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大中国的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机构，就放心地放在了这个27岁的青年人家中。吴觉农不但贴出了房子，还贴出了会务经费，1926年农学会举行第九届年会时，年会主席就公开说明：两年来会务开支，悉由吴觉农会友暂垫，因此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农学会的司库。上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来来往往的同道之人几乎每日川流不息，吴觉农每天都忙碌在车站码头，送往迎来，安排食宿。吴觉农爱交朋友，什么方面的人他都能说上话，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俞秀松是他当年在杭州时的学友，此时他秘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有吴觉农资助的一份。
吴觉农一生都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发表在1927年6月该刊第54期《中华农学报》上的《农民运动的意义和方针》一文中，他明确地说：中国国民党、离去共产党，便不成其为民族的政党了。因为共产党有大批的农工阶级，为他们的后盾，共产党的使命，是为农工阶级而革命的缘故。如此鲜明的态度，在那时的农学界人士中，是殊为罕见的。
那个时候的吴觉农，就好象是一个贫穷的“小旋风柴进”，他热情开朗，声音洪亮，心智健康，没有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伤春悲秋。他浑身上下都是力量地在工作着，拼命地工作着，心里有茶，有朋友，有事业，还有他所深爱着的一个美丽的姑娘。
此时的陈宣昭已经从日本回来了，只是他们俩人并不在一个城市里，陈宣昭去了杭州，哥哥陈石民此时已经在浙江蚕桑研究所任所长，妹妹又是这个专业的留学生，便也一并进了该所工作。杭州的生活并不寂寞，陈宣昭也经常给上海杂志投稿，她对妇女问题也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也就在这段时间，她结下了一段亲如姐妹的友谊，并保持到了终生。
1924年，当时年轻的浙江海盐女性陈学昭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女性》，从此走上了文坛，因为陈宣昭也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两人都是浙江人，名字相近，又都为女性，不知情者便以为她们是一对姐妹，当时便有了文坛姐妹花之称，她们自己也在1925年相识，来往密切，十分投缘，吴觉农当然也就认识了这位后来以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而闻名中国的女作家。同仁们都说：你们既然名字相近，又那么要好，不妨就互称了姐妹吧。陈宣昭比陈学昭大，自然就做了姐姐，而吴觉农呢，不久以后，也就是顺理成章地当了姐夫。
1925年的冬天，吴觉农和陈宣昭这对有情人终于结了婚。这在陈宣昭以后的回忆文章中有清晰的记录，年轻的妻子清楚地记下了丈夫的生活。在许多年以后回忆说：我1925年12月和觉农结婚后在杭州工作，每回上海，看到觉农往往没有一间固定的居室，有客留宿，他自己就打地铺或睡在写字桌上，生活极其随便，有时中午泡一杯茶，啃啃早晨剩下的大饼油条，但总是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地干工作。我责怪他生活太不规律，他笑着说：孔老夫子的大弟子颜回在陋室，一箪食。一瓢饮，人为以苦，回也不减其乐，在这点上，我可算是孔圣人的门徒。
对于这个阶段的吴觉农，知之最深的妻子有那么几条总结：觉农年轻时的性格，一是较有开拓精神，不畏艰难，不怕失败；二是思路敏捷，虽有时不够周密，错了也勇于承认和改正；三是待人以诚，不失赤子之心，愿急人之所急，因此能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共同披荆斩棘开拓新事业。
陈宣昭最后的那段评价是深有其切身体会的，正是他们热恋初婚的那个阶段，吴觉农的事业也到了四面开弓的地步，他那个寓所一身三任，是他的住所，也是农学会的会址，又是《新女性》杂志的所在地，吴觉农还是《新女性》的发行人。
关于《新女性》以及后来的开明书店，这又是必须细细讲来的一段故事。
开明书店是由《新女性》杂志起家的，而《新女性》杂志又是从《妇女研究》杂志而转过来的，《妇女研究》又是吴觉农当年发表对女性问题文章的主要阵地，这之间有着一段文化激荡的经历，吴觉农在这期间扮演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这里，首先得说到章锡琛这个与吴觉农有深交的老资格出版家了。章锡琛字雪村，1889年生于浙江绍兴这块人文积萃之地，从小受了中学和西学的教育，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1912年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东方杂志》的编辑。那时他也不过二十出头，差不多工作了十年之后，于1921年被调去担任商务《妇女研究》的主编。那年章锡琛三十出头，正是而立之年风华正茂的好年华，便一心一意地要在新的阵地上做出一番新气象来。
说起来《妇女研究》也是1915年就开始创办的杂志，但因为处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杂志，却专讲一些“叫女人当男人奴隶的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势必成了严厉的批判对象，有关方面也就不得不更换主编，章锡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上的任。
他一上任就邀请了周建人，从接任后的第七期开始革新内容，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立刻就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杂志的发行量也一下子从二千来本增加到一万来本。吴觉农就是在这个时期向杂志投稿，并因此认识了这两位文坛知已和绍兴老乡的。
1925年1月，《妇女研究》上第十一卷第一期，出版了一辑专门讨论新性道德问题的专号，那是反对旧道德的号角，其中有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新性道德的科学标准》。这一期杂志出版，立刻就受到了维护旧道德的《现代评论》派的攻击，引起了一场双方的大论战。
其时商务编译所的所长是胡适推荐的他的亦师亦友王云五，因为《妇女研究》而引发的这场关于新旧道德的大论争使他非常不安。而这一年的五月，上海又发生了震惊中国的“五卅惨案”，章锡琛以“妇女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这一来更让王云五害了怕，他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借口，开始干涉编辑工作，章锡琛被迫提出了辞职，以示抗议，结果八月底脱离了《妇女杂志》，到了国文部去当了一般的编辑，而《妇女研究》，也终于又回到了“妇德”、“妇容”和怎么样做蛋糕的老路上去了。
对章锡琛这样的资深编辑，给商务作出过如此长期贡献的出版家，那样的安排显然是十分不合理的，当时一并在商务工作的同事胡愈之和郑振铎等人，都很同情章锡琛，吴觉农等长期合作的被约稿者，更对商务的作法表示强烈地不满。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常常坐在一起讨论时局和工作事业，首先就由胡愈之提出了一个动议，由他们这些同仁来自己办一个可以讨论妇女问题的杂志，仍请章锡琛和周建人来主编。
经过了一番筹备，这个新的妇女杂志以《新女性》的名义，以1926年1月，正式对外出版了。因为胡愈之、郑振铎和章锡琛等人，都是商务中人，不便正式对外出面，所以最后决定由吴觉农出面来办这家杂志，所以《新女性》创刊号的发行人署名就是吴觉农，而地点呢，干脆和农学会一样，放在了吴觉农自己的家中，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十九号，当时由郭沫若、郁达夫组成的创造社也在那条巷子里。
商务当时有一个规定，凡是商务的职员，不能够自己经营和商务性质相同的业务，所以章锡琛显然是犯了规，都在一个上海，章锡琛做什么事情，哪怕用了吴觉农的大名，也遮掩不过去，所以《新女性》创刊号刚刚印出，商务当局就把章锡琛给辞退了。这时的章锡琛已经在商务干了十五年，因此，他在《新女性》的第二期上就登了一个启事，声明他已经在主编《新女性》了。
《新女性》发展得很好，但办杂志不是个赚钱的事情，于是便又开始出一些图书，销路大多都很好，这样，同人朋友们便萌生了干脆开一个书店的主意，发起人除吴觉农之外，还有夏丐尊，刘叔琴，丰子恺，胡愈之兄弟、郑振铎、吴仲盐、钱经宇等人，其中主张最力的是胡愈之和吴觉农。这年七月，《新女性》就移到了章锡琛的家里，书店的牌子也在章锡琛家里挂了起来。开明书店这个店名是孙伏园取的，第一块招牌也是孙伏园写的，胡愈之为开明书店出谋划策，制定规模，吴觉农是开明书店同仁中的最活跃分子之一，担任了开明书店的董事和监察人。
开明书店能够在读者中赢得良好信誉，主要靠作风稳健，认真不苟，叶圣陶、宋云彬、周矛同、顾均正、王伯祥、徐洞孚、贾祖璋、傅彬然等人，他们既是作家又是教育家、学识丰富，文学造诣很深，选稿内容务求有益于读者。开明除了偏于出版中小学教材之外，还出版了不少文学科学和青年读物，几乎当时所有的进步的或知名的作家郭沫若、茅盾、夏衍、陈望道、巴金、冰心、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等无不同开明书店有关。书店成立到抗战的十多年，因为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支持，发展之快令人惊讶，俨然同商务、中华鼎足三立，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吴觉农自己对开明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的，他后来在《我和开明的关系》一文中说道：开明的老一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都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的老关系，彼此意气相投，私交甚笃。开明同乡多绍兴人（包括上虞、余姚等县），多杭州一师和上虞春晖中学的教师（当时经亨颐老先生办的春晖中学集中了一批知名的教师如丰子恺、朱自清、李叔同等），大家把开明当作集体的事业，关心它的成长和发展。我自己后来从事于茶叶工作，同出版事业关系不多，但大抗战前的十多年中，我同我的爱人陈宣昭每有积余，就把钱交给开明，作为加入开明的股份。
由此我们可知，吴觉农在开明创办时的实际地位是很重要的，他即是重要的支持者，一度还担任了名义上的发行人，以后又长期地给于经济上的支持，以股东的身份做了许多的事情。吴觉农社会活动家的那一面，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以说已经相当清晰的了，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茶学家的重要地位，甚至还不如他作为一个活跃的文化人的地位来得更为人知呢。
而那一年吴觉农所在的农学会的工作，也开展的比较顺利，当时老一辈农学家许璇、梁希，陈嵘和王舜成先生等人，都是农学会的主要领导，陈嵘还是他在杭州读书时的老师，他们都很信任这个高个子的不知疲倦的年轻人。而他也把工作作得有声有色。正是从那一年始，中国农学会与日本农学会商定，每年彼此互派农学专家五人出国，研究对方国的农业情况，以便相互交流学习。9月，他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被编入了《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一书中，同时编入的还有肖楚女的《中国的农民问题》。
那一年吴觉农对农学会作出的最大贡献，便是由他提出了倡议，到当时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去开他们的第九届年会。此时中国农学界的进步的精英分子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要想发展中国的农业，不仅要依赖新的农业科学，而且还需要一个能够切实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和全国统一的政治局面，因此，为了参加这届年会，他们无不怀着一颗欢庆国共合作的革命热情，纷纷南下。而且这届广州年会，在吴觉农的亲自努力交涉下，与会者往返上海、广州间所需的船资，都由招商局轮船公司免费供应，而在广州的食宿费用，也都由当地政府招待，这在1949年以前的历届年会中，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正是在那一次会上，毛泽东到场并讲了话。因此，本届年会，在中国农学会的年会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26年的胡愈之，依然醉心于他的出版事业。他利用“商务”印刷的便利条件，主编了上虞的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内容除了反映上虞情况的通讯外，还有评论，胡愈之亲自撰写评论，切中当时的时弊。在胡愈之的督促下，不用说，吴觉农也就时常地给家乡的报纸写稿。那年10月，吴觉农在《上虞声》国庆增刊上发表了《论本县的富源》一文，他列举了上虞丰富的特产和资源，提出发展上虞经济所应尽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