪厅，100公里之内唯一的灯光之所。一台500瓦10马力的发电机砰砰作响所生产的电照亮着周六晚上火热的舞池。
伦皮拉，是洪都兰（Honduran）省的省会，嘎拉西斯·迪奥斯（Gracias a Dios）行署，南面与科科河（Coco River）和尼加拉瓜（Nicaragua）相邻，成为洪都拉斯的东部重镇。这里也是洪都兰省唯一不与洪都拉斯其他各省陆路相连的地方。伦皮拉唯一的陆地通道是向西南蜿蜒通往萨尔瓦多（El Salvador）边境的奥萨比拉（Ausabila）镇的一条土路。伦皮拉与向西200多英里的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并无道路相连。
伦皮拉同洪都拉斯其他地区的分离是极端的。莫斯基托海岸几乎整个为低矮的红树林所覆盖向东南延伸至嘎拉西斯·迪奥斯海角。在这里，几乎每件事物、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船。在城镇的郊区有一个土飞机场，但是在1980年代早期飞机的降临还是轰动性事件。靠近机场有一座双层煤渣结构建筑，画着粉蓝和白色——这个国家的代表色。这座没有门窗的建筑是洪都兰武装部和政府所在地。
令人遗憾的是，1982年，与世无争的伦皮拉将要变成一处战略要地。
两年前，尼加拉瓜革命取得胜利。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反对派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安纳斯塔西欧·撒默萨（Anastasio Samosa）。撒默萨被推翻并流放后，土地被瓜分，银行国有化，教育卫生事业有所进步。但是，尼加拉瓜人民迎来了另一位独裁者。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丹尼尔·奥特加（Daniel Ortega），为了迅速巩固统治，监禁反对者及前联盟者，建立起一个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平民权利被剥夺，选举权被无视。古巴支持着这一派系，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武器支持和顾问。这个日益激进的政权受到支持萨尔瓦多左派激进分子的指控。对此，奥特加并没有否认。
在华盛顿看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出现，而古巴正是幕后推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如坐针毡。在这个半球上，一个古巴已经够里根大叔头疼了。
随着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高压政策的加强，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拿起武器反抗。有的反对者来自旧政体的军人，有的来自寡头政体的内部，但是更多的是认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窃取了胜利果实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巡逻队所驱逐，大部分反对者向北逃窜，穿过科科河，进入洪都拉斯。在1981年，他们的人数还很少，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更没有高层指挥者，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
这些被称为反革命的派系力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集结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投身于推翻奥特加统治事业的力量。这股力量也成为美国持续对抗这一“邪恶帝国”、发动雇佣战争的尖兵。美国中央情报局需要一个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来武装和训练这支雇佣军。这个地方便是洪都拉斯东部的嘎拉西斯·迪奥斯行署。
一天下午，在利特尔克里克（Little Creek，小溪地）基地，弗兰克（Frank）和我正在去手枪射击靶场的路上，麦克·伯顿（Mike Boynton）从行动中心办公室向我们招手。
“头想见你们。”他说。
在我们开始穿过大厅走向上司办公室的时候，他问：“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他的意思是接种疫苗，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长途跋涉——通常是痢疾盛行的某个国度。
我们敲开了乔恩·华莱士（Jon Wallace）的门。在这位长官的桌子上铺开着的是一张洪都拉斯莫斯基托海的航海图，还有两张一个长码头角上的寒酸村庄的照片。那是我第一眼看到波多·伦皮拉。
他并没有多说，只是告诉我们这里将举行一次美洪两栖作战演习，目的是向尼加拉瓜人表明态度，行动代号“阿嘎斯·塔拉”（Agas Tara）。美国打算派出海军陆战队或者其他任何洪都拉斯军能配合的部队，登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边境线上的嘎拉西斯·迪奥斯海角。弗兰克和我将要陪同这位高级长官对这一地区做初步侦察，并选择几个可能的登陆点。
“有关这一地区的一手资料是旅游手册之类的，地图只是个摆设。”他说。
我看了一眼航海图的底端，数据来源于1856年的海军勘测，而且还附有一小段提醒：“嘎拉西斯·迪奥斯海角位于地图所指示位置以东约15海里（28公里），航海者在靠近这一海岸时应极其小心。”主要地标的位置竟然存在15海里（28公里）的误差。
如果我们仅仅是去那里，画画地图，对我们而言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了。我看了一下卫星图片，这一地区周围植被繁茂，沼泽、丛林、红树林，各种植被纵横交错。
我们第5突击排刚刚从为期一月的丛林训练中回来，而训练地点是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伊斯拉（Isla Pi?eros）和比耶克斯（Vieques）岛。我更愿意相信，我们已经被选中执行这次任务，因为我们专门进行了丛林训练。实际上，弗兰克和我早已被选中了。
我们可能第二天就出发，搭乘商业航班飞往巴拿马（Panama），入住酒店待命。我们会换上便装并且不会携带任何泄露我们美国海军军官身份的东西。一旦任务启动，我们会到运河区的霍华德（Howard）空军基地报到，搭乘空军C-130运输机，插入目的地。一旦进入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海军军舰可能会接待我们。我们会被尽可能小心地运往侦察区，侦察后制定出详细的登陆建议。掌权者可能会从我们的建议地点中选择一个登陆点，然后派遣一支规模更大些的小队进一步侦察，包括制定出详细的海岸登陆地图。这是经典的战前侦察行动，如幽灵一般神不知鬼不觉。
无论是不是上司，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做什么。为了严格保密，在我们去巴拿马阿玛多尔堡（Fort Amador）的路上才宣读命令和临时附加责任。直到这时才读到行动细则。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遵循“必须去其他地方时方可离开且必须有去有回”的原则，穿戴体面，允许携带隐蔽武器。我们必须换上平民服装，不许携带任何官员护照。
弗兰克和我回到我们的营房，打包行李，并到医务室拿了点痢疾药。那天晚上我吃了药，然后便狂泻不止。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严重痢疾。可能我应该将其视为一种预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诺福克（Norfolk）国际机场搭乘航班飞往迈阿密（Miami）。我们在迈阿密转机飞往巴拿马城。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停下来买了份报纸——《纽约时报》。有一条军事公理：知道的人越多，行动越容易出错。尽管我们换上了平民服装，尽管我们故意迂回曲折，我们的任务还是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军在尼加拉瓜边境展开两栖作战行动。”
甚至连代号都出现在了文章中。我将报纸递给了乔恩·华莱士。他一脸茫然地读完了它。有人向《纽约时报》泄密，他们掌握了一切。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参与被媒体曝光的行动。我们上了飞机，祈求一切安好！
我们到了巴拿马后打车到了宾馆。那时，巴拿马还处于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绝对控制之下。尽管巴拿马名义上是美国的盟友和“和平伙伴”，实际上却是潜伏的恐怖分子、洗钱者、毒品走私者和国际通缉犯的避难所。我们住进巴拿马城的万豪酒店（El Marriot）——这个大厅可能是诺列加老爹在整个拉丁美洲各种隐蔽交易的老窝。
我们在酒店休息了几天。那些所谓的“高层们”却在那里费劲儿地琢磨怎么处理有关“阿嘎斯·塔拉”行动的《纽约时报》泄密事件。
我们到健身房、游泳池闲逛。万豪酒店的酒吧正如沃伦·泽方（Warren Zevon）歌中所唱的，肩并肩的可可因牛仔、上千美元一夜的应召女郎、军火商、美国禁毒署的卧底、间谍、黑社会性质的银行家和势力庞大的巴拿马武装毒贩。拥挤的人群痛饮着罗尼酒，狂欢至深夜。有人问我来巴拿马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说我为一家游艇运送企业工作。我在等一艘双桅帆船，载我过运河，到了巴拿马城以后我再溯河而上，到达圣地亚哥海岸。这是我常用的一个借口，屡试不爽。这恰好解释了我为何无所事事，为何皮肤黝黑，为何我带了得体的雨具……
其实，酒店酒吧里的人往往各怀鬼胎。
最后的决定是我们按计划行事。凌晨4点，我们坐车来到霍华德空军基地，搭乘C-130向北直飞洪都拉斯。计划发生了变化，“尽可能小心”现在变成了直飞波多·伦皮拉。我们仍然着便装，但是现在两栖登陆已经不再是秘密，我们也省掉了午夜伞降的麻烦。
在伦皮拉机场我们见到了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准军官。他穿着伊佐德（Izod）衫，虎纹迷彩裤，脖子上挂着一把乌兹冲锋枪，开着保险栓，随时准备开火。
后来，我们没人记得他提过自己的名字。我们坐车穿过“镇子”，来到波多·伦皮拉码头。我们搭乘一艘洪都拉斯海军舰船，那是一艘二战剩下的“麦克船”，一艘登陆艇，活像《最长的一天》中的舰船，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看上去就像在诺曼底使用过。
我们穿过海湾，放下坡道，舵手将弗兰克和高级长官华莱士放在了这个海峡口南岸的海滩上，将“乌兹”先生和我放在了北岸。
这片海滩十分宽阔，沙滩极其柔软。我怀疑，装甲战车甚至是六轮机车都无法通过。天下着雨，一片灰蒙蒙，尽管水面平静但我还是注意到海滩上有浮木残骸。最近，这里的风浪很大。对于两栖登陆来说，大浪是个不利因素。
在我们走回接应点的时候，我问“乌兹”先生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美国人？
他说就我们三人。
他说，两天前，他从特古西加尔巴飞来。波多·伦皮拉以南10英里（16公里）的地方有处专门为“流离人员”准备的难民营，他们在那里度日。当他被告知去机场接我们的时候，他正在难民营。我猜，那些“流离人员”正是尼加拉瓜叛军，但我没说什么。
我们回到了麦克船上。高级长官和弗兰克在海峡另一边观察到的情况跟我们差不多。我提了一下海滩上的碎木残骸。涨潮时，河口和海湾入口处会变得污浊不堪。尽管当我们观察时水面看起来很平静，海湾涌流也是个不利因素。
从这片海滩外围登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里有滩头出入口，但是仅仅通往红树林和不好逾越的沼泽。如在这里登陆，最好的选择是在这个咸水湖内部。
我们的麦克船嘎嘎地叫着，以大约7节（13公里/时）的速度驶回了海湾。在我们穿越海湾的时候雨越下越大，我吃过的痢疾药再次发作，大部分时间我都趴在船舷上吐。
我们在波多·伦皮拉以东3英里（4.8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安静的有1英里（1.6公里）宽的小湾。海滩出口是一条伐木道，并且海滩两翼为红树林所覆盖，还有几条缓慢流淌的小河。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登陆。尽管它不在登陆舰的掩护视线范围之内，一支两栖空中编队和攻击直升机完全可以控制这片海湾的通路。乔恩·华莱士认为这可能正是我们要寻找的那片海滩。
“我们需要让卡车穿过海滩。”乌兹先生说。
高级长官认为这不成问题。这片沙滩不像之前看过的那片，是硬沙路。
弗兰克看了我一眼。我们猜，卡车可能是将要运送那些“流离人员”。这片登陆海滩在波多·伦皮拉视野之外并且远离海岸舰船视线，私密性强。海滩出口与通往伦皮拉边境的道路相连接。另外，这个登陆点是通往萨尔瓦多的完美后门，能够服务于那些“流离人员”。
我们的中央情报局朋友非常满意，我们也为他高兴。
我们嘎嘎地回到波多·伦皮拉，跟乌兹先生道别。我们搭乘C-130返回，5个小时后，我回到了万豪酒店的酒吧，与一位荷兰女招待神侃，告诉她我是怎么得到游艇运送公司的工作的。第二天，我们飞回了弗吉尼亚海滩。
接下来的两周平安无事。但在这个特殊的部队里，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
第5突击排正在为另一场训练部署做准备，这次去弗吉尼亚州中部的“希尔堡”训练营进行为期三周的空对地训练，学习指引空中打击，指挥炮火。我们正在装卡车，乔恩·华莱士将我和弗兰克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你俩当中有一个人得回洪都拉斯。”他说。
“什么时候？”弗兰克问。
“‘阿嘎斯·塔拉’行动下周启动，”乔恩·华莱士说，“需要派一支小队去执行登录前侦察并准备海滩登陆地图。在两栖战舰离开波多黎各后，你们需要海上舟降，以便与他们会合。
“按照计划，我们明天早上去“希尔堡”训练营。”弗兰克说。空海炮火联络是我们训练任务的关键部分，会被算入我们的战备状态检查，为期三周。
“查克或者你，一个带队去“希尔堡”训练营。另外一个去执行目标侦察任务。”高级长官说。
“这次派遣多少人去？”我问。
“不超过5人。” 乔恩·华莱士说。
“5人去执行登陆前侦察和勘测？”我惊讶地说。正常情况下，这是16人的整个突击排的活，有时需要2个突击排。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位长官说，“立即执行任务。”
谈话结束，弗兰克和我离开。
弗兰克是我有幸合作过的最好的战友之一。
“你去吧。”他说。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次派遣任务是人人希望得到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军官都希望得到这份任务，不会轻易移交给下属。
我说：“弗兰克，你是我的上司，你应该去。”不是我不想得到这份任务。
“这涉及舟降，并向登陆部队指挥官——两栖空中中队的海军准将做简报……”我说。
我继续说：“5人执行登陆前侦察有些困难，更不用说，我的法语还凑合，西班牙语仍然停留在点杯啤酒和骂人的水平。”
“我认为，你能处理好。”弗兰克说。
我很荣幸，但那确实是一个挑战。
弗兰克有他自己的处事原则和逻辑。他说侦察可能更有趣，但他的工作是准备小队的调动部署。我们需要空中打击训练，那意味着小队去“希尔堡”训练营。他说，突击排由他指挥，分遣小队由助理指挥官（你）指挥。就这么定了。在我与弗兰克共事的整个时间里，弗兰克一直应用这一逻辑，而我一次次得到机会。这样的经验，我没有忘过。后来，在我担任指挥官后，我也一直遵循这一弗兰克准则。
“你仅有4个同伴，加上你自己。”走过突击小队营区的时候他说，“你需要一个空中行动达人、一个制图师和一个机械师。”
“戴夫（Dave）、蒂姆（Tim）、斯坦（Stan）和布巴（Bubba）。”我说。
“告诉他们从卡车上卸下他们的装备。”弗兰克说。
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准备“橡皮鸭”——一种F-470佐迪克（Zodiac）突击橡皮艇，可以在海上伞降。实际上，我们准备了两个。在海豹突击队有一种说法：“一等于零，二等于一。”这种充气橡皮艇是这次任务成败的关键。如果在伞降的过程中它自燃了，或者说降落伞没有打开，我们还有一个备用。
我上网下载了地图、图表和卫星图片。我到行动中心，核实了下每个人的命令，并向两栖空中中队发代码信息，推荐舟降的时间和地点。舟降地点的经纬度位于加勒比海中部，牙买加（Jamaica）以南约200英里（322公里）处。这一热带中央渺无人烟。这样一来，我们的舟降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
我为这次行动挑选的兄弟都很可靠。戴夫擅长进攻，并且是一位很好的制图师。二等海军士官斯坦是一位出色的舵手和跳伞长，并且可以帮助戴夫完成海滩制图。蒂姆是这个小队的主心骨，擅长空中行动，他是我们空中行动的头，前海军跳伞队成员，主要负责建造橡皮鸭。布巴，一个来自田纳西州（Tennessee）的无所畏惧的山民，他像鱼一样豪饮，像虎一样战斗，他也是一位机械师。布巴好像永远是三等兵。他是一个好兵，后来的战斗证明，他像戴夫一样镇定自若。我知道，我可以信赖他，即使用口香糖和排线制造的小艇，他也能让它跑起来。
造好橡皮艇之后，我才给兄弟们下达命令，才第一次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洪都拉斯。没有人皱眉头。我们进入“隔离状态”，意味着在我们上飞机之前都不能离开队区。这是任务部署的标准行动程序。弗兰克和第5突击排的其他成员已经悄悄地去了“希尔堡”训练营。那天晚上，我在营房内看着电影《烈血焚城》（Breaker Morant），喝了点啤酒。
我们的第一次洪都拉斯侦察计划被泄露——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但是我希望这次行动能够保密。
C-141的尾坡道放下，后门打开。在阴冷黑暗的机舱中待了几小时后，热烈的热带阳光突然进来，顿觉眼前一黑。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我们离开诺福克，整装出发，带着那两个“橡皮鸭”，向南直飞大海中的集合地点。现在一股热风涌入机舱。
飞机位于集合点上空1 500英尺（457米）的高度，飞行员能看到我们的军舰——“费尔法克斯·康提号”（Fairfax County），一艘登陆舰。我弯腰向下看，“费尔法克斯·康提号”出现在左翼之下。C-141盘旋了一个大圈，寻找合适的位置。
我们抓着固定拉线，绿灯变亮，小的阻力伞猛地拉开，橡皮鸭离开了坡道，我们紧随其后，纵身跳入喷气式飞机巨大的喷气冲击波中，橡皮鸭之上巨大的货物伞打开。强制开伞拉绳打开我们的降落伞，我们操纵着降落伞向橡皮鸭可能着陆的地方飘去。
当我们飘向水面的时候，我们穿上了脚蹼。在100英尺（30米）的高度，我们拉开了降落伞装备的胸带，进入风中，准备登陆水上。尽管我们并不熟悉正在使用的这种T-10型号降落伞，但我们都降落在了橡皮艇周围50英尺（15米）的范围内。
C-141放下了另外一艘装载着其他设备的橡皮艇。在我们离开飞机约40分钟后，我们拉着橡皮艇登上了“费尔法克斯·康提号”的甲板。
我们装备好自己的武器弹药，参观了住处。我换了一套干爽的制服，在军官室见到了船长。我记得船长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和蔼可亲。他说，认识我的父亲，在海事大学的时候。听到他们说这些，终归是件好事。在我的海军职业生涯中得知自己的父亲总是被喜欢和尊重，我感到非常地骄傲和开心。
船长将我介绍给他的军官，其中有一个人不需要介绍。拉夫·奈特（Ralph Knight），也是一个海军少尉。在候补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在我的连队里。拉夫是一位密码专家，一个电子幽灵，像我一样，他也是分遣来的，不属于船上连队。
我们在“费尔法克斯·康提号”上集合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停在甲板上的几辆插满天线的大篷车。拉夫和一小队语言学家及密码破译专家在这里监听尼加拉瓜人。
当然，拉夫并没有说什么。他的嘴很严，从来不说什么。如果你问他，他们在大篷车里做什么？他会告诉你：“我们在修闪光灯。”
船长将我充实进了他的队伍，他也充实了我们。他说，另外一艘军舰“博尔德号”（Boulder），正在从波多黎各赶来。在这艘军舰上，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连队、一支海军修建营特遣小队和波多黎各国家卫队三个步兵连。海军陆战队可以保障登陆点的安全，波多黎各国家卫队可能与洪都拉斯步兵展开联合行动，海军修建营可以根据海军陆战队的要求改善道路，修建防御工程。他们可能上岸一周然后便整装撤离。这便是这次两栖登陆行动的基本状况，“费尔法克斯·康提号”的装载情况。
船长告诉我，两天前，“费尔法克斯·康提号”曾经被一架来自古巴的俄式“五月”型海面侦察机跟踪。阿嘎斯·塔拉行动再次见报，纽约时报出版了更新版。尽管对于尼加拉瓜人来说，这次行动已不再是一个秘密，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仍然尽可能地保密。
尽管我们想秘密地展开行动，但是洪都拉斯相对“松散的风气”令人担忧。我们受一个表面同盟的邀约来到这里，我告诉船长，我希望平安无事。
行动前夜，船长、拉夫和我搭乘直升机，来到“博尔德号”上向海军准将、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做简报。简报会上，有来自情报官员的最新情报。情报显示，尼加拉瓜人正在卡贝萨斯（Cabezas）港展开行动。尼加拉瓜部队正在快速北移，向洪都拉斯边境集结，至少两艘俄式巡逻艇在港内集结。卡贝萨斯港位于洪都拉斯边境以南不足50英里（80.5公里）的地方。这并不令人意外，也并没有特别困扰简报会上的任何人。嘎拉西斯的地形易守难攻，对我们有利。并且两艘巡逻船对于配备了重型武器和攻击直升机的两栖舰而言也不算什么。
拉夫做了针对尼加拉瓜电子战的概要简报，他们有海岸监视雷达，并且最近桑地诺武装活动频繁。
“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他说。
我是最后一个做简报的，也很直接，分四步执行。我会在夜晚潜入，展开侦察。我会用简码报告我们的行踪——进入拉古娜（Laguna）地区、完成勘测、退回海上。我选用三个甩了我的姑娘的名字作为密码词，分别是苏珊（Susan）、凯瑟琳（Katherine）和阿维斯（Avis）。这样的密码词，我不可能忘记。
侦察之后，计划中的接应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接应点位于海岸约20英里（32公里），我们的行动最后阶段的无线电交流是“清晰的”、公开的，而不是加密的电波。在我们回到“费尔法克斯·康提号”之后，我准备拿出两个小时来绘制登陆点的海滩水路图。
海军准将告诉我们，“博尔德”号会远离海岸，直到实际登陆作战行动开始的早晨，满载登陆部队和登陆艇的“博尔德号”才会靠近海岸。海军准将说，对于尼加拉瓜人而言，这可能并不算大意外，可也是一个小“惊喜”。
我们搭乘直升机回到了“费尔法克斯·康提号”上，我向兄弟们传达了“指示”。第二天早晨，我检查了武器装备，温习了一下作战地图。下午两点，我向巡逻队队长下达了命令，详细报告目标行动地区的情况，这一过程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海豹突击队习惯于挖掘每件事物背后的问题。我们的准备非常充分，因为行动往往不会向你计划的方向发展。
这次可能也不例外。
太阳落山后一小时，“费尔法克斯·康提号”驶入离海岸30海里（55.6公里）以内，然后转向东南，仍然停留在传统航线上。对于任何雷达监视者而言，“费尔法克斯·康提号”可能都是一艘缓慢航行的海岸贸易船，而不是一艘插入侦察区的美国海军战舰。我们希望如此。
晚上8点30分，我们离开简报室，拖着突击橡皮艇走向井型甲板尾部的大门。在大门完全落下之后，水花蹿向井型甲板，拍打着紧闭的中空大门，砰砰作响。我们在风浪之中前行并定时，拖着橡皮艇下了坡道。
一开始，因为有绳拴着，橡皮艇在“费尔法克斯·康提号”之后被拖着滑行，我们有时间检查武器装备和测试橡皮艇的船外发动机，包括夜视镜、标识浮标、无线电设备、帆布背包和我们的个人武器等。缆绳拉得很紧，我们默默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只听见巨大船体钢板边上由水浪所发出的嘘嘘声。
这天晚上，自西而来的狂风大作，一轮明亮的月牙偶尔破云而出。高挂在夜空中的月亮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和船会暴露在月光中，但是风暴令我们很开心。这样的天气可能会持续整个晚上，多少有点令人安慰。在这样的雨中的能见度通常不足100米——对手很难发现我们。
最后，我冲井型甲板上的官员点头示意：我们整装待发。我们解开了缆绳，橡皮艇落入大船所掀起的银浪中。我们转向西，在巨大的涌浪顶端飞掠而过。巨浪腾起，大船的船尾消失于我们的视线之外。片刻之内，登陆舰完全消失在雨夜中。我知道，“费尔法克斯·康提号”可能正在尽力北行，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艘海岸商船。我稳了稳航线。黑暗的地平线之外某处正是我们要寻找的那片洪都拉斯海岸——巴拉·卡拉塔斯卡港（Barra de Caratasca），也正是我们的目标行动区域。
海岸位于20多海里（37公里）之外。我们仅仅是茫茫黑夜中无边大海上的一个小黑点，从海岸上根本看不见。我们还有11个小时的时间渗透进目标地区，侦察，撤离，从近海地区向计划中的会合点（与“费尔法克斯·康提号”）行进。
会合之前，我们只能靠自己。
我们向东南方向破浪前行，橡皮艇在巨浪之间颠簸，发出嘎嘎的叫声。我们一会突入斑驳的月光中，一会又为阴冷黑暗的暴风雨所笼罩。我坐在船尾，掌控发动机，戴夫、布巴、斯坦和蒂姆压在船体内，以便让橡皮艇尽可能地放低。没有灯光也没有星星，仅有海中生物体所发出的模糊微光。我保持着航向，睁大眼睛努力对抗着茫茫黑夜。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海岸线升入视线之中。着陆点并不多。这片低矮的海岸是地平线上最微不足道的黑点。如果不是因为用了航位推测法，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如此接近。向右转舵，海岸看起来像一只为大海所包围的瘦青蛙。莫斯基托海岸是一处贫穷的荒凉之地。这里没有一个航海灯塔，甚至没有住户灯光，以示进入拉古娜地区。以罗盘航向航行了20多英里（32公里）之后，我希望我们到达了正确的地点。
我调整了下发动机马达让其空转，仔细聆听。海岸上传来深沉的响声，有点像低沉而连续的惊雷，偶尔还伴随着更大的巨响，空中的隆隆声伴随着长啸。我知道这是巨浪拍打海峡口的声音。
即使从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海岸三四百米远的地方，翻滚的巨浪也有房子大小。随着我们被推上波峰，我能瞥见远处的海岸。在第二股涌浪的波峰，我辨明了那个发出声响的树形结构。咸水湖湖口，一条400米长、300米宽的海峡将巴拉·卡拉塔斯卡与大海相连。远处能看见河心沙坝和海湾入口。
另外一个声响，听起来像不远处的火炮声。沙坝附近堆起的涌浪与河口倾泻而下的潮流相碰撞。那是个大家伙。但是我并没有过度关心。我看了下河口，我必须要做的是，远离碎浪。
问题是，现在我们为另一场暴风雨所吞没。顷刻之间，能见度降到了100米以内。我告诉布巴盯紧临海位置，我们试着靠近海峡。他盯着这个“大魔法师”，任何凶猛的涌浪都来势汹汹。如果我们深陷于涌浪中，很可能会突然横转。尽管橡皮艇不会沉没，但是它会倾覆或失重，会打散我们及装备，会淹没我们的无线电。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到达洪都拉斯的方式。
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发现冲浪带的边缘。我们等了几波涌浪。训练时的要求是选择小浪的末端，在间歇期快速穿过。听起来容易，但是低得可怜的能见度不是我们仅仅要面对的问题。当时正处于退潮高峰，快速撤退的潮流可能有5节（9公里/时）的速度，从海峡倾泻而回。巴拉·卡拉塔斯卡大概有25英里（40公里）长、5英里（8公里）宽。整个水体通过一个300米宽的开口连接入海口。为了保持一个好的位置，远离海坝，对抗退潮，需要相当好的小舟驾驶技术。
难题纠缠在一起，当涌浪遇到快速撤退的潮流，可能会突然发生倾斜——吸出并螺旋向前，冲浪者称之为“抛售”。大多数波浪以可预见的方式前行，抛售可能会在几乎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两百米左右的波浪可能会突然叠合，突如其来地出现，掀起的水墙穿越整个海峡。四面反响的隆隆声就是这些如雪崩般的巨浪发出的。
我紧盯着涌浪，等待着开始的机会。
“来了一波。”戴夫平静地说。
我在船尾转身回望，半打悬崖般巨浪滚滚而来。随着它们步步逼近，它们看上去越来越大。我将橡皮艇180度大调转，船首朝向大海，引擎加速。当第一个巨浪涌来的时候，我们的橡皮艇几乎立了起来。那是一个庞然大物。当第一个巨浪在海坝上炸开，像深水炸弹一样，我快速左转舷，冲向下个浪的低肩。
天啊！我看了一眼布巴——一个来自田纳西的孩子，这套差点彻底击垮我们的巨浪看起来并没有令他太震惊，想到他可能并不知道更好的应对方式，我有点不舒服。
我再次起身，望着茫茫黑夜。这波已经过去。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波与波之间的相对平静中我们能穿过海坝。但是，选择哪一波呢？我如何知道怎样做，什么时候通过才是安全的呢？
雨突然停了，就像有人关上了水龙头。月亮出来了，照亮了海峡和海坝之外的拉古娜。我们面前的路突然清晰起来。我们背后的海也亮了起来。
“上帝在跳踢踏呢。”布巴说。
这令他印象深刻。在我们身后，海坝水面的最外围一波巨浪袭来。那是极其壮观的场面。我们现在离海峡口大概有100米。这股波浪是我们今晚所见最大的，想要驾橡皮艇跨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喜不喜欢，现在我们必须要冲进海峡。
“好的，冲吧。”我大喊了一声。就像我们有了一个机会一样。我将橡皮艇调向海岸。
在我们进入碰撞区的刹那，我加大油门——尽我所能地让橡皮艇保持在前浪与后浪之间的低点。一英尺厚的海水泡沫在我们的橡皮艇周围跳跃着。在我们身后，波浪巨墙仿佛要倾泻而下，隐隐出现。
慢镜头下，浪是倾斜的。浪唇有两英尺厚，拖着白色的飞沫落下。当它猛拍在海坝上的时候，我们仿佛能感到胸中的隆隆声，紧接着是另一波，一波接一波。这些巨浪在离海岸大约250米的地方被阻击，以10英尺（3米）高的浪墙涌向我们。碎浪快速冲向我们。
我继续加大油门，压倒了面前的急流。橡皮艇颠簸不已，我们在冲浪。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在冲浪板上，而是在一艘满载着1000磅（454公斤）的人和装备的橡皮艇上。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进入海峡中，坏消息是这个“大腕”仍在“关门”。我们仍需疾驶。我保持舵柄尽可能地稳固。任何的左右摇摆都可能让我们突然横转，橡皮艇可能会剧烈颠簸，冲向河岸。我咬紧牙关，掌好舵。
在我们身后，涌浪不断袭来。即使是碎浪，也比我们压着的波浪更大，更快。上千小时的冲浪让我明白，一个碎浪通常不会压倒另一个。我也知道，如果有时确实压倒了，“双层浪”会更大，更加不可捉摸。我可不想做数学题。我们已经在河口内部，我能看见海滩、丛林和两边的红树林。我知道，这些涌浪不久就会消失。
我们身后白色的浪墙开始减弱，逐渐变小，直至在我们足下完全消失。
在我的右手边的海滩上，是杂乱的渔民棚户区，大概有5家左右。在地图上，这里叫做巴拉·卡拉塔斯卡。这里算不上一个小镇，仅仅是一片棚户区。这里没有灯光，我也不希望被任何人看见。我将橡皮艇调整到了海峡的左边并降低了速度。我们已经混过了波浪碰撞区，划向黑暗的红树林。
我们到了红树林中。我看了一眼橡皮艇四周，布巴的帽子向后折叠着，像乔治·海耶斯（Gabby Hayes）一样。戴夫，另一个冲浪者，知道我们已经涉险过关。
他轱辘地转了一下眼睛，喊道：“好啊！”
没人笑得出来。每个人都清楚，我们必须再次穿越海坝才能回家。
我告诉戴夫，联系“费尔法克斯·康提号”，让他们知晓我们已经身处红树林之中。他发报：“长弓，我是雀鳝。苏珊，结束。” 确认“费尔法克斯·康提号”得到消息后，戴夫伸了伸大拇指。
我们朝西南方向，向海湾中心进发。经过了大概3英里（4 828米），我们能看见波多·伦皮拉散射的灯光，又向正南走了2英里（3 219米），穿越了这片水域。雨来了又走，但是夜仍然十分黑。岸上的人肯定看不见我们，在海湾中央我们转向东南，向登陆点前进。
我们在缓慢前行，舟首的戴夫举起了测深绳，测一下水深。我们在一片浅水区行了一会儿。最后，我们转向正南，发现了一个深水点，这便是这片海湾中我们的登陆舰可以到达的登陆点。
我放下了浮标和一个50磅（23公斤）的锚。浮标是一个半透明的塑料奶瓶，里面塞了5根红外线棒。这种荧光棒，只有用夜视镜才能看得到。明天白天，登陆舰能检测到这种浮标。今天晚上，唯一发现他们的方式便是夜视镜。我们做了标记后，便沿海峡划向东南。
尽管我们已经处于海峡之中，并发现了登陆点。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登陆点为海岸所环抱，并且我计算了一下这两个小湾的出口，位于我们所处海滩的西部。在夜视镜的帮助下，我们最终发现了临近海滩登陆点的小的登陆点。我们放下了第二个浮标。
我关上发动机，戴夫和蒂姆从橡皮艇的边上滑向海里，悄无声息地游上岸。他们是“游泳侦察兵”，可以确定被侦察的区域在我们到达之前是否被占领，是否有其他部队在靠近。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的侦察没有征求驻扎在波多·伦皮拉的洪都拉斯步兵团的协调配合。他们没有能接收密电的无线电装备。而最终的决定是，以秘密的方式实施所有的登陆前行动可能比以公开的无线电频率向他们发送这一计划更好。因为我们正处于尼加拉瓜边境，这也不算个坏主意。
游泳侦察兵也是一个好主意。尽管可能洪都拉斯步兵团安全地盘踞在营盘内，但是如果与他们其中的一个巡逻队不期而遇的话就会引起严重的误会。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尽可能地压低身子，在橡皮艇里等着。我用夜视镜观察着这片海岸线。信号终于来了，红外线灯亮了5下。我将发动机调整到就绪状态，我们安静地驶向海滩。
湾内水面平静，我们静静地滑向靠近一片宽阔的新月形海滩的红树林。我们将橡皮艇盖上伪装网，并将其停靠在尽可能靠近红树林的地方。我掰了一个红外线荧光棒放在船上。如果我们需要匆忙撤退，我可不想在一团漆黑的红树林里乱撞，寻找我们的“坐骑”。
我们分成了两部分，蒂姆、布巴和斯坦组成一个游泳小队，他们在海滨附近上上下下游三遍，他们用测深绳测量近海水域的深度并将相应的数据记录在系在他们手腕上的记录板上。戴夫和我发送罗盘方位作为游泳小队的基准线，当他们完成测量的时候，我们在陆地上巡逻了100米，画出了地形和海滩出口的草图并提取了土壤样本。我们回到红树林集合，整个过程用了不到30分钟，并顺利离开。
我们发送无线电简码“凯瑟琳”，表明我们已经完成勘测。我们发送了两次，但是没有得到“费尔法克斯·康提号”的回应。我们并没有强制使用通信窗。当我们到达海峡口的时候，无线电信号更好，我们再试着与“费尔法克斯·康提号”联系。是撤离的时候了。
我们拉下橡皮艇上的伪装网并存放起来，我开动发动机。乌云初破，月亮又出来了。我们并不打算原路返回。我们沿着这个咸水湖的东边，向北驶去。这边的湖岸尽是些红树林和不好逾越的沼泽，渺无人烟。这片荒凉地带向南延伸，一直到科科河和尼加拉瓜边境。
即使是荒无人烟，我还是将橡皮艇调至与湖岸保持200米的距离，悄悄北行，然后在这片海湾的顶端转向西。这条归路更长，但是这符合海豹突击队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永远不走来时路。我们静静地游荡在这片湖岸，根本没有想到正是我们选择的这条路线救了我们的命。
雨来了又停，最终月亮隐在了树后，我们不用再担心月光。我们浑身湿淋淋的，已经在风中待了9个多小时，体内能量损耗严重，感到越来越冷。我原本以为我们只需全力撤退，不需要再冒险了，直到戴夫用肘推我。他正在用夜视镜观察南面的水域。
“我没有看见那些浮标。”他说。
“仔细看看。”
“确实没有。”
我调低油门，任橡皮艇漂行。我用夜视镜仔细观察，先向南，再向西，观察了荧光棒逻辑上应存在的每个地方，期望绿色荧光的出现。但是什么都没有。
我关上夜视镜，再重新打开，听着他们在低声地发着牢骚。当夜视镜再次启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我们的身后：我所看到的景象差点令我窒息。
夜色中的绿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聚光灯。
我凝视着自己的夜视镜，当时裸眼根本看不到光的存在。夜视镜清晰地呈现：一个强力光点快速掠过我们身后的水域，向右而去。这个海湾里没有其他人，怎么会有人在用红外线探照灯？
“是你们弄出的那个光吗？”我问。
“操，有人在用该死的红外线探照灯。”
但是，是谁呢？
“我们先躲进草丛中！”我说。
我打开发动机，直接往北冲向河岸。橡皮艇很快就掠过300米的距离。最后一刻，我关上油门，当我们撞上浓密的红树林半隐在水中的根系的时候，橡皮艇还往前拱了拱。
“我们尽可能地深入。”我说了句。
我们猛拉这些树枝和根系，让橡皮艇尽可能地深入红树林中。我们快速地拉上伪装网，并盖住自己。我关上了引擎。我们的枪口对准海湾。
一片死寂。
我再次用夜视镜观察，一无所获。我们是不是看错了？不，戴夫也看到了。有人在用红外线探照灯。
突然，光线再起。这次更近，更亮。它仍然在我们身后向东，但这次仅有150米的距离。我们看不到舰船或用灯的人，但是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红外线探照灯光柱穿过海湾。
“晕”斯坦骂道。
然后我们看到，红外光在水面上铺展开来，反映出光源的剪影。
那是一艘巡逻船。大概有60英尺（18米）长。从船的大概轮廓看，肯定不是美国船。洪都拉斯也没有那样的船。
光线从空中闪过，通过夜视镜，我看到那是一艘尼加拉瓜人的俄式甲虫级巡逻艇。我甚至能看到舰艇上的两挺14.5毫米机关枪，甲板上大概有6个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发现他们之前他们怎么没有看到我们。
对我来说，看到他们的红外线探照灯可能是一件最幸运的事。
一艘尼加拉瓜巡逻艇跑到洪都拉斯领海内做什么？他们不仅是在洪都拉斯领海内，而是在巴拉·卡拉塔斯卡港内，已经深入几英里。
这艘巡逻船在我们眼前转了个大圈，正向我们刚刚侦察过的海滩缓慢移动。那红外线探照灯会不时地横扫海湾，但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在这艘巡逻艇尾部的甲板上，我能分辨出两团红外线光。那正是我们做的浮标。
我们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我们的橡皮艇根本无法与60英尺（18米）长的巡逻艇相匹敌。他们速度更快，火力更强，并且配备了雷达、红外线探照灯，在人数上也占优势。他们所拥有的优势在白天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当他们从远处看见我们的时候，可以追上来把我们干掉。
我看了一下表，凌晨2点40分，离天亮——我们约定的与“费尔法克斯·康提号”会合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这艘巡逻艇当然无法与配备了3英寸重炮的登陆舰相抗衡，但是他们不会来这里救我们。还有一个影响我们从这片海湾撤退的小问题，在我们跑回“妈妈”身边之前，我们必须要穿越20英里（32 187米）的公海。无论在海上，还是在这片海湾，他们均占优势。
“或许我们应该呼叫“费尔法克斯·康提号”，请求支援。”斯坦说。
“他们能做什么，为我们祈祷吗？布巴嗤之以鼻。”
“我们得关上无线电。”我说。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掌握政权之前，山姆大叔（指美国）已经向尼加拉瓜援助了价值百万美元的装备。我们携带的PRC-77无线电装备，根本无特别之处，是美国步兵的标准装备，肯定曾装备尼加拉瓜前政府军。截获PRC-77无线电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我们使用无线电装备，这艘巡逻船可能会知道。如果我们使用的时间足够长，他们可能会查明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唯一的希望在于躲在红树林里，伺机溜出拉古娜。据我猜测，我们离入海口大概有7英里（11公里），而原定会合点在20英里（32公里）之外。
我的命令是，不再与尼加拉瓜海军玩捉迷藏。
我说：“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继续西行，穿越海湾顶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靠近红树林，随时做好隐蔽准备。”
“你认为，他们会怎样做？”戴夫问。
“搜寻一段时间后，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登陆点，明白两栖登陆舰会进入海湾收拾他们。他们一定会努力在天亮之前逃离海湾。”
“是的，我们也是。”蒂姆说。
“是的，”我承认，“我们也在那么做。”
在回到登陆舰上之前，我们必须穿越17英里（27公里）的“公海”。并不是说，我们在洪都拉斯领海3英里（4 828米）之内，我们就是安全的。白天，我不想在任何地方与尼加拉瓜巡逻艇纠缠。因为我们是充气橡皮艇，而他们的巡逻艇却是钢筋铁骨。
“给我一些红外线荧光棒。”我说。我剥掉他们的外皮，将半打系在一起，然后将它们挂在红树林里。我掰开并晃亮每一根，以吸引他们。我们一路抛撒。
我推测，这些尼加拉瓜人会不停地用红外线探照灯，那是他们基本的搜索状态。而橡皮艇不会出现在雷达上，并且他们又不擅长目测。他们会捡起我们的浮标，并判定这些会发光的东西一定是外国佬的。
这些荧光棒，至少在1英里（1 609米）之内是可见的。如果他们看见，一定会展开调查。那样，我们就有了逃离的时间。
我启动发动机，缓慢驶出了红树林。我们尽可能地靠近树林，向西，向着入海口前行。大约一半的时间，我们能看见尼加拉瓜巡逻艇，挥舞着红外线探照灯，在我们以南2英里（3 219米）处。
我们必须穿越一个背靠一片海滩的小湾。这里没有红树林，以阴影和树林为隐蔽物的旅程暂告结束。更为糟糕的是，海滩有轻微的色泽，而我们是黑色的。在夜视镜之下，这种对比可能会更为明显。
我们必须要穿越的这段空间，大概有600米长。而在小湾的另一边看起来好像是红树林，或者至少有阴沉的树木掩体。
我决定走这片开阔地带。我们全速冲过这一地带。我们的舷外发动机是“消声的”。所有排出的气体消失于水下，发动机外罩镶有克拉维和合成橡胶。尽管我知道是消声的，但是它听起来还是那么的刺耳。我们成功穿越小湾，红树林重新出现，蜿蜒延伸向远处。
“他们在那边。”戴夫说。
他用夜视镜指着船尾的方向。我也拿起夜视镜看了下那边的探照灯。这艘巡逻艇看起来要穿越这片海湾。他们的灯灭了。他们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一会，又出现了。这次是我们的红外线浮标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它们仍然被放置在船尾处。
我开始看到了希望。
这群家伙缺乏战术素养。
当我们转向第二片小湾时，巡逻艇又消失了。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红树林和掩体出现了断层，白色的沙滩再次出现。我察看了一下我们的前方，离海岸大约50米的地方，有几处突起的叶状平台，是渔民们用来晾干猎物的。平台部分凹陷，看起来像是被弃用了。我们奔着它们而去。
在我们身后，几道亮光闪过。起初，我以为是被照亮的……接着，我听到了类似屁响的声音，比屁响的声音更大，而且聚合成了短促的爆炸声。巡逻艇上的机关枪开火了。
他们发现我们抛撒的荧光棒并开火。他们发射了照明弹。照明弹照亮了我们，也照亮了我们所在的小湾，但是巡逻艇处于中心位置。他们不大可能发现我们，但是，我知道，荧光棒策略一旦被发现，不太可能阻止他们太长时间。
在我们身后，照明弹灭了，又恢复了平静，也没有了枪声。天很黑，因为照明弹的缘故，看起来更黑了。我们正在同尼加拉瓜人玩一场生死游戏。
现在他清楚，我也明白，他们就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需要隐蔽。
我望着远离海滩的平台。我打算将橡皮艇塞进平台里，等待着巡逻艇过去。随着我们越来越近，我发现一个棚户之下挂着的吊床。已经有人“占领”了这个地方。我盯着其中一个吊床，盘算着：我们要面对的人不管是谁，最好是控制住他们，而不能让他们跳上小舟离开。
我们靠上去，我关上油门。
“为我们争取时间，蒂姆。”我说。
“晚上好。”蒂姆冲着棚子，用西班牙语打了个招呼。
得到了西班牙式的回复：“你好。”
“你们要买点汽油吗？”蒂姆问。
我们有足够的汽油，他仅仅是想搭个话。
“不需要。”一个男人答道。
现在我们已经离得足够近了，看到那个棚户被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和一个10来岁的孩子占领了。他们仍然待在吊床里。棚户上还拴着几叶小舟。
“他们是印第安人。”蒂姆说。我还记得从一本指导手册上学来的只言片语。
“会讲法语吗，先生？”我问。
“我们讲法语。”吊床里的男人答道。
米斯基托（Miskito）印第安人已经被比利时传教士基督化。他们讲法语，除种族之外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眼中，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
我掌着舵，我们进一步靠近。
“对不起，先生，请不要点灯。”我继续用法语说道。
“你们是谁？”这个男人问。
“我们是一个研究团队，专门为捕鱼服务。”我用高中水平的法语撒了个谎。我告诉他，我们是一个来自渔业部的调查团队。
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棚子跟前。
“我们下船，”我对蒂姆说，“我们在这里待一会儿。”
到现在为止，这个男人能看到我们全副武装，脸上涂了迷彩。他的儿子用米斯基托语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坦诚地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需要一些信息和帮助。”
我问，他是否看见一艘大灰船开进了这片咸水湖。他说看到了，那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船，天黑之后他们就来了。
他们可能在我们之前两小时进入了海湾，当潮退的时候，他们可能很松懈。
“还有其他的船吗？”我问。
“没有，只有他们和你们。”他说。
巡逻艇转过来了，在我们身后，并且关上了红外线探照灯。夜色中很难看清，但仍然可以看见，巡逻艇离我们大概有1.5英里（2 414米）。
我们将橡皮艇完全藏在了平台下面。我们都很难看见。我希望那已经足够好了。
巡逻艇继续前行，我们将枪口对准了它。我们有M-16，他们有两挺14毫米炮台，甲板上还有6名手持AK-47的队员。
睡袋里的印第安男人和孩子看着巡逻艇越来越近。
“今夜，我不想有任何的麻烦。”我用法语说。
“我理解。”他说。
我们很幸运，巡逻艇一路驶过这片棚户区，并没有停下来。我们窝在排排木桩的后面，身子尽可能压低在橡皮艇里。当我听着发动机声渐渐消失，我透过木板偷偷窥去，我勉强能看见船尾，巡逻艇正往这片海湾的入海口驶去。
我拿起夜视镜，巡逻艇正在用红外线探照灯扫视海岸线。他们也扫视了这片棚户区，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除了躺在睡袋里的男人和孩子。我看着这艘巡逻艇驶入海峡，并最终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我希望它驶回了尼加拉瓜。
“谢谢！”我用英语对这个男人说。
他点头回应。我从皮带上取下了我的军刀和刀鞘，递给了他。“谢谢你的配合。”
我们从平台下拉出了橡皮艇并启动引擎。我们继续缓慢地向海湾口驶去，还是尽可能地靠近红树林。我看了一下表，刚好凌晨4点，天亮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
我不知道，那艘巡逻艇是否已经离开？或者还在海峡里逗留，正要离开。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不想再遇到他们。
再往右挪半步，我们就进入海峡了。我们再次进了红树林，戴夫和我涉水上岸。我们来到红树林的边缘观察，那里视野比较好，可以观察这片海峡。海坝之外，仍然巨浪滔天。
我扫视了这片海峡，我的心一下沉入谷底。
“真是不爽”戴夫吐着口水骂道。
那艘巡逻艇还在海峡里漂着，船首指向岸边，正懒洋洋地随潮漂流。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他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那里。甲板上有几个男人正在交谈，他们的声音随着滚动的大浪断断续续地飘来。
正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巡逻艇突然掉头，船首指向大海。当它尝试着在滚滚的退潮中保持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发动机变向。
我们看着下面的这些人。舱口已经关上，我看着我们的红外线浮标被扔进了一个箱子里。他们正在准备入海。巡逻艇又漂了一会儿，开始缓慢回行，他们的船长可能是想休息一下了。发动机轰鸣，巡逻艇冲向海坝，掀起两道波浪，然后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轮着我们了。”我说。
戴夫和我抓紧回到了橡皮艇上。
我告诉兄弟们：“他们（巡逻艇）已经走了，我想我们应该在太阳升起之前尽快赶往集合点。”
对于这些小伙子们来说，这无疑是好事。我们转进了海峡中，风浪仍然很大，说话都困难。我漂浮着，注视着，算计着，一波接一波涌来的恶浪。最后，在一波特大浪的末端，我让每个人都坚持住。我扭动油门，我们冲向深水中。
我们在巨浪中艰难前行，我不必说一句话。我的帽子都掉了，兄弟们开始奋力铲除艇内的积水。
戴夫大喊了一声“外面”。用冲浪术语来解释的话，这是在相互提醒：大浪来了。
我看到了一波大浪涌来，就像十字路口的高架桥一样大。
这已经不能用浪墙来形容了，而是像山峰一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正在退潮，转舵向左，我相当肯定那边水更深。这些巨浪很可能在浅海处破掉。我们向更深处的低点冲去，尽管训练课程教导我们要对角穿越即将到来的大浪前方。
随着第一个巨浪袭来，我掌控操纵杆，船首几乎立了起来。
我们不停地向上冲……冲……冲……最后成功跨越。就像爬山一样，巨浪被我们踩在脚下。下一波浪也是相同的——一次更长、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攀爬。我们看着这个巨浪消失在我们的右舷。如果我们被盖在下面，一切就玩完了。
我们成功地翻越巨浪，我们很庆幸自己还活着。
就在这时，巡逻艇出现了。
它离我们大概有300米远，船首指向我们。它正全力冲向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暴露了。
我们插进低水点，巡逻艇暂时消失。根本来不及说什么了。我掌控操纵杆，迎接着下一波巨浪。在波峰之上，我们能看见巡逻艇的甲板离我们只有两波浪的距离，大概200米远。我仍然记得，巡逻艇的雨刮器还开着。
我们冲向另一个浪面，这次因为与巡逻艇已经非常靠近，我决定破釜沉舟，敢于在巨浪的横断面上疾行。我们冲向出海方向。巡逻艇在我们身后紧紧追赶。
橡皮艇正在攀爬一个接近垂直的浪面。那是我曾经冲过的最大的浪。我们冲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浪顶开始喷起水沫。在我们的右边，一个20英尺（6.10米）的水墙开始形成凹面，就像感觉到了底部一样，它仿佛放缓了脚步。
再有10英尺（3米）就到顶了。发动机咆哮着，已经到了最大马力。在翻越波峰的刹那，我们仿佛飞到了空中。螺旋桨从水中冲出，发动机尖叫着。这声音很快消失于巨浪的轰鸣中。我们又落回到水面上，像个蛋糕一样平坠着陆。
万福的仁慈圣母玛利亚。我们做到了。
我转身看见，巡逻艇的船首正在浪面上挣扎……看起来放缓了。白浪吞没了船首，然后压向驾驶室。当它停下来的时候，甲板也被吞没了，再到右舷。
我们都欢呼起来。巡逻艇已经横转了。
我们冲向另一个涌浪。三个更大的巨浪彻底击败了巡逻艇，正如我们所见，巨浪将它推回了海峡口。
这是对奥特加海军的一种锤炼。
这艘巡逻艇被一波接一波的大浪推回了海湾。令人惊奇的是，它并没有倾覆或搁浅到海滩上，或者说这是出色船艺的结果。当我们最后看见它的时候，它仍然漂浮着，发动机仍然在工作，却是一片手忙脚乱。他们正在努力摆脱困境，也是为了活命。
我们并没有为了看个结果而徘徊逗留。我开足马力，逃离这片巨浪冲击区，然后沿着这片海岸西行，驶入茫茫大海之中。我们不再像在海湾中那样拼命克制，我们再次成为苍茫大海中的一个小黑点。
我们越来越安全。
当我们到达集合点5英里（8公里）的范围内的时候，“费尔法克斯·康提号”终于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黎明的第一道微光在海面上铺展开来。
“长弓，长弓，我是雀鳝。凯瑟琳，阿维斯。我们准备登舰。”
“很高兴跟你讲话，雀鳝，我们好担心你们。”
“他们好担心？我都差点尿裤子了。”布巴说道。
“准备归队。”无线电里叫道。
“好，知道了，雀鳝来了。”
我回首海岸。20英里（32公里）之外，洪都拉斯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条绿线。太阳露出头来，头顶的云彩变成了粉色的朝霞。暴风雨已经过去，看起来像是个好天。
一登上“费尔法克斯·康提号”，我们便着手准备绘制海滩图表，我将我们与尼加拉瓜巡逻艇相遇的故事告诉了他们。原来，“费尔法克斯·康提号”的雷达侦测到了拉古娜湾内的这艘小船。但是，他们以为那是洪都拉斯人的。
在离开之前如果我与作战情报中心协商，他们可能就会告诉我这个情况。重要的安全技巧：查看当地雷达。这是一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教训。
在我们成功到达集合点之前一个小时，“费尔法克斯·康提号”的雷达监测到了一艘小艇撤离了海湾，先转向东，又转向南。我们的尼加拉瓜朋友最终逃离了那片海湾。我们很幸运，跟他们斗了一整夜，其乐无穷。
阿嘎斯·塔拉行动按计划进行。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军工程营架桥铺路、修筑工事。边境那边的尼加拉瓜人气急败坏，指责美国在试图发动一场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的两天多的时间里，除了清理装备，准备回利特尔克里克基地之外，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都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一艘尼加拉瓜巡逻艇在那里等着我们。从最初的《纽约时报》曝光事件；到后来的传言：有古巴飞机飞越了领空；尼加拉瓜的海岸雷达捕捉到了我们的两栖舰。这些理由看起来已经足够了。
还有一条更充分的理由，但当时我们之中没人知道。海军士官长约翰·沃克（John A. Walker）和他的伙伴高级无线电长官杰里·惠特沃斯（Jerry Whitworth）向苏联人提供了美国海军KWR-37、KW-7、KG-14、KY-8和KL-47型加密机的密码。苏联人及时读取了我们的邮件。
沃克的间谍网的危害远远大于几次行动的告密行为。他们的间谍活动令俄罗斯人几乎破解了1968—1986年美国海军传输的所有秘密编码。阿嘎斯·塔拉行动展开之际，沃克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工作”，周末赶往华盛顿向他的克格勃代理人交付编码。
直到1986年，沃克被捕。
尼加拉瓜人等在那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来，包括我们的侦察计划、登陆地点、我们小队的人员组成，甚至连代码形式的苏珊、凯瑟琳、阿维斯都被破译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获悉一个5人的海豹突击队分遣队会在潮汐变化之后进入这里并在黎明之前离开。他们清楚海湾之内不会有洪都拉斯海军。他们甚至知晓我们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尼加拉瓜人掌握了一切。
如何将一艘满载海豹突击队员的橡皮艇逼上绝境？他们是怎样驾驶橡皮艇的？
如果他们成功地猎杀一个“美国间谍”分遣队，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快更加恶化。那可能真的会引发一场热战。
但是事情往往不会如人所愿，恰恰不能。有人说，历史在黑暗之中被创造。但这也不是绝对。
阿嘎斯·塔拉行动结束前两天，我和斯坦、蒂姆、布巴、戴夫待在波多·伦皮拉的迪斯科内，迪厅内播放着重音乐，啤酒很凉。我们看着一只小鸡走过舞池。
我啜了一口酒，说：“今天我收到了小队的消息，我们又有新任务了。”
在回到利特尔克里克之后，第5突击小队按计划接受部署。有流言说，我们要去某个热带之地。
“我们要去哪里，查克叔叔？”
“回洪都拉斯吗？”
“巴拿马。”
“贝蒂·福特？”
“那最好了。”我说着，并努力板着脸。
“我们要去贝鲁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