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陉、壶峪和雁门
其实，到了唐代后期，雁门关又不断见于记载。一是在武宗会昌二年（842）。这一年刘沔为河东节度使兼招抚回鹘使，进屯雁门关。此事见《新唐书·刘沔传》。《新唐书》是欧阳修所撰，为私家着述。不过他所用的史料大半出自唐书史官，可以说是当时官书的记载。又一是穆宗长庆二年（822）事。据说：“有石宪者，其籍隶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出雁门关。”此事见于《宣宝志》这可以说是民间传说。既传于民间，可见当时使用雁门关名称的广泛。
唐代末年和五代时期有关雁门关的记载还是时所见的。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沙陀部落雁门关，进逼忻州（治秀容，今山西肝县），又逼太原，陷太咎石晋出帝开运元年（844），契丹入雁门，寇代州。这里没有明确说明雁门关，既寇代州，则所谓雁门当是关名了。
这些记载都没有提到雁门关的位置，但是看起来已和以前的雁门关不尽相同。
北宋初年和契丹几次战争可以作为说明。一次是在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这一年杨业守代州，契丹进扰，杨业从西陉出，到雁门北口南向还击，契丹大败。又一次是在太宗雍熙三年（986），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为副。杨业出雁门，潘美则出西陉。出西陉的一支和契丹相遇。这两次战争都可说明在北宋初年雁门关已经不设在西陉，不然，潘美和杨业，岂不是合成一路，而杨业又怎能在雁门北口，南向还击契丹？雁门关不设在西陉，也不设在东陉。前面曾经说过，胡峪山有东津口，当是东径的所在地。宋代为了防辽，沿边各地多设寨。在代州的勾注山上，就设有西陉、壶谷、雁门三寨。名为寨，实际和关的作用相仿佛。这里所说的壶谷，也就是现在的胡峪。壶、胡同音，其实是一样的。壶谷为东陉所在，壶谷既另设有寨，而且与雁门相同，则雁门当自成一路，和其他两路并列。这一路就是现在雁门关所在的关沟河路。
这条道路是什么时候开通的？至迟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末年。据记载，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突厥南扰后又北归及至陉岭，冻滑，铺毯以度。光绪《代州志》征引了这条记载，并加以解说是当年突厥所经过的道路，就是现在雁门关这一条。这条路与太和岭上那一条不同。太和岭上那一条路干而多峻坂；现在雁门关这一条，比较平坦，可是却多激流人冬，则坚冰塞路，车马蹭蹬，不便行程。所以突厥返回到这里，不能不铺毯以防滑冻。
虽然如此，这条路终于成为军事上的重要道路（现在发掘出沿路埋在地下的防备北来骑兵的马刺，就是明证），雁门关也由原来设在西陉的旧地转移到这条道路上来。前面曾经征引过《资治通鉴》所载郭子仪开东陆关。胡三省为这段记载作注，仅提到东陉关和西陉关，再未涉及其他，可见当时勾注山上只有这东西两座关。前面还提到刘沔以河东节度使进屯雁门关事。此事也见《资治通鉴》记载。胡三省为这段记载作注，都说雁门关就是陉岭关。当东陉尚未开通的时候，本来也无西陉的名称，一直沿用陉岭的旧称。
自东陉和西陉并列皆成为南北的通道，这陉岭的称谓自应不再存在。胡三省在这里只提岭，而不再涉及西陉，正可说明这时的陉岭已经不是西陉，而是另一条通路了。雁门关可以称为陉岭关，也显示出这时已不是置于西陉的旧关，而是地址改易后的新关。
为什么在东陉和西陉以外另辟一条通道，并移雁门关于此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东陉虽与西陉并列，相距却很悬远。山峦起伏，谷深岩高，自不便于直接呼应，而不能不由代州相联系。可是这样仍然相距遥远，易于赔误军事，因而开辟中间一条新道，使左右都能受到控制，这应该说是上策。这条通道和东陉、西陉并列，自是在代州的较为正北方向，且由关沟河一路进山，也较为径直。由于这些条件，这中间一路显然较东西两侧更为优越，因而也就成了防御设施的重心。
刘沔为河东节度使是在长庆二年。此关的易地重建，当在长庆二年以前，至迟不会晚于这一年。清初顾祖禹论雁门关兴废事，说是：“雁门关在代州十五里，旧名勾注，亦日西陉，在今关西数里，元废，后遂移置于此”其实这样的说法并非恰当，且与事实有出人。元代郑鼎，在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为平阳、太原两路万户，曾率西征等军，戍雁门关隘而且在文宗天历元年（1328），命令冀宁、晋宁两路所辖代州的雁门关和崞州的阳武关等关，皆穿堑垒石为固，并调丁壮防守。这又怎能说是雁门关在元时曾经废除。
据前引光绪《代州志》所说，今雁门关城本为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所筑。可是早在洪武二年（1369），就曾诏令山西都尉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溢俱设戍兵。可见洪武七年是兴筑关城，并非始移关于此地。
如果再往前溯，还可看到其间本是一线相承的。前面说过宋时于雁门县设有西陉、壶谷、雁门三寨。金时改寨为镇，三镇的名称，除壶谷改为胡峪外，雁门、西陉则一仍旧称。其中的曲折演变是显然可见的。这样的轻重形势，自是防守者从建置时的设想，一且南扰者得势，自可任意出入。宋时辽人南下，就曾自壶谷直抵代州城下。而北宋灭亡后，金人就曾劫钦宗帝后，自郑州北向，到代州度太和岭西去[461。太和岭在雁门山上，其实就是西陉。
由于雁门关有这样的变迁，明初就在前代旧迹上重建这座雄关。明代不仅重建这座雄关，而且沿勾注山修筑长城，建立堡寨，与西面的宁武关和偏头关相呼应。当时称为山西三关，即所谓外三关。外三关乃是对太行山上的紫荆、倒马、居庸等内三关而说的。无论内三关和外三关，都有长城相互联系。因为有长城联系，这外三关就各成为一系列的防御设施。其实在这外三关之外，大同、宣化以北，当时还另有长城。虽然另有一道长城，却并不能稍减这外三关的重要性，尤其是雁门关在多事之秋，还是首当其中的。
这些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成为陈迹。现在这里的长城依然蜿蜒于山头岭上，而雁门关遗迹，虽多残破，雉堞犹存。游人至此，不仅凭吊往事，抑且徘徊流连，欣赏此前代雄伟的建筑，而不能遽相舍去！
谁曾想一代晋商驰聘九州方圆？
谁曾见玲珑小城气吞八方地面？
这是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主题歌开端的两句。可说是偶然的巧合，我一听正是我去年七月间在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开幕时，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当然提得没有那么文雅，有诗意。
我去山西访问原是想填补《行行重行行》的一个缺档。到了太原适逢山西大学召开这个学术讨论会，坚持要我参加，而且说有几位从台湾、香港、日本来的人类学界老朋友有意在会上和我聚谈，我欣然应邀。谁知开幕式完毕就点名要我首先发言。这真难为了我，一是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论文，二是我对华北文化并无研究。话从何说起？
幸亏我前一天参观了太原附近祁县的民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有名的“乔家大院”的老宅里。乔家大院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比较完整而精美、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建筑院落。但地处偏僻，要凭此建筑学上的标本来吸引游客，至少在这个年头，还是不易办到的。乔家大院之所以出名却得力于前几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吸引过西方观众的名片。这部名片就是以乔家大院作背景拍摄的。剧情虽说是虚构却也隐射晋商面貌。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当年电影评论界对“大红灯笼”的议论也没有引起我的关心。倒是那位导游一再用该片的情节来介绍“民俗博物馆”，不由得我不被引进对真实晋商历史的兴趣。我对该馆所陈列着的民俗标本，包括那挂在大门n的大红灯笼并没有细心观看，印象都不深。因为我当时心里被一个问题占住了：这个至今尚没有脱掉农业地区小镇本色的小小祁县怎么会在一百多年前就产生了这么多豪商巨贾？这些晋商又怎么会垄断全国金融业直到解放前夕？我的一连串问题，似乎为难了导游，所以他送了我一本小册子《在中堂--乔家大院》（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这是木经过多人，包括乔家的后人核对过的对晋商乔氏的简介，阅读后我受益不少，至少没有使我在山西大学这次讨论会上砸锅。我的发言从参观乔家大院说起，其实就是提出了上述主题歌里晋商何故能驰骋九州，小小祁县何以能气吞八方的问题。以这个主题为例发挥了一通我们怎样可以从“天地人”三才人手去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
近年来我在各种会上只要一开腔就收不住，这是年老病，噜噜嗦嗦说了一大篇。其实所谓“天地人”三才，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历史机遇（天时）、地缘优势（地利）和人的素质（人才）。从这三方面人手就多少可以答复一些上述的问题了。
根据那本小册子所提供的资料，我把乔氏家属作为晋商的标本，随口试作一次简单的“三才分析”。我先讲了一段山西人大多都已知道的乔氏历史。早在乾隆初年（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祁县乔家堡有个农民叫乔贵发。他是乔氏晋商的创业始祖，为人忠厚，助人为乐。但家贫无业，受到族人奚落。一气之下，决心离乡独自去闯口外，在内蒙古萨拉齐厅一家当铺里当了个伙计。萨拉齐厅是当时山西人闯口外进人内蒙地区形成的一个移民区。在那里他认得了同店里的另一个伙计姓秦的乡亲，结拜了兄弟。后来他们积了点资本合伙在包头开设了个“草料铺”，是个专门接待马帮寄宿的客栈。
这类“草料铺”在抗战期间我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时是很熟悉的。大概凡是有马帮用来作为运输通道的路上都有这类小旅店。天晚了，搞运输的马队就在这种小店里歇脚，马喂草料，人打尖。天一亮就起程赶路。我也曾在这种“鸡鸣朝看天”的店里打过尖，歇过夜。当然这是我三十年代在云南的经历，而乔贵发的小店是在内蒙古的包头，相去万里，相隔百年，在此相提并论，似乎时空相距太远，但再一想这类小店恐怕在全国各地已有千年的历史，而且至今还有。
说到乔贵发在包头的草料铺又唤起了我一九八四年初访包头时参观老城的印象。包头老城是靠黄河边的一个水旱码头，年代已久。我在《行行重行行》的“包头篇”里写过：“这里到解放前还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至七万的水旱码头。所谓水旱码头是指它地处黄河要津，是有名的西北皮毛集散地，多年来形成了内蒙古皮毛牲畜和药材汇集内运和从内地输人商品的转运中心。据说当时每到黄河开冻，各式各样的船只就不断地汇集此地，七月中旬达到高潮，码头上停驻的船只有三四百条，长达好几公里。包头城内大街小巷过往的马车有五百多辆，集市上车水马龙，盛极一时。”（第162~163页）
这段话里描写的包头旧城景象说明这是个农牧区接界处的内陆商埠。这里的居民以商为主，大多是从山西来的移民和流动的商贾。至今市上还可以听到一片山西口音，和包头新兴的工业区里几十万人的东北腔有鲜明的区别。乔贵发一气之下闯口外，就是当时在旧城里落脚的那一类人，可以说都是些穷困而有志气的山西老乡。闯口外是当时山西农民利用农牧贸易找到的一条脱贫致富的生路。过去几百年里走上这条路的人何止百万，但能像乔氏家族在几代人的短期内从个穷伙计变成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却没有多少。围绕着这众人瞩望的标兵，流传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传说一个严寒的冬天，有一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眼”的老年客商牵着匹高头大马，带着个沉重包袱，找到那时还是个无名无号的乔氏小店来投宿。小老板照例侍候得十分“熨贴”（祁县方言周到舒服之意）。次日一早这位客商说要出门访友，临行叮嘱小心保管好留存在店里的行李。一天天过去了，不见这位客商回店。小老板怕行李受潮发霉，想替他晒晒太阳，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尽是足金的元宝。他当即跪下向天磕头，心里想这位客商准是个财神化身。正由于他平时为人正直善良，这件事传了开去也没有人怀疑他得了不义之财，反而作为善有善报的见证。靠了这笔启动金，他发起来了。到他儿子手上，立了个商号叫复盛公，成了包头这个水旱码头的支柱企业，因此至今传言：“先有复Mmak盛公，后有包头城。”
用我在上边提到的三才分析法来解剖这家晋商的兴起并不难。从天时的历史机遇说，乔氏这个晋商正赶上十八世纪中叶，西方现代商业势力大举人侵之始，从此直到解放，中国一直是个列强逐鹿的大市场，国内商业和金融势必随着发展。他赶上了这班车。
从地缘优势来说，山西隔条黄河，紧联内蒙古；正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交接边缘。历代在广阔草原上以放牧为主的蒙族似乎没有经营商业的本领，以致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一向是掌握在汉人手中。包头属蒙族地区，但是作为贸易中心的水旱码头却是汉商聚集的据点。当时所谓闯口外，就是现在流行的“下海”，投身到达商业巨流里去。
至于人的素质，晋商大多是闯口外起家的。乔贵发个人传记可以说明和他一般闯口外的人几乎都是那些从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中选拔出来敢于冒风险、善于和人结伙合作的人才。这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大发展中大显身手的海外侨胞是一类人物。三才具备，正是晋商所以能驰骋九州方圆的根据。
有意思的是包头的金融业，当时称票号或钱庄，十家有九家的财东是山西人，而且其中又大多是祁县和祁县附近的人。这主题歌里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祁县成为金融中心，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勉强可以想到的理由是，二百多年来中国内地企业的所有权是跟亲属系统继承的，而合伙的搭配是跟乡土关系走的。和乔贵发合伙经营的最早的对象就是同县的秦姓。亲属和乡土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看来一直支配着这项企业的发展。
我说着说着还在寻思，偶然一看手表已超过了一般这类讨论会上个人发言的时限，不能不到此收住。正因为急于收口，忘了把这番议论和讨论会的主题“华北文化”挂上钩。画了近一小时的龙，还没有点睛。坐在旁边从台湾来的李亦园教授，帮了我的忙，加上了一句收场语：“这不就是对山西理财文化的分析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