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突击小队，其特殊性、保密性以及我们的爱国之心，逐渐地将我们同这个社会分离开来。我们明白自己的不同。我们是一个分离出来的团体。随着我的事业的提高，这种分离性可能越来越严重。我可能会睡任何让我睡的女人，我索取但是几乎不给任何回报。我无知，无爱，在变得完全封闭的路上。但我们不是反社会的野兽。作为潜在男友，我可能是最坏的类型之一，自私，极度自信，有点残忍。
有几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女人。说起来有点窘迫，我清楚而具体地记得自己的残忍，还有愚蠢。
我不明白，卡斯诺（The Casino，娱乐场所）因何得名？但这里绝对不是一个耀眼的地方。停车场一片狼藉，实际上是一片沙地，还有一间平房，有一个小坡屋顶，有几处地方的白色乙烯基塑料已剥落，另外几个地方包着的黑色柏油纸也被扯了下来，露着白蚁啃噬过的胶合板。蜷缩在诺福克市奇克海岸的切萨皮克湾大桥下的它，看上去不像一个酒吧，更像一艘失事的破船。卡斯诺还有一个坏名声，永远像犯罪现场。而地址更像一个笑话——幸福居路169号。霓虹挂在仅有的窗户架子上，PBR\TAP的字样也有点寒酸，字母A忽明忽暗，貌似有点短路。它不是那种你想去的场所，看上去太危险以至于不敢轻易闯入。这里总是有一些钢铁怪兽停在外面，哈雷、宝马、凯旋机车，装有突击步枪支架和挡泥板的吉普车。这些交通工具完美地宣布了卡斯诺的人物构成：海豹突击队员、车手和最底层的醉鬼。
而其内部装修甚至可以用“断壁残垣”来形容，天花板低弯，压在并不平整的水泥墙上。这个酒吧是用福米卡家具塑料贴面（Formica）和岩石片建成的，几张台球桌随意摆放在屋子中间，避开屋顶严重漏雨的地方。在酒吧的后面摆放着一些匾额，有的来自东海岸的海豹突击2队和4队，有的来自“海豹运输载具大队”（SDV）2队和水下爆破队21、22分队。
我第一次进来就目睹了一场惨烈的决斗，两个人挣扎在台球桌下面，相互撕扯头发，抠眼睛。正常情况下，打架会让一个酒吧人声鼎沸，并且不会持续太久，其他的顾客会发现并参与其中，或围观、或阻止。在这里，卡斯诺再次让人迷惑。当其中一人痛扁另外一个几乎失去知觉的人时，满屋子的海豹突击队员竟然完全忽视他们。甚至当其中一人将另外一人狠狠地摔进女卫生间，卫生间的门都碎了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人转身。当决斗的胜利者将失败者拖到前门的时候，酒吧招待冷静地从福米卡下面拿出来一个点357口径的左轮手枪，指着这位气喘吁吁、郁郁寡欢的红脖子乡巴佬。
“不要他妈的再妄想回到这里，即使带着枪也不行。”这个酒吧招待平静地说。
“你不会也禁止我来吧？”败者问。
“你也消失一周，”招待回答，“饭桶！”
就那样，打斗就那么结束了。有人往投币式点唱机里投了一枚25分的硬币，点播了一首“Toots And The Maytals”乐队的“放下压力”，还有“Irie Mon”的超酷演出。仅仅是在卡斯诺的另外一个夜晚，我便喜欢上了这个第一眼看上去“很逊”的低级酒吧。
1982年晚春的一天，在那样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中，在收到我的正式编号为1130的海豹突击队员证之后，我被泼了个透心凉。我和里克·詹姆斯（Rick James）——我的114班同学，在同一天，收到了我们各自的海军特战军官徽章。三个月前，我们因为截然不同的理由得到了这枚徽章。里克得到它是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是一位伟大的美国军人。而我则是美国特种部队历史上唯一一位因拒绝执行长官命令而获此殊荣的人。
在完胜绿色贝雷帽之后，我回到了行动部，每天的工作大同小异，处理信息和报告。与现在我身上所肩负的保卫美国的神圣使命有所不同。总而言之，我是随时可以调用的储备人才。从约翰·耶格（John Jaeger）丢给我的最为棘手的任务中存活下来，我坚定地期盼着不久可以得到我的徽章和一份突击队的任务。一个海豹突击排由一名长官指挥，并配备一名副手，或者称之为二把手。这也是我首先被任命的最为合适的岗位，接下来我要学会适应它。一旦我融入了突击排，我就随时可能离开，并接受千奇百怪的任务。而大多数任务都顶着突击排的光环而经受着战前训练的痛苦。有些任务完全是扯蛋，像海岸执勤、码头巡逻与集中爆破，更为糟糕的是港口搜索，并且有时这些都是首要任务。
我接受的第一项独立任务是小菜一碟。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拒绝行使长官命令中的一次，或者说至少在别人眼里，这是我的职责。4月下旬，我接到命令，带领6人到美国宇航局报到，接受临时委派的任务。这是一项“空间废物”处理任务，是海豹突击队从他们的前辈水下爆破队（UDT）那里继承下来的任务。在水星、双子星、阿波罗空间计划期间，水下爆破队（UDT）蛙人担负起了找回分离后的空间舱的任务。水下爆破队（UDT）解散重组后，海豹突击队继承了这项工作。尽管航天飞机已经取代了载人航天舱，但海豹突击队仍然偶尔会接到调命，去找回那些沉入大海的古怪玩意。
行动办公室里没人会告诉我们具体的行动细节，而我们接到的命令仅仅是，向位于肯尼迪空间中心的国家航空与太空管理局报告，附加任务包括空降与爆破。这支特遣小队中的吉比（Gibby）比较有经验，之前曾执行过类似任务，或者说他接受过专门的训练。
“如果发射夭折的话，我们的任务是打扫战场。”他说。
“发射什么？”我问。
“三叉戟导弹。”
我们装备齐毕后乘C-141运输机飞往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也称肯尼迪角）。航班降落期间，吉比告诉我，他之前曾经接受训练从海上找回一枚三叉戟弹道导弹助推器。三叉戟那时是美国最新的潜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9]，一枚大的主导弹捆绑八枚高热原子核反应弹头，各自瞄向氢弹，被称之为MIRVs(分导多弹头导弹)。这种三叉戟导弹的射程范围超过4 000海里（7 408公里），并且每枚导弹能够在距离目标100米的范围内投掷MIRVs。当用氢弹的时候，我明白那种直接打击的毁坏力，考虑到这种导弹是从水下发射的，冲出大气层，达到轨道速度，再次进入大气层，然后直接打击目标，这确实是一项令人吃惊的技术成就——终结者。一种全新的三叉戟导弹的变体进入测试阶段，而我们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到达可可比奇（Cocoa Beach），住进一家低档的小宾馆，为了享受一下佛罗里达的阳光。第二天，我和吉比便到美国宇航局参加了“通气会”。与会人员大多是，像电影《菜鸟大反攻》中的阿尔法·基克斯（Alpha Geeks，“极客”）那样的技术骨干，会议的大部分内容围绕晦涩的火箭科学展开，而要点是，一枚C-4三叉戟导弹从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海岸的一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发射。那枚导弹，并没有携带灾难性弹头，目标是北大西洋的一片开阔水域。当导弹达到脱离速度，就会抛弃火箭助推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回第一阶段脱落的助推器。而这个衰竭的助推器的预计脱落位置是巴哈马群岛（Bahamas）北部阿巴库斯岛（Abbacos Islands）以北某处。简报期间，“大脖子小伙”成了我们的代号，并且为了演练专门造了第一阶段导弹的模型。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在靠近太空中心的一处小海湾进行模拟训练。吊车将一个大圆柱形模型丢进水中，我们立刻跳下去，用安全环状浮袋绑住这个模型。一旦助推器浮上水面，就会得到美国军事海运司令部的全面舰船支持。并且我们的行动会得到“低空铺路者”（MH-53）特别行动直升机的支持。这次行动不能再简单直接了，而在训练中我们要面对的唯一的麻烦是，当安全环状浮袋浮上来的时候小海湾中总是有一只10来英尺长的短吻鳄出现。更令我们感到惊恐的是，当我们开工干活的时候，吊车操作员，一位普通的佛罗里达百姓，往水里扔些药属葵给这个可怕的大家伙。我猜想，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我们仅仅期望这个短吻鳄不要仅仅把它当作开胃菜。我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还有短吻鳄一份功劳。
我们训练，然后是等待。发射推迟了几次，使我们有机会在可可比奇闲逛，泡吧，结识女人，告诉他们我们是受训的航天员。最后我们装备齐整，从帕特里克（Patrick）空军基地飞往大巴哈马岛空军站。我们挽起裤管，将一个黄道（Zodiac）F-470充气突袭快艇，打包装备在了直升机上，我们称之为“软鸭子”。
按照计划，第二天黎明时分7点开始发射，我们必须提前到达指定位置，坠落冲击区的南端。而整个发射过程中我们所负责的是最简单的部分。而在发射潜艇上，相对不复杂的任务就是点火了。那里有宇航局的直升机拍摄发射的细节，地面跟踪中心计算导弹的轨道，并且一对海军P3侦察机会在坠落区撒播声纳浮标，以便准确定位，我们能够直插现场，找回助推器。
那个早上，却有一个不太顺利的开始，一艘俄罗斯“渔船”出现在了离卡纳维拉尔角4英里（6公里）的地方，并占据了潜艇的发射区域。这艘“无辜”的渔船，天线和现代通讯工具林立，实际上是一艘俄罗斯洋级情报船，目的是监测这次发射。发射因此推迟了半小时，而接下来的半小时，一架P3侦察机报告，在预定坠落区附近海域发现另外一艘俄罗斯渔船在游荡。两艘“渔船”均处公海，除了对勇敢的俄罗斯渔民的反应敏捷表示惊讶外，我们别无他法。显然，他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支持，那时我想知道到底是谁做了这样的大生意。我们乘直升机在巴哈马北部转圈游荡，无奈之下，潜艇只好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向内海更靠近些，然后发射，让这些俄罗斯人眼睁睁地看着。
最终发射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空中盘旋了接近两个小时。我们一无所见亦一无所闻，直到有人报告助推器已经在搜索区北部坠落，离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有接近100英里（161公里）。“低空铺路者”立即向北飞去，我们在直升机里也做好了随时跳水的准备。我们以150节的速度北行，P3侦察机报告，俄罗斯渔船也在全速奔向坠落点。卡纳维拉尔角处的俄罗斯渔船远离坠落点，可以不予以考虑，但第二艘离坠落点不足25英里（40公里）。我快速心算着，渔船的最快速度不会超过15节，卡纳维拉尔角处的渔船到达坠落点需要6个小时，而更近的一艘则需要1小时40分钟左右。而我们以150节的速度，可能40分钟以内就能到达，加上寻找助推器花费的时间，看来这并非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任务。考虑到在我们行动之前的演练过程中，助推器漂浮在海面以上的部分差不多有3英尺（0.9米），这显然演变成了一场速度的比拼。军方海运司令部的船原本停泊在坠落点以南50英里（80公里）待命，接走残骸。显然，我们并不能指望他们。
随着我们逐渐靠近目标，墨菲（Murphy）先生整个早晨都处于兴奋状态。他在忙着收队。这位飞行员是一名空军上校，当再有大约15分钟我们就跳出去的时候他把我叫到驾驶舱。
“你们准备好往外跳了吗？”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最后可能有点小复杂。”他说。
“多大点？”我问道，我注视着看着远处的副驾驶员。
“我们的燃料不够了。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到目的地，但是没有足够燃料支撑着我们在空中盘旋，等到接应舰的到来。”
这根本不是我想听到的。“这里还有另外的直升机吗？”我问道。
“只有我们，”他轻松地答道，“我想把你们放下，然后掉头回大巴哈马加油。”
“然后呢？”我平静地问。
“我们会回来接你们。”
这就是计划？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竞技表演，我并不想争执什么。但是我必须得小心，或者至少当时我认为应该那样，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该怎样处理与空军上校的关系。眼下，我必须轻松对待，但是一定要坚定。我只是一名海军少尉而他是一位上校，但这个家伙的鬼主意足以让我们送命。
“你怎么找到我们？”我问道，并对他的回答充满好奇。
“我们会在GPS上标出这个位置。”
空军与海军的不同，显而易见。“瞧，上校，”我说，“除非你跟我们待在一起，我不能带着兄弟们跳进海里。”
“为什么不能？”
“因为坠落区在墨西哥湾，这里现在北行的洋流速度是3海里/时（5.6公里/时）。即使你标出这个位置，但是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漂得无影无踪。”
“你们还有小船，对吧？”
“就凭这条又小又黑的橡皮艇。”
“我能找到你们。”他说道，有点嗤之以鼻的意思。
“首先声明，我绝对没有跟您对着干的意思，但是我认为你不能。我不会把我的兄弟们丢进大海，将他们的命与一个随时可能沉没的破发动机拴在一起，并且寄希望于我们会如此简单地被找到。”
他愤怒了。我也是，原因却不同。我以为要跟自己的海豹突击队生涯说拜拜了。尽管当时我还不是一名真正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在这里，我称这次任务为狗屎。我并未对自己的第一次独立任务持有感激、敬畏之心。
“你意识到一艘俄罗斯舰船正在靠近这个助推器吗？”
“是的，长官。那正是我不想离开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他以“你究竟在害怕什么”的冷笑口吻看了我一眼，我尽可能地保持平静。
“如果俄罗斯人想夺走这个助推器，橡皮艇里的六个兄弟根本无力阻止他们。”我坚定地说。
“你们不是有武器吗？”他愤怒地瞪着我，就像我是他女儿的中学毕业舞会上不怀好意的舞伴一样。
“手枪。”
“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并带回这个助推器。”他说。
“我不能拿我的整个小队冒险并寄希望于你能找到我们。”
空气仿佛凝固了，进入了长时间的暂停状态。只有直升机发动机的低鸣声和机翼旋转的声音。
“飞机在目标区域能盘旋多久？”我问。
“最多35分钟。”他说。
“好的，我告诉你，你送我们到助推器坠落区，我会派人下去，用C-4炸药将它炸沉。”
“你打算毁了它？”他大吃一惊。
“你想把它留给俄罗斯人吗？”我问道。就像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就在那一刻俄罗斯“渔船”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船桅出现在了地平线上，正向北驶去。看上去有点破败而锈迹斑斑，那是其中一艘俄罗斯舰船。我们从它的旁边飞过。飞行甲板上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所有这些俄罗斯人会用雷达跟踪我们，我们会带它们到发动机坠落区。
坐着的空军上校看上去满脸愤怒：“我不知道你为何拒绝执行命令。”
“因为那样不安全，你可以呼叫控制中心吗？告诉他们我要炸沉这个发动机。”我说。
“我会告诉他们你拒绝命令。”
“没有淡水、没有食物，仅有6个‘信号弹’。我不会跳进大西洋并寄希望于有人再来找到我们。”
我走回待命区，坐到机舱里的橡皮艇上，感觉自己的军人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吉比向我竖起了拇指。因为他戴着语音接收设备所以他听到了我与空军上校之间的对话。吉比弯腰冲着我的耳朵喊道：“你做得对。”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回到待命区解释的感觉并不好。5分钟过后，那位空军长官走了过来并且冲着我的耳朵大喊：“控制中心想知道你是否能保证炸沉助推器？”
“我们会将它炸成碎片。”我答道。
空军长官再次向控制中心汇报了情况，然后再次弯腰靠近我的耳朵，喊道：“好，叫上你的兄弟们，干吧。”
我们准备了炸药，三“袜筒”的C-4塑性炸药。草绿色的帆布袜子，一英尺（30厘米）长，三英寸（7厘米）宽，每个袜筒里装了两磅矩形带状C-4炸药。在每个袜子的外面用一条三英尺（90厘米）长、比晾衣绳更粗的棉线缝住。袜子的另一端是一个扁平的金属挂钩，这条线可以用来安装和固定，缠住目标，以确保有效接触和更大的爆炸威力。每个袜子的底部有个小洞可以用来插入雷管。如果没有雷管或其他的烈性炸药引燃，C-4是不会爆炸的。C-4本身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炸药，稳定意味着它不会被轻易引爆，相对安全。尽管我从来没有亲自试过，但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即使你朝一块C-4炸药上开一枪，它也不会爆炸。无比清楚的是，我绝对不会在家试。
当看到我将三个定时引信固定在雷管上并拧紧水下引线的时候，空军上校有点担心。
“你的队友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对吧？”他问。
“当然，我们会密切关注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吉比答道。
我们到达坠落区并立即开启了搜索模式。用了大约25分钟才找到那个像树桩一样漂浮着的助推器。吉比将C-4炸药塞进了潜水服，我则塞满了定时引信、雷管和引爆装置。C-4炸药虽然相对稳定，但跳动时的标准程序是将炸药与起爆装置分离——即使像游泳者那样的轻微起跳也不行。那时，俄罗斯“渔船”正在步步逼近，当我们准备跳离坡道的时候它已经出现在了海平面上。随着“低空铺路者”下降到距离海面20英尺（6米）的低空盘旋，喷出了滚滚涌浪。
“你们有7分钟的时间。”空军上校大喊道，我们跳离了坡道。7分钟要游过去，安装炸药并回到直升机上，时间太紧迫了。我希望这位空军上校能带我们回去。
吉比先跳了出去，跳进了滚滚涌浪中。我紧随其后，双手交叉于胸前跳了出去，相当于给雷管加了层肉垫。随着我飞身下降两层楼的高度，进入水中，我伸直了双腿并且摆动双脚蹼。一股涌浪袭来，水花四溅，我露出头，向着直升机伸出了拇指。当我和吉比游向助推器的时候，直升机低空盘旋着离开。
这个助推器（motor section）的直径有6英尺（1.8米）多点，大约有12英尺（3.7米）高。其外形大致像个末端带了个短漏斗的啤酒罐。其底部有一些空隙和制导设备，足以让它保持浮力。受撞击的影响，柱状物已经有些轻微变形，扁平了些。助推器大部分是由碳纤维、“凯夫拉[10]”材料制成的。发动机的外罩已经破裂，碳丝从柱状物漂了出来，活像飘散开来的浓密金发。这些“凯夫拉”金丝极其强韧，我们必须保证避免被金丝钩住，否则我们会随发动机一起沉入汪洋大海。
当我们尝试着寻找地方安装炸药的时候，巨浪涌来漫过了助推器。吉比潜入水下并且将“袜筒”C-4炸药安在了发动机外罩的底部，将炸药紧紧地绑在了火箭喷嘴的基座上，这是第一阶段的操纵制动器的遗留物。当他将炸药系牢后，我深吸了一口气，也潜了下去。我将雷管和导火线塞进了每个“袜筒”炸药的末端，并且调整了下定时线圈，以保证导火线启动装置被牢牢拧住。
当我们被起伏的巨浪推到高处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渔船”。它正弯腰曲背，全速驶来，其船首劈开巨浪，波浪翻滚。当我将三个导火起爆装置攥在手里并拉开系索的时候，“渔船”离我们只有不到1 000米的距离。M-60的枪声震耳，我抓着导火索，看着塑料防水护皮中的导火线开始燃烧。每根导火索可能要燃烧5分钟，但是他们的燃烧速度却不同，这主要取决于水压和其他变数，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我冲着吉比大喊。
我们拼尽全力，游到了离助推器大约150米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安全距离，但这也是我所能想到的我们力所能及并且重返直升机的距离。我将右手举过头顶并攥起拳头。这是海豹突击队的暗号之一：“我做好了撤离准备。”吉比将双手举过头顶并交叉，这个手语的意思是“我要求立即撤离”。
直升机飞了过来，并从机舱处扔下了悬梯。“铺路者”的飞行高度大概只有15英尺（4.6米），向我们飞来，悬梯拖在水中。直升机飞过来的时候，我在吉比身后50英尺（15米）的地方。发动机底部的爆炸掀起的巨浪接近海啸的威力，浪尖拍打着我们的面部和双眼。巨浪过后，我看到吉比曲起的前臂紧紧挂在了悬梯上——经典的海豹突击队动作，他开始往上爬。
一会儿，他爬进了机舱。直升机直接向我飞来。飞速旋转着的直升机机翼遮天蔽日，直升机下的狂风渐渐变小。我抓住悬梯，爬了上去。当我离开水面的时候，我能更清楚地看到那艘俄罗斯“渔船”，我甚至能看清站在（驾驶室）控制台上拿着望远镜的两个船员。
当我也回到机舱后，一名空军队员发射了一枚闪光弹，闪光弹从“铺路者”的尾跳板处呼啸而出。拖着一缕青烟，像一颗红星一样逶迤蛇行飞入“渔船”前约100米的水域。我想，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随着直升机的攀升，我看到这艘俄罗斯“渔船”急忙右转舵。半分钟过后，两声巨响盖过了直升机的马达声。通过窗户我及时地看到掀起的两道白色喷泉回落水中。5秒钟过后，最后一声爆炸，助推器外罩的碎片飞入空中。撕碎的助推器主干开始沉陷，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旋转的气泡。
我们飞回了海角，但是我们并未被要求向美国航空宇航局做行动简报。我们回到寒酸的旅馆，在连接处一个叫“大爹”的酒吧整夜地喝闷酒。第二天下午，当我们收拾好行李负重搭乘另外一架C-141返回诺福克（Norfolk）的时候，我们心灰意冷。将近午夜我们回到了营地。我让兄弟们解散，然后坐下来写我认为可能是我的第一份也可能是最后一份行动总结。然后我去了卡斯诺军人俱乐部，到那里已经是午夜过后。自动点歌机里播放着瑞格舞（西印度群岛的一种舞蹈及舞曲），我喝得烂醉，好像自己不久就要变成无业游民一样，看着一对女同性恋在“玩撞球”。
第二天早晨，在上司叫我之前，高级长官将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将报告交给了他并“交代”了炸沉事件的全过程，他面无表情地听着。他读完我的报告后问我是否还有补充？我首先想到的是“没有任何借口，长官”海豹突击队式的标准回答，但是恐惧让我做出了另外一种更好的选择。我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竭尽所能做出了最好的回应。即使那位空军上校是个笨蛋，我还是对他充满了敬意。如果是我做错了，我很抱歉。高级长官摇了摇头，让我离开。那天下午晚些时候，麦克·伯顿（Mike Boynton）来到了营地并且让我清理自己的办公桌。我心寒似冰，然后他说：“你刚刚被重新任命了，你现在是第五突击排的新任副指挥官。”
“又在喷粪，别拿我开涮了……”我只想说。
“我可没开玩笑，你是我最喜欢的粪。”他露齿而笑。
真的，我被从办公室里解放了出来，被任命组建新的突击小队。显然，我在大西洋中部所做出的回应是正确的。正如首长和高级长官所关心的，助推器被炸沉了，然而等待空中力量返回寻找我们，更是扯蛋。尽管任务是重获，我却选择了毁灭这个导弹部件，然而我却粉碎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窃取行动。简而言之，我做得还不错。
正如军士长伯顿所言：“你表现出了很好的判断力。那不像一位海军少尉所必须具备的。”
不仅我完成了任务，两天后里克和我一起接受了并不隆重的入职授勋仪式（三叉戟队徽，队员戏称其为“百威徽章”）。在卡斯诺军人俱乐部，我们花了2 000大洋，请了东海岸的海豹突击队员每人喝一杯冷啤，我因此头疼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正式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
大概一两周的时间，第5突击排由我临时指挥，我是代理指挥官。作为海豹四4队背后的40支小队的联络站，第5突击排是一个暂定组织，只有大致轮廓。弗兰克（Frank），是我在圣地亚哥的邻居，他在加州蒙特利的西班牙语学校完成学业后回来担任第5突击排的指挥官。在他回来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最初的几周，我们没有任何装备，也没有人，我们只是一个纸上单位，一个名号，那就是一切。
在我加入这支海豹突击队前一年弗兰克已经被任命，并且他也是一名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毕业生。如果我从史丹顿毕业后接受了委派，我们很可能会成为校友。弗兰克的专业是海事工程，并且以班级前十名的成绩毕业，那比我期望的成绩还高，我甚至怀疑面对严苛的工程课程我会“跷课”。当我还在大学里游荡的时候，弗兰克作为一名扫雷兵已经在圣地亚哥服役两年，等待着进入水下爆破训练营（BUD/S，又称为海豹突击队训练营）。那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军特战队并不是一名安纳波利斯优秀毕业生的明智选择。但是，为了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弗兰克不懈努力着，在进入水下爆破训练营之前，他必须要获得水上作战资格。弗兰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扫雷兵。尽管处于战舰崇拜的底部，弗兰克明白茫茫大海中的扫雷兵非常渺小，但没有一个岗位是多余的。两年的时间里，弗兰克从行动官到破坏控制助理。用了常规时间的一半，弗兰克赢得了他的海军勋章，并且实现了穿越科罗纳多海湾进入水下爆破训练营的愿望。当原先任命的113班班长弄断脊椎后，弗兰克自然被寄予厚望，成为113班的班长。从最初的105名学员，到最后只剩13名学员毕业。这些人后来就成为著名的“113人中的13”。弗兰克并不出人意料地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第5突击排给予弗兰克的第一次任命，它必须从无到有——从头开始征集装备和人员，还有训练官。经常有人说，现役军人是这支海豹突击队队伍的中流砥柱，对于第5突击排来说这也是事实。我们的两个高级训练官斯坦和蒂姆都是拥有10年兵龄的老兵。在弗兰克归队前的几周里，斯坦（Stan）和蒂姆（Tim）证明了他们作为拾荒者和开拓者的价值，他们充分利用手头的资源将小队整出了点模样。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极为出色，我们不久便拥有了大量装备，只是没有足够的操控高手。
突击排的其他成员，10名队员均来自水下爆破训练营117班。这非比寻常，但也未必是好事。刚刚从科罗纳多和本宁堡出来的他们对高级长官耶格的高级特训（AOT）一无所知。他们都朝气蓬勃，有着良好的外形，冲劲十足；他们彼此了解，配合默契；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缺乏经验，不知道天高地厚。
第五突击排的16个人当中可能只有4人完全达到了海豹突击队的标准。至少对我而言，我认为自己是合格的，但是也缺乏经验。在小队组建之初，很明显，我们都缺乏经验。弗兰克一归队，我们便接到命令立即进入战前部署特训（PDT）。一般来说，经过高级特训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战前特训。我们却没有那么奢侈。上级希望我们第5突击排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准备行动准备考试（ORE）的过程中学完高级特训的课程。而任何训练短板，都会是致命的。第5突击排原定作为机动训练队和军事顾问，部署到洪都拉斯，服务于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境。
我们很快便安营扎寨并开始战前特训。战前部署特训是一系列规划好的演练，在我们的训练体系中增加高级特训意味着额外训练的强行塞入，并且进入已排得满满当当的训练日程。大部分的额外训练便落到了斯坦、蒂姆和新来的军士长“医生”琼斯（Doc Jones）身上。如果我和弗兰克期望我们的军士长，最高级别的士兵，可以提供一些成人领导力，我们多少有点失望，或者说是困惑不安。
我们的军士长实际上甚至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军士长。海军医务兵一等兵杰克·琼斯，只是一位首席士兵，意味着他并没有取得海豹突击队军士长的军衔。最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琼斯甚至不是一名水下爆破训练营的毕业生。你可能要问，一位海军看护兵来到海豹突击小队的前沿阵地做什么？虽然琼斯医生不是一名水下爆破训练营的毕业生，但他确实是一位真正海豹突击队员，而且是其中的顶级高手，一位越战老兵。
越战后期，美军深陷战争泥潭，海豹突击队发现通过水下爆破训练营选拔足够数量的医务兵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求通过简短的特别行动技术人员（SOT）课程招募志愿者。特别行动技术人员训练班只有短短不到8周的时间，所有的医务兵只有学会怎样持枪（M-16），怎样潜水，怎样拼写海豹突击队的时间。作为医务兵，这些毕业生被派往越南，加入海豹突击队。对了，他们不仅仅是医务兵，在海豹突击队，医务兵也要全副武装，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要会侦察，跳伞，潜水和爆破。总之，他们也无所不能。
在越南，特别行动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生要与越共战斗，还要照顾受伤的海豹突击队员。这些医疗兵，有人死了，有人活了下来。那些与海豹突击小队一起经历6个月的战火并生存下来的医务兵受到了嘉奖，并赢得了海军学员编号5326，水兵。琼斯医生就是一名特别行动技术人员训练班毕业生，并且是怪人中的怪人。
后来，琼斯证明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之一。这很难一眼看出来。外貌上，他与饰演《神探可伦坡》而闻名的美国演员彼得·福克[11]（Peter Faulk）惊人地相似。琼斯更加忧郁，凌乱的衣服，游离的眼神……他个头不高，长得很紧凑，微红的肤色，黑黑的眼睛，有时看上去像极了强健的葡萄牙渔民。琼斯是一位几乎纯种的切诺基印第安人。
我和弗兰克听说了几件与琼斯医生有关的事，琼斯的智慧和勇敢令我们惊讶。
作为一名特别行动技术人员训练班的毕业生，琼斯医生没有参加过跳伞学校，但是当他随队回到美国本土后，他便参加了跳伞训练。琼斯医生跟随突击小队来到跳伞区，拿起降落伞，略施“诡计”，说“嗨，能帮我系上吗”？在队友的帮助下，他轻而易举地穿上了降落伞。没人能够猜到琼斯医生居然不会穿降落伞，更没有人能够猜到对使用降落伞一无所知的他竟敢跳出机舱。琼斯医生平静地坐着，听完了跳伞师的简报，然后果断背着飞行装备加入队列。一旦到了飞机上，跳伞师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检查了琼斯的装备。他像其他人一样勾上固定拉绳，然后跳了出去。仁慈的跳伞诸神笑了。在玩了10次水上漂之后，琼斯医生合理地赢得了他的金质海豹突击队飞行章。而队友们完全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跳伞学校。他被送往本宁堡，加强跳伞训练，而他的故事跟着他传遍了整个海豹突击队。
不久，琼斯医生便有机会向我们展现传说中的勇敢。我们再次伞降到“希尔堡”营地，执行针对移动目标和静态目标的真枪实弹和爆破训练。我们在晚上和周末进行训练，整个小队都有点僵化了。这时候，琼斯医生变成了调节气氛的咆哮“火花塞”。他戏称队员们“像公鸡一样喘息”，说“你们这些白痴”。对弗兰克，琼斯医生是顺从的，并且大多数情况下称他为“头”。作为“二把手”，大多数情况下，我被琼斯医生戏称为“Diawi”（越南语，意为中尉、副官），用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有点戏谑讽刺之意。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做的，他总是比比他年轻一半的人做得更快、更好。琼斯医生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优秀的队友之一，他也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最勇敢、最优秀的军士长。我们需要他。我们的训练强度在高级特训之上，并且我们要执行更多具体的训练任务，比如侦察、协调、直接行动、空中行动和水上作战。琼斯医生是我们通过所有训练的内在驱动力。他不停地告诉我：“你知道，法勒先生，这不是小事，一不留神就会死人，这是大事。”
很多训练是在这一地区之外进行的，但是偶尔会有某个夜晚或周末是在营地度过的。我们工作卖命，玩起来也很疯狂。周五的晚上，弗兰克和我穿上我们冬天的蓝色制服，大约11点左右，走进欧申纳（Oceana）军官俱乐部。我们的三叉戟徽章和金质海豹突击队跳伞勋章，在夜色中闪闪发光，引人注目。这个地方可以跳舞，到处是可以邀约的女人。
在这里，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个房间里播放着新潮音乐，另一个房间里播放着迪斯科。我们派对、跳舞、调情，尽可能地展现个人魅力。丽莎（Lisa）正慢慢地从我的世界消失，那里有一段致命的空白。令我感兴趣的女人应是两情相悦，尽管我每晚都尽力找一个女人跟我回家，但很少关心之后发生了什么。当时对我而言，性爱也许仅仅是一种安慰和放松。
以我的后见之明，我们的工作、突击小队，其特殊性、保密性以及我们的爱国之心，逐渐地将我们同这个社会分离开来。我们明白自己的不同。我们是一个分离出来的团体。随着我的事业的提高，这种分离性可能越来越严重。我可能会睡任何让我睡的女人，我索取但是几乎不给任何回报。我无知，无爱，在变得完全封闭的路上。但我们不是反社会的野兽。作为潜在男友，我可能是最坏的类型之一，自私，极度自信，有点残忍。
有几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女人。说起来有点窘迫，我清楚而具体地记得自己的残忍，还有愚蠢。我约了一位海豹突击队的护士，一个中尉，尽管她仅比我大一岁。我是一号，她是四号，尽管如今的海豹突击队不提倡那样的相亲安排。她的名字是梅根（Megan），她幽默，聪明伶俐，并且是一位金发碧眼白肤的美人——是个令人开心又有点俏皮的小女人。她有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小雀斑，我们有一段绝对火热的关系。我们像疯狂的兔子一样做爱，并且在相处的几个月里梅根陷入爱河。而我却依然冷淡，白痴而孤傲。我频繁接受调命。有时我会告诉她我要离开了，有时不会。我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行为只会使她伤心，她不知道我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也不可能从我的队友那里得到任何信息。最后，三周的调令结束后我回来了，竟然没有给她打电话。在基地的停车场我偶然碰到她，只是冷淡地打了个招呼。当她哭着说分手的时候，我感到无地自容。
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很难受。我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我为何伤害了她？她为何伤心成那样？我并没有感到快乐。她是一个可爱的好女孩，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是什么让我用这样一种方式对待一个好人？固有的残忍？还是因为丽莎伤害了我？对于一个有着心理学学位的人来说，我鼠目寸光。我羞愧难当，在梅根面前我表现得根本不像个男人，我是一具行尸走肉。我毫无顾忌和懊悔之心，现在看来我甚至有点毫不留情。我是一座漂浮的冰山，在撞向另外一艘船。
我开始和一个运动员约会，来自弗吉尼亚的药剂师珍妮（Jenny）。她玩半职业网球，我认为她将我带入了一个危险而有吸引力的境地。我不及珍妮狂野，她是个危险的瘾君子，结果我仅仅是一个讨厌东西。
整个炎热的夏天，我和珍妮每周都有几个晚上是睡在一起的。她的橱柜里有我的制服，我的橱柜里有她的比基尼。我喜欢她的笑，还有那当她第一次睡醒时小女孩特有的表情。我喜欢她吻我的方式。我很关心珍妮，也很享受跟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并且当不在一起的时候期望看到她。我天真地以为我向她透露的那些事，大计划，孩子般的任性以及迅速膨胀的自大欲，真的能吸引任何人。
与她相爱降低了我的危险系数。那天晚上，我正准备告诉珍妮我爱上她了，她却告诉我她认为我们是时候各奔东西了。正如她所说的，她完全控制了我。她平静而有礼貌地与我分手，他提出分手的时机也恰到好处，避免了直接的侮辱。尽管她让我情绪低落，我仍然记得两件事：令我高兴的是她先提出了分手——如果我刚刚告诉她我爱上了她，我会感到自己更加愚蠢；第二个想法更自私，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遇到她是一个错。
接下来的一周，珍妮还陪我参加了在特战中心举行的正式晚宴。我是必须参加的，在尘埃落定之前珍妮同意赴约。而不是让我一个人去，她换上优雅的晚礼服，跟我一起去。那一晚有点尴尬。尽管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我们还得面带微笑——我紧张而尴尬。更糟糕的是，我喝醉了，开车送她回家，并请求她重新考虑。我请求另一个机会，要求在她那里过夜。她礼貌地拒绝了。她建议，等我周一回来我们再谈。我同意了并蹒跚着回到自己的车上。
但是，周一我并没有回来，而去了巴拿马。
在我“献丑”两天后，第5突击排伞降巴拿马湾（Gulf of Panama），并且我们在这一群岛区域建立起了前沿阵地。我们的任务是在一次名为“点亮自由”美巴联合军事演习中扮演假想敌。这发生在美国废黜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七年前，当时美国与巴拿马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包括约翰·耶格（John Jaeger）在内的高级长官也部署在群岛上，既有来自行动办公室的作战小组，也有来自干部中心的行动队。我们要发起一系列针对巴拿马运河及其基础设施的抢滩行动。我们的任务是评估美军和巴拿马国防军的反应能力。他们的工作是保护运河，而我们的工作是试图破坏它。
华盛顿政府的决定是，我们的行动要带上诺列加的国家卫队——曼纽尔·诺列加的私人武装力量。10名“军官”加入了我们，并被整合进我们的小队。他们学到了不少，对我们来说却毫无意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的海豹4队在接下来的1989年12月的代号为“正义行动[12]”的入侵巴拿马的行动中遭遇重大损失。一个被派往帕提拉（Patilla）机场摧毁诺列加的里尔喷气式飞机的海豹突击小队遭遇伏击，4人遇难，多人受伤。我可能不是第一个想知道：埋伏在帕提拉机场跑道上等待海豹突击队的人是不是我们曾经训练的“卫兵”。
这个纷争之夜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无从得知，更无法想象。在岛上的我们整个突击排没人认为那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必须服从命令并且巴拿马人强烈要求参与我们的计划并陪伴我们。而我们也成功地展开针对加通水闸、最高级别变电所、关键水利设施、霍华德空军基地的液氧储存罐的行动。巴拿马人被剔除在外的唯一行动是当美国军舰“斯皮格尔·格罗夫号”（Spiegel Grove）穿过运河的时候，捕获并模拟击沉它。这次行动由整个海豹4队实施，也是这次演习的最终和最高阶段。很明显，我不允许有关一艘战舰的具体细节泄露，并且我们与约翰·耶格部展开联合行动，这一行动更巩固了我们的友谊。
几天后，我们在霍华德空军基地的候机大厅里歇脚，等待飞机的到来。我们的航班被推迟了两次，最后约翰·耶格徘徊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嗨，法勒先生，”这位高级长官脸上滑过一丝狡黠的表情，我明白那意味着他想要做点什么。可能他已经做了，也可能马上要做。“在我们登机之前，让小伙子们穿过街道去新兵俱乐部大概喝几杯，如何？”
我知道兄弟们会放开量尽情痛饮，问题是没人可以保证他们酒后的行为。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可能没有带够钱。我有50美元，我怀疑所有兄弟们的钱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的一半。
“没问题，高级长官，”我说，“告诉他们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人类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兄弟们开心地踏着步穿过了街道。
约翰·耶格露齿而笑，我们在空荡荡的候机大厅内坐了一会儿。
“嗨，先生？”
“是的，高级长官。”
“你带了钱吗？大概。”
“带了点。”我说
“咱们也去那个酒吧，听两曲流行音乐，如何？大概。”
作为一名尉官，我还是知道一些常识的。新兵俱乐部是为新人们准备的。军官有军官俱乐部，军士长有军士长俱乐部，按照规定，我和高级长官都不能到新兵俱乐部喝酒。我正安静地坐着考虑这个问题，约翰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走吧。”他说。他起身，摘掉了迷彩服领子上的锚形金质军衔。在考虑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起身，也摘掉了我的条形金质尉官军衔。最近两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丛林中，现在的我饥渴难耐。摘掉了军衔，袖口平滑的我跟随约翰穿过街道，进入阴暗、烟雾缭绕的俱乐部。
俱乐部内，乐队正在兴奋地演奏着Z.Z.Top的音乐。整个拥挤的俱乐部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最易点燃的男人综合体。酒吧的一端是20来个留着板寸的海军陆战队侦察兵，中间是海豹突击队员，远端是大约相等数量的绿色贝雷帽队员。所有人都参加了演习，海豹突击队对抗其他两支部队。我像施洗者一样抿了一小口啤酒。侮辱谩骂声已经伴随着扔了一地的餐巾纸、空酒瓶满天飞了。我知道，只是时间问题，冲突一定会爆发的。如果冲突确实发生了，高级长官和我都会遭遇双重惩罚。我们首先会因为没能阻止暴乱的发生而不停地检讨，然后我们会因为第一次来这里而接受记过处分。
突然，一个空酒瓶在约翰面前的吧台处弹开。
“里面大概有根毛。”他平静地说。
我刚要说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约翰却捡起了那个酒瓶。他站到俱乐部的高脚凳上，敲着手里的酒瓶。叮叮叮叮……
“你们这群混蛋，”他怒吼道，“给我安静！”拥挤的人群终于安静了些，高级长官又吼了句：“你们这些混蛋，给我闭嘴！稍息！”
整个酒吧安静了下来。一股愠怒紧张的安静油然而生，每双眼睛都盯着站在高脚凳上的约翰。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是高级长官却泰然自若。约翰回望了一眼人群，踏上了吧台，从这头走到那头。
“好吧，”他咆哮道，“谁是这个酒吧内块头最大的混蛋？”
一个体型硕大的绿色贝雷帽队员站了起来。这家伙2米的个头，看起来有250磅（113公斤）。
“我是。”他说。
约翰看了看他，“你是这个酒吧内块头最大的混蛋？！”
“我就是，老头。”这名绿色贝雷帽队员回答道。
“好，”约翰说，“你接管这里，我去撒泡尿。”
整个酒吧笑成一团，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约翰跳下吧台，给我使了个眼色。这是一场史诗般的滑稽表演，我从来没有勇气重复。我仅是看着大师的表演。
……
周五是新年夜，我入伍已经一年半了。假期被分成了两块，圣诞节有一周的假期，新年还有一周假期。今年我却都没有休。我是一个单身汉。尽管我也想回密西西比看望父母，感恩节的那个周末我回过一次家。我自愿在圣诞节前夜值班，新年再次站岗放哨。这两天值班挺轻松。除了这两个晚上在队里度过，假期里的其他时间就自由了。一切相安无事。有了家庭的战友们可以在家中过节，我很开心。
一个开“红狼”的飞行员朋友，名叫威尔伯（Wilbur），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新年派对。威尔伯的家，位于弗吉尼亚海滩北端，是我至今仍然偏爱的那种邻居。威尔伯的狐朋狗友大多是飞行员，他们称自己为58街地痞。我很高兴自己被邀请，我并不认为挤在卡斯诺军官俱乐部度过新年是一个好的开始。
威尔伯的住处是沙滩上一处建于1920年的海滩别墅，古老而斑驳。当我到来的时候，寒风料峭，吹跑了海滨的冲浪者。房间内拥挤而温暖。我脱了外套并存了起来，向主人表示了感谢。有人给我倒了一大杯喝的。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吻了我，并给了我一个尖尖的帽子，说：“新年好运！”
3分钟后，我走到了这个后来嫁给我的女人身边。
玛格特·阿特曼（Margot Attman）也是一位金发女郎，高高的个子，足有1.8米的样子，嘴角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猛一看，有点像好莱坞明星费·唐纳薇（Faye Dunaway）。电影明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玛格特是体格强健而直接的。她还有点小智慧。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正斜靠在门框上，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几乎蜷到了大腿下。她的腿很长。她一只手端着喝的，另一只手掐着腰，大拇指正好插到前裤腰的腰带扣里，像一个牛仔。她正低着头，半闭着蓝眼睛，她在听，或者说听而未闻一个秃顶矮男人在给她讲笑话。
当我走过的时候，我们恰好四目相对。我算不上一个把妹达人，但是那个秃头男人一走，我便走了过去。
“感谢上帝，”她说，“他们邀请个高的人了。”
我有点小尴尬。
我们一起聊天，跳舞，她的朋友们看到我们，问我是谁？玛格特跟他们开玩笑，也跟我开了玩笑。她告诉她的朋友旺达（Wanda），我是她的干哥哥。她也告诉其他人，我是她的救命恩人。
当我们有机会单独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是个老师。她来自纽约北部，布法罗（Buffalo）和尼亚加拉（Niagara）之间的一个名叫哈姆林（Hamlin）的小镇，她的父亲是当地邮政局的所长。
她问我在海军里做什么，我说我是一名飞行员。压力之下，我承认自己实际上是一位任务执行专家。
“我有一只大粗胳膊。”我说。
“瞎说，”她说，“威尔伯说你是一名海豹突击队员，让我与你保持距离。”
“威尔伯才是危险的人，”我说，“我曾经坐过他的飞机。”
午夜时分，她说：“过来，吻我。”
我站着没动，最后说：“你过来，我值得你那么做。”
她确实那么做了，我紧紧得拥着她，我们深情相拥并长时间地接吻。在我松开她之前，我吻到了她的喉结处两次。然后，我轻轻地在她的耳边低语。
我说了一句老掉牙的电影台词，但她仍然粲然一笑。
我们来到她停车的地方，她载着我到了她住的地方，大概往南12个街区海岸上的一处平房。我们相互吸引着并且都很开心，很高兴有机会独处。我来自靠近热带的地区，我的皮肤微微发红，我很享受这清冷的海风。当我们爬上她家的木梯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屋内也有点凉，通风很好，我点上火。她说去换件更舒服些的衣服。我笑着为她倒上了杯喝的。
风凛冽地吹着，随着巨浪拍打着沙滩，这个小房子偶尔会摇摇晃晃。几分钟后，玛格特从卧室出来了，光着身子，火光映照在她的皮肤上。
“我忘了将睡衣放在哪里了。”她说。
我眼神饥饿地打量着她。她胴体修长，双峰圆润，她的肌肤上有一道明显的晒黑的比基尼线。我拥她入怀，抱她入卧室，我们整夜恩爱。
那夜之后，我们没有真正分开过。我经常接受调命，但是玛格特总会等我回来。她的身体总是我的，她总是安静地睡在我的臂弯里，我冰冷的生命需要她慢慢地融化。
非常抱歉，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