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天，马森科应吴觉农之约，专程去了一趟北京，这一次，他在他们家中整整住了半个月，有了进一步走近吴觉农先生的可能。他后来在《当代茶圣与杭州茶业》一文中曾经回忆说：我观察吴老当时已年近九十高龄，但生活很有规律，早餐后看完当天送来的人民日报，大参考消息，他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还在栏旁作“眉批”。稍事休息午餐，午餐后休息一小时，起来后处理有关单位和友人信件和必要的公务，有时他要我陪他家附近的市场去逛逛，晚餐后一定先看完当天的“电视新闻”，接着与我聊谈茶事，精神健旺，对问题的看法很敏锐有一天，他突然来了兴致，写了数条条屏，其中一条是送给马森科的：平生无大志，终身为茶事。马森科非常理解这位老人，他是用自己的幽默与自嘲来激励后人呢。
应该说，晚年的吴觉农生活得还是幸福平静的。他一生都保持了性格开朗、心胸坦荡的状态，他又好交朋友，很重友情，同时他的生活一直很朴素，但又充满了情趣。除品茶之外，他还爱弹琴唱歌，爱看电影戏剧，爱下棋打桥牌，吴觉农特别热爱体育运动，年青时代喜欢踢足球、打网球和乒乓球。他的这种爱好无疑已经成功遗传到了大儿子吴重远身上，使他最终担任起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虽然吴觉农此时年事已高，但对体育的那种痴迷却未减当年。他的儿女们至今还记得第26届乒乓球赛时看徐寅生十二大板夺世界团体冠军时的兴奋状态。在他的晚年，一家人看体育比赛，但凡中国人赢了，最欢呼雀跃的就是他和他的小孙子。
人说老来小，吴觉农身上的童心很足。有一次，他的十岁的小孙女在家里练习前滚翻，但动作不得要领，怎么也翻不好，吴觉农一看急了，趴下来就说：“你这样不对，看我翻给你看。”孙女急切制止爷爷示范的声音惊动了家人，大家过来，看到老人完全忘掉自己的年龄的有趣场面，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儿女们都孝敬他，有空就常常陪他打牌，即使这样的时候，儿女们还是能够感到父亲的睿智。有时，当孩子们拿到一副臭牌而垂头丧气时，父亲就说：人不可能永远拿好牌，即使拿了坏牌也要打个淋漓尽致，虽败而无憾，有时反而可以反败为胜，这比轻而易举得来的胜利更使人高兴。
吴觉农对音乐的爱好保持到了终身。直到他90高龄，他还喜欢弹琴，常出弹风琴的方式在自己家中的那架老钢琴上弹唱李叔同填词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有时一家人都合唱了起来，琴声悠扬，那和谐的曲调，久久地绕梁。
如果不是茶事让吴觉农念念不忘，他的晚年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但吴觉农活着一天，心灵与茶就沟通着一天，茶事兴衰，自然也关乎着他的心灵。1987至1988年前后，中国茶业突然进入萧条期，别的地方不说，光是杭州地区，夏秋茶基本就处于停收状态，茶农们一时叫苦不迭。杭州茶人们多方反映，无济于事，马森科给吴觉农写信求救，希望他从中干预。吴觉农立刻去信表态：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茶农最需要也是最迫切的事，当前茶叶流通领域中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种茶的不富，种茶的叫苦。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在北京，茶人们也找上门来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公司的经理施云清上门拜访，急盼吴老能够在茶叶对外贸易的关键时刻起作用。
原来，1987年前后，外贸改革酝酿着一个新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除了一、二类少数商品之外，大部分商品都可以“放开经营”。当时的情况，茶叶能不能进入一类商品是很难保证的，而且从各个方面打听来的消息，茶叶是很有可能要开放经营的了，这让施云清非常焦急。因为茶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就一直是统一经营，分口岸出口的商品，经营体制和渠道已比较成熟。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出口增长势头一直很好。如果一下子仓促地放开，难免出现混乱，影响出口，造成损失，显然，这是一次茶叶出口面临的关键时刻。当时的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施云清总经理等18位同志，联合上书中央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建议茶叶仍列第一类商品，并首次提出，如按当时的发展形势，经努力，当可超过斯里兰卡，而位居世界第二，此时的吴觉农正住在医院里，闻讯此事，立刻表示全力支持。吴觉农看了此信之后，在病床上亲自给当时的外贸部长郑拓彬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表示完全同意18位同志的建议，并提出了“中国茶叶出口还在印、斯之后，”如能保持目前的良好形势，则“3-5年内茶叶外贸会焕然一新。”信尾郑重其事地署名：吴觉农，1987年12月16日，北京医院。
正是在吴觉农的有力支持和上级部门的重视下，茶叶仍被定为了一类商品，并下正式文件让全国执行。两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大庆之际，几代茶人的梦想成真，中国茶叶的出口超过了斯里兰卡。要知道，历史上自1917年该国出口超越中国之后，始终居我之先，事隔七十年之后，中国人终于赶上去了。全国各地多少茶人纷纷来电来信庆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和当时的决策是密切相关的啊。
与此同时，吴觉农终于等来了党组织对他的回答，那是陆定一给他写的亲笔信，信中说：您入党的事，我已向中央统战部报告。1987年11月8日平杰山同志来谈，说您入党够条件。但因下届政协、两会仍将提名您为政协常委，所以您还是留在党外为好。我请统战部将您入党的要求登记下来，何时入党请他们看情况决定。
关于吴觉农要求入党的情况，其儿女们在回忆中均有记录。现在可知的最早的正式申请，应当在一九八零年他83岁时。那年五月，他多次向子女（四个儿女均为共产党员）和政协、统战部有关领导表达了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他拟了若干个人对党的若干思想，晚上和老大重远、女儿肖茗谈了自己的认识，然后重新再写，再进行讨论，酝酿了近两个月，经过了一系列学习、讨论、起稿和修改等一系列的手续，完成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于月底交给聂秘书长。
可见，吴觉农晚年要求入党，绝非简单的政治立场的表态，实质是极为严肃的一种个人信仰的抉择。
吴觉农处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独立、民主转折的大时代里，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解放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承担的大任。吴觉农改名觉农，说明他清醒地看到了农民是中国社会改进步的基本力量。他以学者的博学和壑智论证中国是茶的祖国，也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诚如刘修明先生在《茶人、茶品和人品》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学者与茶人高尚的人格力量成就了他的学术。他的学术又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合辙。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接识了同学中一些优秀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比如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陈望道等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叶天底、宣中华、张秋人、杨贤江、吴先清这些早期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人，也都是他的挚友。更不要说夏衍、蔡叔厚、刘鼎这些与他一起战斗，一起迈进新中国的中共党员了。
吴觉农早期社会形象的左倾，那是毫无疑问的，故而方有国民党孔祥熙方面的怀疑和国民党特务的威慑。1984年，中共广东省党史办公室和广州农民运动讲羽所纪念馆，为编印《广州农民运动讲羽所文献资料》，特地来信向他问讯，他当时是否已参加共产党。读罢来信，吴觉农不无感慨：他虽然一生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始终与共产党走在一起，直到生命终将结束之时。
吴觉农一生保持着的中国知识分子立场，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行将暮年之际，突然来了一次飞跃。他必定是总结了他一生的生命轨迹，认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一理想正是他从青年时代就确立、并一生为之奋斗不变的。他要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在有一天盖棺论定之时，最终成为其成员之一，这样的思想轨迹，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
但党却需要吴觉农留下党外，吴觉农知道这是党对他的要求，他愉快地服从了。
一九八八年，九十一岁的吴觉农接到了来自杭州茶人的要求，希望他为正在筹建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题词，他写下了二十五岁时在日本写下的论文《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中结尾处的那句话：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
那个结尾非常短，但竟然占了全文二万多字中的第五章，全章如下：以上的话，阅者觉得过于冗长了吗？但在笔者想起来，还觉得挂一漏万，使我有许多想说的话，还不曾报告于读者之前，这实在是很抱歉的！
但是我的结论是极短的，只二句话：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八八年，其间过了六十六年，为什么吴觉农在给中国茶叶博物馆题词时，竟然还用了一个六十六年前的结论和观点呢？
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解读出这样几层意思：一，他青年时代确立的茶叶理想，依然是他今天的理想，理想不变；二，希望后辈茶人确立他当年的理想，薪尽火传；三，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但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格局依旧没有本质的改变，需要大家努力；四、中国茶叶的上个世纪初的危机已经成为历史，但那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一天也不能松懈，以此格言，作为激励；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担任了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名誉馆长。
一九八九的春节，吴觉农一家是欢乐详和中度过的。他虽已八逾九十，但看上去依然精神很好，他的老朋友薛葆鼎回忆说：1989年春节期间，我曾和老伴开东华门去看望他，当时客人多，会客室坐满了，他便引我们走进书房。这真是“书”的“房”，书架、书桌、茶几、凳子、沙发、地板上面。全是一大摞茶叶产地、制茶工艺、茶叶化学分析、茶叶市场情况的资料。在一大堆书刊中间还空有几把椅子，我们就坐下来谈天说地，他清癯健康，思路清晰，谈锋甚健，不像年逾90的老人。
中午，他热情挽留我们共进午餐，品尝浙江亲友带来的绍兴糟鸡腌鱼，大讲喝茶乃长寿养生之道。
是的，吴觉农的身体一直很好，那是与一生事茶、终生喝茶有关系的。一直到他年近九十的时候，他的头脑始终非常清晰。1984年日本茶道代表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作现场观摩，吴觉农应邀参加，即席加以指点，令东瀛茶人大为赞叹。1986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茶事。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准备带着他的学生前去拜访吴觉农。事先电话联系的时候，吴觉农问：你要我谈什么问题？对方顺口说：就谈谈华茶进出口贸易的历史问题。不料老人立刻反问：以往华茶贸易史上哪有什么进口问题。对方自知失言，更为这九秩老人的思维之敏捷所惊服。
直到1989年夏天，吴觉农的身体感觉还尚可，虽然住了院，但精神很好，薛宝鼎又去看他，他还送了一罐精装红茶给他，并劝他这个没有喝茶习惯绵人不娘先喝一些淡的，逐渐加浓，必有好处。
1989年的9月16日，那是吴觉农最后一次参加中华茶事活动……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
这个活动是由着其深远意义的，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茶业界新形势新课题而来。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和对外开放的加大，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在各地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了展示并推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当时在北京的几个茶叶主管单位，经商议决定筹办一次全国性的茶文化展，邀请海内外茶人、茶厂和茶商参加。而主办单位则是商业部土特产品管理司、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新华社北京分社、中国农副特产品开放公司，支持单位还有农业部的农业司等。展示会的定名，就是“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
1989年9月10日，展示周在北京如期召开，当时全国人大的两位副委员长习仲勋、严济慈及其他领导人为大会剪了彩，港台地区茶人应邀参加，海外则有美、英、法、日、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等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出口系统，国内有18家分公司及数百家厂商均有展台参与经济活动，茶界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均莅临指导。书画界名家赵朴初、启功、爱新觉罗·溥杰、董寿平、唐云、刘炳森等人，都为展示会泼墨书画，全国具有特色的茶艺、茶道表演队如云南、湖南、浙江以及台湾（地区）、日本等茶艺表道队都作了精彩的表演。大会期间，海内外学者、专家作了学术交流。展示期间，共数万人参观了展示会，达成了大量交易，其中茶叶签订出口合同数千万美元。无疑，这个展示周在当时，堪称是茶界的一大盛事。
对于展示周，吴觉农始终是非常关注的，他是这次茶文化活动的顾问。只是鉴于他年事已高，且病后初愈，组织者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惊动他。但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吴觉农还是到场了。9月15日下午3点多钟，他手持拐杖，在钱梁和次子吴甲选的陪同下，来到了展示周会场。当时的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施云和商业部的梅峰司长，连忙上前迎接，陪同他参观，吴觉农一一观看了展览的图片、茶文物及茶样品，并应大会要求挥毫题词：祝贺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成功。
正是在那次会上，后辈茶人们深深地记住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场合下对茶业理想的阐述。他开宗名义地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去看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增加经济收入，使茶农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
谁也没有想到，或许包括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在了最后的终点。
九月间，除了出席展示周活动，他还做了另一件大事，这或许也算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动笔吧，他为上虞县新修的县志写了序言。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吴觉农，在他漫长一生中，对故乡的那份情结是十分浓厚的，他的序言写出了他对哺育了他成长的家乡的一片深情：上虞为吾故乡，虽青年时代即离家奔走四方，飘泊无定，然无论身处国内海外，顺境逆时，对故乡的山川树木，风土人情，总是梦魂萦绕，不能忘怀。祷祝其繁荣，欢欣其进步，希望其光耀于神州大地的拳拳之心，未尝稍有减缓。解放后，愿故乡昌盛美好愿望逐步成为现实。建国四十年来，我曾多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每次回乡，观其变化，大有“抽足再濯，已非前水”之感。耳闻目睹家乡巨变，凡我虞籍人士无不为之鼓舞，引以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