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票号大院，普商风流
即便是今天走进晋商们留下的豪门大宅，那高墙危楼、橡牙雕琢，是那么神秘莫测仍然会让人吃惊于他们当年的殷实和富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灵石……一个个藏金窖银的大院星散其间，晋中的汾河两岸仿佛成为一条流淌白银的谷地。这就是晋商--俗称“西帮”商人的老巢。
三百年前，在西向新疆、北往蒙古乃至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和大漠上，庞大的驼队满载货物迤逦而行。伴随着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西帮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三百年前，从吴淞口晨嗛中出海的商船到蒙古草原叮咚作响的驼铃，从呼伦贝尔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窖，从盐、粮、绸、铜、烟到木材、皮货、毛毯、玉石、药材、钟表，都是西帮商人操-口晋中官话在那里运筹经营；也是在三百年前，欧亚大陆上，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东至大阪、长崎、仁川，西到伊犁、喀什、阿拉伯国家，都留下了西帮商人的足迹。
山西的票号更为惊人，就说那个由平遥日升昌掌柜雷履泰首创的，经营金！融业务的票号、信局，到光绪年间已经；达到三十家，分号有四百处之多，业务：辐射面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北起俄1罗斯、南到新加坡。当时山西的票号已；经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白银汇兑业务达到2200；万两。金太谷、银祁县，实际上成为大清国的财政部。即使如此，那些藏金窖银：的深宅大院却并没有因富有而张狂，它通常是神秘的而绝不是霸道。看不到收：租院里乞苦告饶的交租人，听不到因抵债而被迫出卖自己或儿女的悲泣。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的却是“老掌柜”们大赔大赚的商业气度与商号谨严的“号规”。据说，订立这些号规的竟是明末清初太原的朱衣道人傅山先生。
明末清初的时候，科举考试日益黑暗，“老醯儿”们再无心官场，而是大力向经商靠拢。清雍正皇帝就发现山西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老醯儿”的子弟们首选经商、其次是从军、最后才是进学。这种起自于民间的理念，对于封建王朝专制秩序的瓦解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导致了晋商耸动海内、独领风骚数百年，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结局；同时，它也在~步步动摇着专制统治的根基。
追寻许久，我发现从晋商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其说，晋商留下来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不如说晋商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重要的是，由这个群体形成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是一股强劲的力量，矗立于今天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上。
在这个群体的影响之下，才有了孔祥熙从一个太谷天主教堂唱诗班的信徒，一步步成为执掌全国财政大权的金融巨头，才有了从五台县那个小买卖人家出身的“万喜子”阎锡山，把山西省这一桩“大买卖”做成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经济的“模范省”。就是为世人所垢病的山西窄轨铁路，要按照经济学原理来判断，也是一个成本核算极其合理的项目。
新中国第一批财政专家同样产在山西。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这样的巧合，不能不说与山西深厚的商业传统有某种关联。就连今天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伍”、“拾”、
“元”、“角”、“分”几个字也是出自一叫做马文尉的山西阳曲人之手。
山西人：昔日辉煌，今日迷茫
每逢回顾那如此辉煌的历史，就愈能感觉今日山西的悲凉。不需要举证太多的数据，比如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城市的污染指数，还有国家级穷困县所占的比例，现代的山西也无疑是落伍的、不如人意的。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可以权且冷眼旁观来看今天的“老醯儿”。
不能不说陈永贵。因为在众多指责和报怨的理由里，永贵大叔的白肚子手巾岂止是山西人土气的象征。今天的大J寨沉寂下来了，虎头山上陈永贵的坟茔有些落寞，但更有了山野的清爽。今日的大寨人真的富了，那是因为大寨人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
想起马烽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散文，叫做《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最后一次喝酒，陈永贵已经下野，成为京郊农场的顾问。尽管当时中央领导对他充满善意，但当时他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喝酒中间，他猛然对马烽说：“这金碗碎了，份量还在！”我想，可以理解这是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民副总理对自己所作的评价。据说陈永贵在20世纪80年代初定居北京，临行前，曾让他的老伙计贾进才老人坐上他的红旗车一起走出很远，在一个地方停下，陈永贵与老实巴交的贾进才蹲下背对背靠着挤得很紧。陈问贾：“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年届70的贾进才一脸惶惑，而陈永贵却一声长叹。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大寨。这里面的苦涩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像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山药蛋派”其实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是说山西人“土气”，这是与那些自命清高的“洋派”文人相对的。因为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在“洋人”的眼里就成了“土气”的代表，而赵树理则是代表中的代表。事实上，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恰恰是山西人忠厚、诚实、不藏奸诈的写照。
“老醯儿”们的故事说不尽，“老醯儿”们的故事也道不明。也许是因为历史太过辉煌，今天的山西人反而显得沉静而寂寞。这种沉寂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6期）
英国学者戴维·罗尔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对大量文献和考古证据进行的探索性研究，创作了两卷本着作《时间的检验》，剥去了层层神话的外衣，使深藏在《圣经》故事中惊人的历史真相最终展现了出来。
在1995年出版的第一卷《圣经：从神话到历史》中，罗尔指出了昔日考古学家们的一个谬误：在寻找能证明以色列人历史的考古发现中，他们虽然找对了地方，但却弄错了时间。经过缜密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年表，从而为《旧约》中诸如约瑟、摩西、约书亚、扫罗、大卫、所罗门等人物的真实存在找到了惊人的考古证据。他走遍中东各地，进入库尔德斯坦和阿塞拜疆腹地探险，还到巴林群岛考察，并三次深人埃及东部沙漠。在出版于1998年的第二卷《传说：文明的起源》中，他带领人们循着亚当后代迁移的足迹，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中的伊甸园，进人史前苏美尔的沼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他让人们看到了大量能够证实《创世纪》故事的证据：他找到了巴别塔的原型；他证明了《圣经》中的大洪水是一个真实事件；他还找到了挪亚方舟停靠的地点--朱蒂山……这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在德国召开的一次“语言和知识学会”年会上公布后，令听众们激动不已。
当我在灯下读着戴维·罗尔这些一点儿也不枯躁的考古论文时，不禁想起了中国的神话和传说。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那些让人津津乐道的神奇故事，是否也如同亚当夏娃的伊甸园一样存在着某种真实历史的影子呢？不由地，一颗久已尘封的求知之心被触动了，我一步步走进了那几乎已被成年人淡忘的神话世界。
为什么要从山西去追溯神话的源流？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山西人的缘故，实在是因为这块土地所蕴含的古老的东西太丰富、太细腻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女娲、大禹、精卫、愚公，还有神农炎帝、轩辕皇帝、伏羲、后稷等等，简直数不胜数。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儿时听姥姥、奶奶讲过的大部分动人的故事和美好的传说，几乎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不过我第一个想要去追寻的，就是女蜗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的故事。探究自己的生命本源，大概是每个人生而具有的一种本能吧。
从哪儿开始呢？我首先想到了方志和史料。于是，我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中。
在《泽州府志》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娲皇窟：凤台县（今晋城市）城东浮山北谷，谷中空虚如囊，传即炼石补天处。谷祀蜗皇，山祀伏羲。”过去在我的印象里，“女蜗”是一个仅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虚幻的艺术形象，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遗迹留存。难道这证明“女娲”确有其人吗？无从知道，我只能更努力去搜寻。这样，一部部方志、一本本史料，女娲庙、蜗皇窟、补天遗址，无数个遗迹让我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我把这些遗迹全部标在地图上，然后拿着这张地图上路了。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走进r晋城市中村乡的水东村--《泽州府志》中所载的“蜗皇窟”就在离这个村不远的浮山上。在村委会主任的指点下，我沿着村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了浮山。淌过一条水能没过脚背的丹河，再走过一座刚刚废弃的小村庄（古庵里庄），我就看到了半山腰上的“娲皇窟”。
“娲皇窟”又有“补天窟”、“翁婆头”之称，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石崖山洞。此洞高约5米、宽约3米、深约4米。-进洞门，我就注意到了洞顶左侧有一条宽约20公分的巨大裂缝，深不可测，似乎要通往“天外”；细看去，正前方的洞顶也有一条十多公分的水平裂缝，横亘东西。这种情景，让我仿佛看见了上古洪荒时期我们那些可怜的祖先们，在大雨滂沱时是怀着怎样不安的心情担忧着会不会遭受“天崩地裂”的灭顶之灾。可能就是那种巨大的恐慌，让他们时刻幻想着能有一副伟大的肩膀扛起洞里的“天”，保佑人们能平安度日。这时候我就联想到：女蜗补天的神话会不会就源出于此呢？
在生存条件非常严酷的原始社会里，出生并活下来无疑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一件事，所以也就难怪生殖崇拜理所当然成为原始图腾崇拜的主流。神话中层出不穷的关于女娲和伏羲的种种相爱、交媾和繁育后代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听说吉县柿子滩有一幅跟生殖崇拜有关的“女娲岩画”，我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看，当天就坐火车到了临汾。
“柿子滩”位丁距离吉县县城西南30公里的清水河北岸，西边离吕梁山不远。在台地西边靠南的“岩棚”下方，就是“岩画”所在之处。岩画共两幅，用软性赭红色石头画成，其中右方一幅是两只动物图画；而左方一幅，则是表现女娲“补天”和“造人”双关含意的“女娲岩画”；岩画中的“女娲”头梳双髻，双乳饱满下垂，充满哺乳人类的乳汁；在她的头顶上面，画有颗黑点，象征布有“北斗七星”的天空；“女娲”右手上举，手上持有石块状物体，意指女娲“炼石补天”；女娲下身两腿分开，画有外露的阴器，脚下大地画有6个圆点，这是讴歌女娲繁育万物、创造人类的功绩吧。
女娲被叫作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伏羲则被号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有人说他们是夫妻，有人说他们是兄妹，但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1999年冬天，我在万荣县黄河之滨的“后土庙”考察时发现了女蜗“抟土造人”的圣地--“汾阴雎”。恰巧，在“后土庙”以南5公里左右的宝鼎乡北赵村，就是传说中伏羲“龙马负图”东渡黄河来到山西的地方。可是，“汾阴雎”没有提到女娲造人时有伏羲的功劳存在，“白马神庙”里关于伏羲乘龙马渡黄河的记载也看不出与女娲有任何的关系。
制耒耜、种五谷、尝百草，被神化以前的炎帝其实是生活在渭水流域的姜炎部族的首领。凭着这个部族的优秀与先进，凭着“兴农业”与“疗民疾”的得人心政策，他后代中的一支在太行山下、汾水两岸定居下来。
在寻访神话的过程中，我在高平、长治两县的交界处见到了“神农岭”、百谷山”、“羊头山”、“炎帝陵”等有关炎帝的遗迹。这让我有些迷惑不解。很多史料都足可以说明炎帝出生于陕西。等他长大后成为姜炎部族的首领，也是在关中一带活动。
那么山西境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遗迹存在呢？
在翻阅了有关炎帝之称呼的资料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炎帝”二字是姜炎部族对首领的统称，从第一代神农氏炎帝到最后一代被黄帝灭掉的榆罔，有整整520年的历史。根据当代郭沫若先生的研究，炎帝后裔主要有4支：列山氏、共工、四岳和台骀。第4支台骀发源于今陕西的武功、扶风两县，后迁居到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
显而易见，高平、长子、长治等县的多处炎帝遗迹并非是炎帝而是他的后代留下的。
说炎帝，不能不说精卫。精卫是炎帝的小女儿，本名女娃。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记得在小学课本上所看到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也被那天真少女化成的精灵那份执着感动过。在考察炎帝遗迹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神话传说“精卫填海”的所在地“发鸠山”就在长子县城西25公里处，那里也是“浊漳河”的发源地。我闻讯立刻赶到了长子。站在发鸠山顶，遥望东方天际，我好像看到了那身轻如羽的小小精卫鸟在渺远的天空中展翅奋飞，又似乎见到了女娃姑娘那可爱的面庞在对我微笑。我想：在那刀耕火种的旧石器时代，人的生存十分不易，而许许多多挑起生活重担的女人们岂不正和这精卫鸟一样，在奋力地与环境的艰难和危险抗争，寻找生存的机会吗？
涿鹿的原野上，血腥而激烈的战争此起彼伏。炎、黄二帝讨蚩尤、黄帝伐榆罔，鹰雕作旗、虎豹开路，风、雨、雷、电纷纷上阵，演出了一场神话与现实交织的戏剧。
轩辕黄帝出生于黄土高原西部的陇东地区，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日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当轩辕氏当上了部落首领之后他“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比起炎帝的只重农业不重精神是更进了一步，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在运城市东郭镇西南，有一个着名的“黄帝战蚩尤”胜迹--“蚩尤村”（现改名为“从善村”）。
传说在“阪泉之野”（山西运城一带古称“蒲阪”；“阪”一作“坂”），黄帝与蚩尤各自摆开了阵势。一时间，大风、大雨伴着大雾接踵而至。先是黄帝的女大臣“风后”用“指南车”指引部队脱离险境，接着黄帝之女“女魃”出阵，驱散风雨，用号角声、擂鼓声等扰乱敌兵，采取变化多端的战术，取得胜利，最后斩杀蚩尤，分解身首，异地而葬。因此，这里被人命名为“解州”；该村村民是“蚩尤”部族的后代，所以命名为“蚩尤村”。又传：黄帝的女大臣“风后”死去，被埋葬在晋陕交界处的黄河渡口，该地因为是“风后陵”所在，后来被人们称为“风陵渡”。
除了尧、舜、禹，晋南大地还分布着多处“务舜名臣”的遗迹：“羲和墓”在稷山县中舍村；“皋陶墓”在洪洞县士师村；“伯益墓”在襄汾县北社村；“后稷墓”在稷山县稷王山……还有那么多不知名的民间神话与传说，使这里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密集区”和“富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