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吴觉农的政治生涯中，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立场。吴觉农既非共产党人亦非国民党人，但在那个严峻的现实面前他要做出历史的抉择。吴觉农刚刚三十岁，成家立业，事业和生活都在艰难中充满信心地进行着，突然，天崩地裂，一切都重新认识，重新站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27年的开年，吴觉农和他的朋友们沉浸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的兴奋与期待之中。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是年初，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执行政权，蒋介石暂驻南昌，反对移至武汉的命令。而武汉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除了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的武装，收回英租界。湖南省工人则召开了全省代表大会，湖南省还专门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毛泽东就是在那年的第一个月进行了为期33天的农民运动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章。
上海这一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革命浪潮更是风起云涌。当北伐军沿长江东下之时，美、英、日、法等派出军队增兵上海，以保护他们在上海各自的利益。而当北伐军攻占杭州、嘉兴之后，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北伐军，发动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3月21日，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又领导了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接着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2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吴觉农的许多好友同学都卷进了这场革命风暴。当时的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就是他在杭州时认识的学友，当时的汪寿华，正是经亨颐的学生，杭州一师的一名学生。他的其他一些同学，比如叶天底、宣中华等人，都是他在杭州求学时的朋友，现在都将各自经受着血雨腥风的考验。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了上海，他的真面目很快暴露，4月12日，政变发生。13日一整天，闸北虹口一带仍枪声不断，而吴觉农那一天也始终和他的好友胡愈之呆在章锡琛家中。直到傍晚，才心情极其沉重地从章家出来。正是微雨之后，他们行至闸北鸿兴路口时，突然发现血水正顺着向阴沟中流去，他们二人的鞋底也都沾上了血迹。吴觉农惊不住惊呼起来：“血！血！”而此时的胡愈之依旧一言不发，匆匆地就来到了宝山路吴觉农的家中。
直到这时候，胡愈之才说了一句话，他的口气是极度然的，声音却并不高，他说：“没想到他们比北洋军阀还要凶狠！”
然后他对吴觉农说：“请你给我拿来纸笔。”
他们相交甚久，彼此默契，胡愈之的话吴觉农立刻就听懂了，他立即就拿过纸笔。当时吴觉农正是中华农学会的总干事，所以拿来中华农学会的信封信笺。胡愈之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一挥而就。而吴觉农就站在他背后，心中怀着同样的愤激，看着他写下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抗议书--
孑民、稚晖、石曾先生：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竞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安全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此次事变，报纸记载，因有所顾忌，语焉不详，弟等寓居闸北，目击其事，敢为先生等述之。
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未携有武器。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前卫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十五、六分钟，枪弹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弃置满地。据兵士自述，游行群众倒毙路上者五六十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义品里居户，捕得青而短衣之工人，即在路旁枪毙。
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吾国革命史上，已在光荣之地位，今乃演此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始料之所不及。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之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先生等以主持正义人道，负一时物望，且又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负上海治安之最高责任，对于日来闸北军队所演成之恐怖状态，当不能恝然置之。弟等以为对于此次四一二惨案，目前应有下列之措置：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应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
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
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
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涕泣陈词，顺祝革命成功。
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同启
四月十四日
最后的七个人的签名，是第二天征集了个人的意见后署名再寄发的，其时，正是血雨腥风，万籁俱寂之时，这份抗议书，可以说是义正词严地表达了所有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严正立场，代表了人民的正义呼声和强烈谴责。
此信寄出的第二天，就公开在胡愈之的弟弟编辑的《商报》上公开发表。这份后来被周恩来赞之为中国知识分子大无畏壮举的珍贵史料现在被收藏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1979年8月，当时还健在的胡愈之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抗议书’的说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较为真实和详细地交代了整个写抗议书的过程：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发生的一天晚间，我因为目击国民党驻军开机关枪，大批屠杀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我感到十分愤懑，就写了一封抗议书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此信投入邮箱寄出，原稿于当夜送商报馆，因我的二弟仲持在那里当编辑，这个信就在十五日《商报》发表了。过后蒋介石的反共叛变完全暴露，陈群、杨虎在龙华司令部逮捕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士，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人（有些是亲自签名，有些用电话征求意见，而由我代签的）有随时被捕杀的危险。大概因为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后来没有发生事故。但列头名的郑振铎（因郑笔划最多）不久就逃难去了英国，我由于郑的劝告，也于次年一月去法国。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全国解放后，从李石曾在上海的住宅里，搜到我亲笔写的原信，曾复制送给我核实。这封信曾在革命博物馆展览过，原件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由于那样一封公开信，这些签名者一时都成了反动势力的注意对象，郑振铎不久之后即出走英国，半年之后的胡愈之也去了法国。这些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出走他乡，即表达了他们寻找真理的决心，也多少表示了对那个时代的失望。而吴觉农却仍在上海，他留下来，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有举益于国计民生的实际工作，但经过“四、一二”事变，他对蒋介石有了基本认识，从此在思想上更倾向共产党。扎下根来，夏衍是他那个时候接触较多的一个朋友。他们早年在杭州时就相识，到日本后更加熟悉。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又是陈宣昭的同学，所以他们的关系本来就很好。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夏衍家户口薄上的户主长期写着的都是吴觉农的夫人陈宣昭的名字，以此起到掩蔽夏衍的作用。
1夏衍是一个很机敏的革命者。1924年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夏衍作为留日学生前去谒见，孙中山对这位青年十分赞赏，当即就和李烈钧（国民党左派）介绍他入国民党。此后，夏衍曾参加国民党左派在日支部，但同时也与留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往来密切。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夏衍立即就从日本归国到上海，一看形势不对，准备去武汉，却在这时候碰到了他的老师经亨颐，老师告诉他杭州杀了许多人，夏衍在杭州的同学中不少人被追捕，其中早期共产党人宣中华也已经牺牲。夏衍最终去找了他的杭州和留日期间的同学蔡叔厚，当时他在虹口东有恒路一号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蔡叔厚当即把他安顿在公司楼上，还告诉他楼上已经住了两家共产党人，那就是早期中共党人张秋人一家和早期中共马列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杨贤江一家，他们都是浙江人，一为诸暨人，一为余姚人。
其实，那个时候，无论蔡叔厚还是夏衍都还不是共产党人，吴觉农和他们常有来往，同学同乡，又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不满，所以吴觉农此一时期也常常去绍敦公司，与他们来往。
或许他们还不知道，当蔡叔厚这个当时的无党派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共产党人之时，看上去外向的无党派人士吴觉农，也在家中秘密地藏了一名共产党人，那就是已经牺牲的宣中华的妻子吴先清。
吴先清是陈宣昭的朋友，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健将，丈夫宣中华是当时浙江的学生运动领袖，以后成为浙江早期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四一二政变时，是国民党的头号追辑要犯，终于被捕壮烈牺牲。其时的吴先清也被国民党追捕，吴觉农夫妇，在这样的时刻，把吴先清秘密地隐藏进了他家，度过了风声最紧的时刻，然后吴觉农又送吴先清赴苏联留学。
对隐居在绍敦公司、已经秘密入党的夏衍，吴觉农也伸出了自己最温厚的手掌。当时的夏衍没有工作，又不安心常期地在绍敦公司当食客，正在发愁，1927年秋冬之交的一天，吴觉农来看蔡叔厚，谈话间就问他可不可以译点儿书，也可以有一点收入。夏衍欣然同意。然后就由吴觉农亲自陪着去找开明书店的夏丐尊和章锡琛了。
夏丏尊五四时期在杭州一师教书，夏衍认识他，他也记得夏衍，吴觉农在旁又对章锡琛把夏衍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夏丏尊顺手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让夏衍翻译，这就是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夏衍回去翻译了几章，当即得到书店的认可，夏衍就开始走上了翻译的道路。
夏衍接下去的翻译之作，就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夏衍因为开明书店诸同仁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自己也开始关注起妇女问题来，包括他后来翻译的高尔基名著《母亲》，不能不说思想上是受到《新女性》杂志同仁的影响的。此后，夏衍受党的的介入文艺、话剧和电影界。
那年八月，张秋人出任当时的浙江省地下党省委书记，然而刚到杭州就被捕了。党和各方人士对他进行了全力的营救，其中蔡叔厚尤甚，但张秋人还是牺牲，这件事情给蔡叔厚影响很大，由此，蔡叔厚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然而，吴觉农没有像夏衍、蔡叔厚等人一样加入共产党，四、一二政变也没有中断他一向研究的方向，他依旧著文立说，在《中华农学会报》第54期上发表了《农民运动的意义和方针》，在《中华农业学会丛刊》第59期上发表了《农村文明的创造》，此外，他还与夫人陈宣昭一起署名，发表一系列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然而这个过程，显然已经接近尾声。他一生最热爱的茶学事业，越来越多地占据他的心灵和时间，他以茶叶事业为主要任务的一个时期，就要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