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作为一种叙事话语，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描述，总是存在经验还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现代性描述的历史，是可以在经验现象中得到印证，可以被人们认识和理解。实际上，近年来现代性这一术语被广泛运用和讨论，也是因为这个术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理论内涵，它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度性。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时间观念。现代性有必要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世俗化的世界观方面：人类生活开始摆脱宗教严格掌控，而转向世俗化。由此，一套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以及与之适应的生活方式开始形成；其二，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三，现代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人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先后专门设立。文化每一领域内的问题都成为特殊专家关注的对象，文化的这种职业化趋向使社会的认知体系和实践行为分别形成了三个内在结构：认识一工具结构，道德一实践结构，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成为特殊专家的掌控对象。启蒙主义哲学家相信通过科学与艺术，人类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公正性的认识和处理会趋于无限完善的境地。只是20世纪的历史打破了这种理想化的宏伟意图，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主题。马克斯·韦伯对现代世界持有悲观的态度，他把现代世界看成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类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结果都必须以牺牲个体的创造性和官僚体制的扩张为代价。
马克思和涂尔干对现代性的看法要乐观得多。尽管他们都认为现代性带来了无穷的问题，但是他们二人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获益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既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也吸收了马克思和涂尔干的观点。他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经常引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方面规划人类生活。现代性设计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
福柯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后现代的理论基础。但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在逃离中来形成反思性的理论起点，由此建立了一套反现代性的理论方法。对现代性的批判导致福柯批判启蒙（也许是对启蒙的批判引发了他对现代性的拒绝）。他令人惊异地把“启蒙”称之为“敲诈”。在他看来，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则构成对启蒙“敲诈”的拒绝。福柯认为，启蒙构成了一个具有特权的分析领域，它是一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我们迄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事件。一个人必须拒绝一切可能用一种简单化的和权威选择的形式来表述他自己的事情，应该用“辩证的”细微差别来摆脱这种“敲诈”。因此，福柯设想，我们必须对在一定程度上被启蒙历史地决定的我们自己进行分析。
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F.Lyotard），他在1979年出版了《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具体地说，也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思想以及历史哲学。利奥塔如此激进地批判现代性，在詹姆逊看来，利奥塔并没有超出现代性范畴，他的议题本身构成了另一种宏大叙事。这样说利奥塔可能有点冤枉，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几乎没有人可以超出现代性范畴，包括詹姆逊自己。确实，利奥塔本人也在1986年作过一次关于“重写现代性”的讲演，他很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意思，即现代性就包含在后现代性之中，但不能把重写理解为是复写。
他提出的重写一一“重新”（re一）的三个范畴：revelation启示、redemption救赎、revolution革命的具象，宣告了这一现代性重写的本质方面。利奥塔的论述表明，重写现代性，就是要抵制来自这一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书写。利奥塔一方面激烈地批判现代性，另一方面却也在抵制所谓的后现代性书写，很显然，要么“后现代性”在这里出现歧义，要么“现代性”有不同的含义或侧面。否则很难把利奥塔的论述放在一致性的逻辑框架中来理解。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显得特别且深刻。在《政治哲学导论》一书中，他从西方的政治哲学史来理解现代性问题。他认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一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经历了三次浪潮。他认为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东西便是其多种多样以及其中的频繁剧变，他把现代性理解为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激进变更（radicalmodification）。根据他选定的现代性标志，第一个把所有先則的政治哲学当做在根本上不充分甚至不健全的东西明确加以拒斥的政治哲学家视为第一次浪潮的制造者，此人便是马基雅维利。尽管霍布斯论述得比马氏更明确，也更清晰，但斯特劳斯还是认定马氏更具有开创性。马氏拒绝了整个哲学的与神学的传统，极力缩小“存在”与“应当”之间的鸿沟。由此马氏抛弃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想主义，提出了通达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途径，以及完整地给出了政治与正义之间的联系方案。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从卢梭开始。卢梭提出了普遍意志的合理性问题，并把它与善联系起来。卢梭关注的是在一个共和式社会中将每个人的愿望、每个人对其社会同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形式的必然性。这直接影响了康德的道德哲学。(3)斯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总结与尼采相关。尼采对一切理想的真正源头的认识使得一种全新的筹划得以可能，即重估一切价值。在尼采看来，重估价值的根基是最高的权力意志，只有超人可以重估一切价值。斯特劳斯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总结的结果却是对现代性的质疑，他的结论是：“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斯特劳斯的现代性诊断无疑也存在武断与勉强之处。在斯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导致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他反对现代性的理由之一。尼采可能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有着更复杂的原因。至于共产主义的出现，更不能简单持否定态度。斯特劳斯把现代性仅仅理解为现代政治哲学论述，这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列奥·斯特劳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在欧美都被推到极高的地位，这到底是因为他的理论贡献还是他的弟子们的能量？也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实际上，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待现代性，与从哲学或伦理学角度去看会清理出不同的线索。在查尔斯·泰勒的那部影响卓著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他清理了从笛卡尔、洛克到康德以来的现代传统。泰勒把现代自我认同的重要思想追溯到柏拉图，通过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传给笛卡尔，由此开始形成现代自我认同。奇怪的是泰勒并没有怎么谈到尼采，也许他着重于现代启蒙时期的思想传统。泰勒后来在《现代性之隐优》一书中，提到“现代性”令人忧虑的三个方面：其一是个人主义的片面化发展，它可能导致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以及认同的危机；其二是工具主义理性猖獗，它导致了技术的支配地位从而使我们的生活狭隘化和平庸化；其三是“温和的专制主义”，它使当代社会面临自由丧失的危险。这三个方面本来是现代性创建现代社会的伟大成果，现在，在泰勒看来，它恰恰是使现代社会走向困境和危险的内在因素。但是，这到底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还是现代性在其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偏颇？如果说这是现代性固有的病根，那它不可避免由此结出这些恶果，那也就是说，现代性从根上就错了；如果只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问题，那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现代性方案设计的问题。所以，泰勒到底是在批判现代性的基本理念，还是在批判现代社会的现象，这二者并不清晰。泰勒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否定现代性，他强调指出，这些论辩是必要的，现时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互动过程，它要求知识分子采取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斗争。这些论辩有可能促进那些尝试，从理论上重新定义技术的地位和真实性的要求。在该书结尾处，他写道：“人们必须看到现代性文化中的伟大之处，也要看到其浅薄的和危险的东西。像帕斯卡（Pascal）论人类时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兼有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从而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挑战的时代。”泰勒对现代性并没有根本否定，他相信理论和知识的力量，在积极的论辩中，现代性的隐患有可能被消除。
安东尼·吉登斯是对现代性论述最为深人的左派理论家。在詹姆逊看来，吉登斯论述现代性原本是要批判它，结果变成了现代性的鼓吹者。这点可能要归结于吉登斯对现代性内涵论述相当充分，而他提出的理论前景却差强人意。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关于未来的理论设计本身，与他所论述的现代性如出一辙。吉登斯把“断裂性”与“反咸性”看成现代件最重要的特征。尽管吉登斯承认“断裂"（discontinuities）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主题之一。但吉登斯认为他理解的“断裂”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一种特殊的断裂。在他看来，“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当然，反思性在传统时代也存在。只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吉登斯指出，“它被引人系统的再生产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过去，人们总是认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追新求异，吉登斯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断裂、反思引发的社会的脱序，安全稳定性的丧失，信任的风险等等，被吉登斯用作阐述现代性严重后果的标志。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后果所设想的阴暗甚至超过马克斯·韦伯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是导致巨大危机的根源，但这还不是导致现代性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这种社会知识的循环促使新知识不断被嵌人到社会中去，影响到社会不断改变它的性质。当然吉登斯并没有说，迄今为止的知识增长并没有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他只是说，知识的反思和循环，导致了人类社会在稳定性的条件下变化。吉登斯不无抱怨地指出：“现代性最有特色的图像之一，便是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描述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是显得很奇怪的。一种理论话语总是把此前的历史作为一个总体，而后站在它的对立面或另一侧面，以为自己可以超出这个历史之外。吉登斯这样来描述现代性有特色的图景，结果却是为自己提出“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作铺垫。难道说吉登斯的“经验知识”可以在他所描述的这个历史之外吗？他前此的经验知识不能使人们做出选择，难道说从他这里开始就可以做出选择吗？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吉登斯对此前历史的概括是从总体上而言，是从经验知识的总汇而言，正是在一种单一或个体的经验知识介入总汇中而被抵消和混淆，导致人们无法做出选择。但有什么保证吉登斯的“经验知识”可以例外呢？就他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之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被英国工党或其他的历史实践选择了，但从更宏大的历史总体来看，这种选择又有多大的有效性呢？它必然也被其他的力量所抵消--当然，这是按照吉登斯的前提来推论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