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30年代，“疑古”学派崛起，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算古史运动。据这一派别的考证，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夏王朝并不存在。所谓三皇五帝，纯属古人编造的神话，甚至连治水的大禹也只不过是一条蜥蜴之类的大爬虫。
敢于怀疑经典，勇于质问古人，疑古的精神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他们考证的结论却将大家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承认这些结论，在同时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祖先是一些居心叵测的骗子。考古学家们躲开了无谓的争论，默默地扛起铁铲与镐头走向田野，开始了艰苦的发掘。既然史料严重短缺，传世文献又可能经过历代古人的“加工包装”，那就应该由地下文物这些“无意史料”来发言。随着考古铁铲不懈地翻动，湮没的故都现出古老的真容。沉睡的历史被惊醒了。由于代表夏文化的上百处遗址的发掘，夏王朝的存在终于得到了坚实的考古物证。古籍所载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不再是古人编造的神话，也不再仅仅是老百姓世代相传的故事。
山西临汾，古称平阳。这里有古老而高大的尧陵，还有一座至少建造于汉魏时代的尧庙。每年，尧庙要起庙会，会期一个月。到夏历四月二十八，隆重祭尧。三台唱戏热闹非凡。而尧陵每年春秋两次传统祭日，四乡八里的村民，包括附近各县、周边各省人众，以及海外侨胞，都要来虔诚地祭祀我们华夏民族的这位人文初祖。
尧帝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许配给舜，还在晚年传位舜帝禅让的美德万古颂扬。在尧和舜的故乡，千百年来还有一个“接姑姑”的着名风俗。尧王家乡的百姓，每年都要到舜王的故都去接娥皇、女英“回娘家”这时，成千上万的娘家人蜂拥而来；舜王家乡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开门纳客，准备丰盛的酒宴款待贵宾。无论大家相识还是陌生，天下最古老的姻戚，亲如一家。
自古以来形成的民情风俗，简直就是一种人间的“活化石”。人民的纪念，大众的认同，是无论什么流派什么学术都无可动摇的“人证”。
中国盐文化的专家学者异军突起，他们的研究从另外的角度支持了在田野奋战的考古工作者。尧、舜、禹三王何以都在山西晋南建都？原来，这里不仅农业发达，盛产谷物，最关键的是这里有一座得天独厚的河东盐池。在上古众多部落激烈纷争的态势下，谁控制了谷物，特别是控制了对人类生命有特殊意义的食盐资源，可以说谁就掌握了征服号令其它部落的主动权。
古籍记载与民俗传说，历来将尧、舜、禹三王作为一个传承的系统。而考古发现证明，从“陶寺文化”到“东下冯文化”，晋南在夏文化之前已经有长达数百年的文化繁荣期。这些文化与夏文化一脉传承，绝对看不出有另一种文化突然出现的因素。当然，三王的故都，在原始部落时代，并不具有典型的“都会、都市、都城”的意义。也许，它们只是尧舜禹部落集团或部落联盟的大本营。即便在田野考古的意义上，它们也已彻底湮没了。
自夏王朝之后，山西地面再没有出现过一统中华的帝国之都。不过，作为华夏文明的摇篮地之一；作为华夏文明史上着名的“河东”、“山右”，这里曾经有过三个中国历史无法忽略的重要都城，它们分别是：晋国之都新田，北魏之都平城，大唐北都晋阳。
历史上的晋国，说来有趣，竟来源于一场少年儿童之间的游戏。少年周成王，拿桐树叶子剪了个玉圭形状，和他的小弟弟叔虞开玩笑说：我封你一个诸侯国王来当。史官把这次封赏记录下来，辅佐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当即郑重道贺。成王慌忙解释，说只是和弟弟开玩笑。周公教导这个年轻国王说：天子无戏言。成王因而不得不册封弟弟姬虞建立唐国。这就是所谓“桐叶封弟”。严肃的庙堂政治破坏了游戏的乐趣，却注定了晋国的诞生。太原近郊悬瓮山下晋祠一带，传说是唐叔虞最早立国的地方。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国号为晋。晋国曾在富庶的河东建都于翼和绛。最后，于公元前585年，迁都新田。新田，在如今的侯马市境内。历史车轮滚动到春秋后期，奴隶制社会已经开始向封建制社会艰难转化。这里即将发生着名的“三家分晋”，士卿斗争分疆裂土，瓦解着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然而，历史学家和考据学家自清朝初年开始的争讼还没有结论：新田究竟在什么地方？
考古的铁铲终于挖去了历史的尘封，廓清了困扰我们千载的迷雾。后期晋国的都城，那个王朝的心脏，就在这里。故都遗址，南北纵深7公里，东西横跨9公里。63平方公里的面积，向我们无言地夸耀着当年霸强。古都南城，发掘出了两座特大铸铜作坊，出土破碎了的铸范3万余块，完全复原的铸铜模具100多件。“一范多铸”、“复范合铸”，显示着晋人早已掌握的高超铸造工艺；史家记载晋平公曾想建造一座铜质宫殿，看来并非杜撰。还有精美的编钟，今天击打，仍是“不同凡响”。特别是数量众多的铁器，堪称“铁证如山”。冶铁工艺的诞生，铁器的大量生产，必将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铸造出铁器的王朝，也在同时铸造了自身的灭亡。
挥动的铁伊突然停了下来。考古学家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一桩史无前例的发现轰动了考古学界，意外的收获极大地报偿了餐风宿露的田野工作者。
“侯马盟书”在1965年出土。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诸侯国内部士卿之间结盟起誓的文书。神圣的盟书一式两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人地下或投入江河，由天地鬼神作证，不得反悔。盟誓活动，在史书上多有记载，却从来没有过考古实物出土见证。侯马盟书用玉片做成，毛笔书写，共出土带有朱书文字者5000余件。参加盟誓人员多达150人。执掌晋国朝政的正卿赵鞅通过这次盛大的结盟，在六卿之中团结了韩、魏、智三卿，形成了诛灭范氏、中行氏两族的压倒优势。从此，晋国开始了“四卿执政”，最终导向了“三家分晋”。
强大的晋国灭亡在即，新田将退出历史舞台。通过侯马盟书，我们与考古学家一起目睹到了那历史的一瞬。
名满天下的大同云冈石窟，这是北魏王朝皇家出资建造的宏伟工程。当天才的锤凿开始雕刻这座幸运的冈峦，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铁骑驰骋，以当时人类最快的速度，从野蛮奔向了文明。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氏在山西北部建立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在平城，即今天的大同建都。一场新一轮的民族大融合从山西开始，逐渐推向整个北中国。
山西，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抵御北方游牧部族南侵的前沿阵地。两种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在这里显得格外典型。而历来在中国北方生存发展的游牧民族，凡是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即使是作为征服者，最终都难免在文化上反而被征服的命运。许多民族在这个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融合于汉族之中。从先秦的猡狁、犬戎、白狄、赤狄，直到汉代以后的匈奴、乌桓、丁零、铁勒，几乎无一例外。
这些民族融合到汉民族之间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我们今天可以平静地叙说的“民族融合”，当年都付出过无比惨烈的代价。包括征服之初的血腥镇压与被推翻之后的野蛮报复。只有北魏拓跋氏主动选择了一条也许不是“绝后”，却无疑是“空前”的、堪称英明绝代的民族融合之路”
面对当时最先进、最文明的汉族，其它民族如果向往“现代化”，就必须向汉文化学习。这一现代化的最终指向，则必定是“汉化”。
公元471年，5岁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临朝执政。太和八年，在这位伟大汉族女性的主持下，北魏开始改革。改班赐制为俸禄制，变计口授田制为均田制，易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带有游牧部落性质的王朝体制迅速向封建体制过渡。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秉承他的汉族祖母的遗志，继续大力改革。
太和十八年，大无畏的天才皇帝以出征南朝的名义，实施了伟大改革，BP完成汉化的第一步--迁都洛阳。聪明的孝文帝懂得平城不过是用武之地，真正要移风易俗，必须挺进中原。这位伟大的皇帝改革家在祖母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率领30万大军挥师南下，踏上了锐意改革的不归路。
迁都之后，孝文帝首先下令，禁止所有人等穿胡服。接着，正式颁布法令，要求官员民众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中原正音”。有在朝廷上说鲜卑话的，一概免职。到太和二十年，孝文帝走出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步：皇族拓跋氏，带头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一律改姓。如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楼改为楼，独孤改为刘。孝文帝的改革，是完全自觉的。北魏当时对北中国的统治已经稳定，国势如日中天，并没有到不改革民族就覆灭的地步。而他主动改革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100多万鲜卑族与其它北方各族，和平迁入中原，汇合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北中国文化再现辉煌，为后来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唐朝初年开始，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被正式承认为中国正统。与承接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的历史地位。一个北方部落族建立的王朝，被视作正统，这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空前。彻底的汉化，使拓跋氏消失了。而他们改姓的元氏，子孙不绝，名人辈出。随便列举，就有唐朝大诗人元结、元稹金代大词家元好问，等等。
战国时的赵武陵王，曾经倡导“胡服骑射”，主动向北方游牧部族学习。那场重大的改革，在中国文明史上功高千古。其时在公元前300年。
北魏孝文帝元宏，又是主动改革，使鲜卑族彻底汉化。其时在公元后500年。
历经800年的民族大融合，汉民族注人了许多新鲜血液，吸纳了众多兄弟民族的文化。唐太宗的祖母，是鲜卑族独孤氏。便是唐朝李氏，也已经不是纯粹的汉人血统。鲜卑族，作为单一民族在形式上是消失了，但这一民族的基因在汉民族的血脉中赢得了永生。
山西北部边界上的大同，古代的平城，这里最先迎接了那个马背上的民族，托起了孝文帝向往文明的改革之梦。战火烽烟，沙尘风暴，早已湮没了昔日古都。
也许惟有云冈石刻，才留驻了时间。
雄伟的造像，高大、雄强、气度恢弘、自信满满。由北魏皇家投资开凿的云冈石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同时，也成为这一王朝胸怀博大的见证，成为一部石刻的《魏书》。
古城晋阳，历来称作“龙兴之地”从三家分晋之后的赵国，到大唐王朝，乃至“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兴起于晋阳。也许就是出于这种恐惧，宋太宗赵光义先是火焚了这座历史名城，尔后又决汾河漫灌废墟。如此的残忍愚昧，“自毁长城”，或者已经注定了赵宋天下的可悲下场。
晋阳，自古作为中原屏藩，始终是我国北方的雄关重镇唐太宗十八起兵，人称“太原公子”。他登极称帝后，十分重视晋阳的战略地位，委派图画凌烟阁上的开国元勋之一徐茂公（李积）镇守晋阳，长达十六年。唐朝北疆因而稳固安宁。
武则天即位后，认为晋阳不仅是唐朝开创之地，特别因为山西是她的故乡，下诏置晋阳为大唐北都。并诏令在晋阳东西二城之间的汾水之上“架桥联堞”，建造中城。晋阳成为大唐国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都会。由于晋阳的重要战略位置，赵光义将龙城夷为平地之后，又不得不在古城东北15公里的唐明镇筑起了一座小土城。而且着意回避“晋阳”、“太原”的称谓，只设立一个“紧州军事”。那座小土城，由大臣潘美所建。潘美在演义小说中已经被设定为一个奸臣，当今太原城的雏型由一个“奸贼”创建，恐怕许多人难以想像。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严酷。
更严酷的是，新建的晋阳土城，周长只有5公里左右，比起当年故都，只是一个弹丸小城。金兵南下，铁骑潮涌，晋阳军民不得不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付出惨痛的代价。北宋宣和七年（1119），金国灭辽。接着乘胜出动东西两路大军攻宋，意欲会师宋都开封。由元帅粘罕率领的西路大军，在晋阳遭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宣抚使童贯仓皇逃离了晋阳。当时的太原知府张孝纯与副总管王禀，将城中市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都编入军队，对压境大兵进行了殊死抵抗。由于长期被围困，城中严重缺粮，居民十之八九都被饿死。军士们先以牛马驴充饥，后来竟然吃尽弓弦、皮甲。在后方已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晋阳孤城仍然坚持敌后抗战250多天。最可悲的是，晋阳军民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时候，无耻的宋朝廷已经签了城下之盟，将晋阳割让给金国侵略者！绕道攻占了山西南部的粘罕得到宋钦宗诏书，轻松愉快地返身来收取晋阳；被自己的皇上出卖了的晋阳军民仍然拒不投敌，死战到底。
靖康元年九月初三，粮尽援绝的晋阳终于失陷。知府张孝纯被俘，不屈而死；副总管王禀奋勇巷战重伤十几处，最后身背檀香木制的宋太宗御像，投汾河自尽。汾河万古悠悠，曾经目睹了晋阳古城史上一幕幕的壮烈与辉煌。
公元648年，唐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归来，首先回晋阳沐洗征尘。故地重游，称雄海内的大帝感慨万端，写下了着名的《晋祠之铭并序》，是为耸立在悬瓮山下的“贞观御碑”。毁灭故都晋阳的赵光义东施效颦，竟然也在这儿竖碑立传，号称“太平兴国碑”。
没过多久，碑上的文字就被老百姓凿除干净；之后，连那块石头也不翼而飞。
早在三家分晋之初，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基于士卿斗争的需要和屏障国土的远见，最早建造了古城晋阳。当智伯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氏时，是强固的晋阳支撑了赵氏最后的抵抗。智伯也曾“水灌晋阳”，但终究未能攻陷这座城池。
愚蠢的赵光义，作为赵氏后人，恰恰是他在攻克晋阳之后，残酷地火焚、水灌，毁灭了这座古都。即便晋阳真个是龙城，它也是赵氏的龙兴之地。数典忘祖，何其愚也夫哉！
在本世纪中叶，战争与人为的因素，毁坏拆除了中华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古城。放置于更广远的历史舞台上来评说，这一次大批古城的彻底拆毁，也许倒是一种顺应潮流的历史必然。
是要文化古迹，保留墙高池深的古！都？还是要现代文明、建造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这是历史的两难命题。而历史，从来都是在毁坏与重建中向前发展。
所有的故都，最终都将湮没。只有人类文明在创建与湮没的循环中层层积淀。
（原载《中国方域》2000年第3期）
我有幸与黄河结缘。从小喝黄河水长大，那时没想过它的意味深长。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黄河，我被眼前这条气势磅礴的大河震慑，可还是不能相信，黄河，那条早已被神话的河流真的会从我“门”前流过。青年时代去西安求学，经过黄河大桥，我见到广黄河的另一番风姿--它是那样宽阔、那样温柔，宛如母亲的容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