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詹姆逊的现代性论述
詹姆逊的上海演讲与他一贯的行文风格并无二致：情绪饱满，睿智机敏，纵横恢宏，风卷残云。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秉持批判性的立场，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见解，使他的批判总是在叙述一种知识和描述某种现象时如期而至。不想这种风格长期导致了中国学界对詹姆逊的“深刻误读”。之所以说是“深刻的”误读，是因为在深层次的学理意义上，中国学界对詹姆逊的思想理论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出人，误差的是他的表面姿态--他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点尤为突出地反映在对这次“现代性”论述的误解上。
说詹姆逊在训导中国学界，这有点冤枉他了，不说它这篇演讲词是其早已完成的某部著作的导言部分，其想象的读者对象自然是欧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的人们，中国学界不会是他考虑的重点对象。关于此，已有同行学者指出。值得关注的是，詹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给中国学界造成的错觉。中国学界长期把詹姆逊看成后现代主义的宗师，这就有点偏差。这显然与1985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讲后现代文化理论系列课程有关。不错，詹姆逊是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那本后来由唐小兵翻译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后现代理论的启蒙读物，一点不假。但詹姆逊一开始就具有的立场被人们忽略了。詹姆逊一开始，或者说始终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者，他怀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介人后现代主义研究。詹姆逊的左派同仁，《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给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一书写的序言里，开篇就写道：“詹姆逊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这种说法当然不无人情世故的溢美之辞，但也不无真实地反映出新左派理论家们对后现代主义所秉持的立场和态度。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总是怀着他们的强烈信念，以热辣辣的文风横扫现实，以为在仟何学术领域，在1也们未介人之前，肯定是一团阴暗和朦胧，只要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里就有光明一片。
詹姆逊本人一开始介入后现代主义显然是持强烈的批判性姿态，把它看成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想，当然是在全球砸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一直到现在，我以为，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以及佩里·安德森等左派同仁（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显著扩大）并未放弃此信念。2002年7月31日，詹姆逊在北京《读书》编辑部作了题为“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的讲演。在回答曹天予的提问时，詹姆逊指出：人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抵抗自由市场，因为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要排除所有的限制。他认为，第一道防线是退回到福利国家，保卫福利国家是最重要的战略战术。显然，詹姆逊不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底下来谈福利国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来实施此一战略。他说道我认为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是重要的。我觉得旧式共产主义国家攻击社会民主制度的策略是愚蠢的，是一种病态的考虑。”他认为，人们必须支持社会民主制度的原因出于教育的考虑，人们要说明社会民主制度不能提供这些东西。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这是不可能的。很显然，詹姆逊甚至连“市场社会主义”都不认可，他所说的“社会民主制度”，其实依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推导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其实践的可能性已经为历史所嘲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詹姆逊左派同仁对资本主义全盘性批判的理想参照系。除了这一理想参照系，严格的左派不会认可任何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不管是后现代文化还是现代性理论，这都令詹姆逊不满。
回到1985年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以及后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前者由于他的介绍者立场，使他以较少主观意向的态度陈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后者则由于詹姆逊的学识和睿智，他的分析总是精彩纷呈，透彻精辟，以至于他的叙述很容易就被看做对后现代文化现实的阐发。但这二者并不等于詹姆逊欣赏和认同后现代文化，会以为这种文化代表着新生的有活力的文化。相反，他分析和阐释的结果，是要指出这种文化迟早要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一起消亡，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取而代之。这才是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的真实看法。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也包含着矛盾，80年代以后，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投人各种论辩，特别是他对当代文化现实的精彩纷呈的分析，无形中叙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比现代主义更有生气，也更有趣味的文化现状史。除了极少数的左派同道，詹姆逊几乎不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似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在很少情况下，他的看法显得勉强，而大多数情形下，他总是那么精辟透彻。如果不考虑他的结论和意识形态目标的话，詹姆逊的文化分析或审美学分析无疑是极其出色的。在与安东尼·龚巴侬的论辩中，詹姆逊曾表示，面对这些后现代感觉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幻觉地观看它，清楚而精确地认识我们面对的一切，这将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实际上，不带任何幻觉地观看现实是不可能的，詹姆逊本人就承认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来叙述现实，更何况是以意识形态色彩浓重著称的新左派的舵手们呢？詹姆逊经常被他的理论惬意所怂恿，深入到后现代文化的各种现象中去，在他稍微退去了意识形态色彩时，他总是可以提示一幅广阔生动的后现代图景。而那些精辟的分析，也很容易给人以他沉醉于其中的幻觉。不管如何，詹姆逊确实是一个敏锐而有魅力的后现代文化的阐释者，但并不是后现代时代的拥戴者，或者说他试图用后现代方案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同样，2002年夏天的詹姆逊也不是一个现代性的赞同者或鼓吹者，实际上，詹姆逊一直是现代性的批判者，正如他是后现代的批判者一样。确实，在那篇讲演稿中，詹姆逊曾说道：
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2)
要搞清楚的是，詹姆逊在这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所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或者说他认定的“事实”，这并不等于他赞同这种“事实”，要中国学者理解和接受这种“事实”。很显然，詹姆逊是带着情绪来指出这一“事实”的，他要批判和质疑的正是这种全球化一体化的“事实”。同样，詹姆逊也说到，“那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想要的大概是纯粹的4现代性’本身。它这么说的时候全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所有能维持下来的民族国家都早已在一切可以想象的方面，首先是技术方面，变成一个‘现代’的东西了。然而那种现代性的话语要人们相信的却是一种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拥有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所有人都应该有得到这种东西的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东西通过‘现代性’获得了洗礼和命名，然后再由一批招募来的人把它不厌其详地描绘出来，四处兜售。”詹姆逊的话一不小心就要造成歧义。他一方面否认有多样化的“现代性”--因为它事实上已经被历史证明，或者被全球一体化所摧毁；另一方面，他又不无讥讽地指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历史进程：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普罗密修斯主义、“对大自然的揉躏”都已受到人们的质疑。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历史已经被证明是可疑的，弊大于利。那么发达国家现在要塞给发展中国家的就是那个所谓的“纯粹现代性”--当然，它是不存在的。这句话到底说明了什么意义呢？其实也就是正话反说，发展中国家走“现代性”的道路未必是好的选择。
那么，它能走什么道路呢？就这一点而言，詹姆逊也显得左右为难。这基于他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首先，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叙事，当然，这不是贬义，在他看来，所有的理论话语对现实的描述都是一种叙事；受法国后结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的影响，詹姆逊认为“客观实在本身就是一组叙事”。现代性叙述不过是用来构造这种实在的方法。CZ）詹姆逊认为，“现代性哲学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没有向我们说明任何事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坚持认为，发明现代性概念的努力是不值得的，他试图用“当前本体论”取而代之。(3)由此可见，詹姆逊并不满意现代性的概念，也不赞同现代性。他一方面指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趋向现代性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他对此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早在多年前写的论文《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中，他就指出：绝大部分第三世界社会在西方现代化的渗透中出现分裂，这种渗透又导致对它自身--以各种各样代表那些截然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形式--形成了一种一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对抗立场：对一种文化的（有时是宗教的）原创性的肯定具有抵制被西方现代性同化的力量，实际上也比西方的现代性更容易接受。然而，实际的状况如何呢？他写道：
无论如何，人们今天要肯定的是，传统和传统主义中的这第二次反抗和反现代的条件，已经全部从以前的第三世界或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中消失了；在这些地方，一种新的传统主义（如儒学的某种复兴，或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现在宁可被设想成一种审慎的政治和集体的选择，在其所处的境况中，过去所留下的东西巳微乎其微，它们必须更加彻底地重新创造。
詹姆逊解释说，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社会里，从此只有现代的东西存在；另一方面，它也通过限定修正了这一陈述，即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些只有“现代”存在的地方，并且“现代”当前必须经历后现代的重新洗礼很显然，詹姆逊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被现代性所支配的历史和现状早已有认识，而他对这种状况的批判也由来已久，并不是在2002年夏天才突然发此议论。
其次，现代性是“反现代”的。这一论述显得矛盾且难以理解。问题的症结也许在于，詹姆逊心目中存有某种理想的“现代方案”。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他对现代、对后现代都不满意，而又要实施他的未来方案。詹姆逊以一种不无揶揄的口吻谈到德国施罗德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拉方丹，此人在德国新政府里坚持社会主义理念，企图限制自由市场，强调社会福利，所有这一切，他还不过只是发一些牢骚而已，结果他遭遇失败。詹姆逊显然是对这位社会主义同仁抱有同情，而又对他不识时务感到惋惜。詹姆逊说，“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的词现在被主张自由市场的人所利用，他们仅仅是想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适应全球市场的种种制约，现代性概念被简化成一个经济和技术的范畴。詹姆逊不无尖刻地说道：
一旦主张自由市场的各种立场得以系统地将自己等同于现代性，从而被人习惯性地理解为“现代的”，自由市场论者就已经赢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其意义绝不止于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我们只把它视为媒体的胜利，我们就低估了政治斗争向语言和理论术语的移植和错位。问题在于，反对自由市场万能论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立场目前在理论术语的领域里像游魂一样无处可去。事实上，对抗市场意识形态主流的人，比如社会主义者，在今天总是被归入负面的、消极的、否定性的、不具有任何公共性的范畴，被视为没有现代精神，因循守旧；最终，因为他们对“进步”和现代性显然持抵制态度，他们就被人称为顽固派。从拉方丹那种哀怨的口吻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已经输掉了那场关键的话语斗争，而且他从来就没意识到那场斗争的关键性，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到底他真正输掉了什么。
现在，我们总算搞明白一点，詹姆逊对现代性的反感，在于现代性包含的自由市场本性。在詹姆逊的逻辑中，现代性=自由市场=反福利国家=反社会主义。这个逻辑当然不可能概括詹姆逊丰富生动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但其本质可能如此。但如果詹姆逊这样考虑问题，那显然不足以享用大师声誉。詹姆逊当然为他的逻辑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保持带。他反对现代性叙事，但坚持现代主义式的“现代”--亦即马克思主义理想范式中设想的革命、变革和未来解决方案。关于现代性的论争，詹姆逊归根到底把它看成是“一场根本性的政治话语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左派与右派在后冷战时期的政治文化格局中的斗争。詹姆逊尖锐地指出，“这个词（指现代或现代性）的复活带来了一种概念和哲学上的混乱。种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论争（甚至一切反对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的论争）一般来说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即这些立场不现代，也就是说，它们因为仍旧效忠于现代主义的基本范型而变得过时了。在此，现代主义被理解为一些陈旧的自上而下的计划指令，是在国家机器，或经济和审美领域的中心化权力结构；它同构成后现代性特征的“中心化’、“拼贴性”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像拉方丹这样的人是不现代的，因为他们还是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本身变成了不现代的东西。如今那种能够被首肯的现代性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后现代的。”
詹姆逊的观点至此巳经很清楚：其一，詹姆逊始终批判现代性和后现代文化状况，其二，发展中国家追逐现代性为詹姆逊所诟病，这显然是一种缺乏革命性的现象；其三，现代性现在的涵义就是追逐自由市场，它变成一个经济和技术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老牌资本主义的野心在全球化时代居然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这为詹姆逊所痛恨；其四，现代性在当代的加剧或者说复活，不过是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说辞，它必然导致福利国家的退化，或者说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严重削减；其五，现代性的论争本质上是左派与右派的话语和政治斗争。
（二）现代性有什么错
詹姆逊为什么要反“现代性”？实际上，詹姆逊反对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各种叙事，他并不认为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实在性。这种观点对于秉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家来说，也许是奇怪的。但是资本主义呢？同样也是一种叙事吗？显然不是。那么，詹姆逊可能不赞成用现代性替代了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这种说法。他只是把现代性看成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种描述体系，一种叙事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