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李亦园）接着发言，他也从参观乔家大院说起。他针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剧情展开他所谓“理财文化”的论点。他很有礼貌地说该片也许有其艺术上的成就，关于这方面，他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不必发表什么评论，但总觉得该片用乔家大院作布景，更用突H引入注目的大红灯笼为片名，编出这段妻妾成群的家族故事，似乎有点对不起乔家大院的主人，而且也歪曲了山西文化的本来面目，可说不太公道。他接下去就根据乔家大院主人创办金融企业的经过，所奉行的企业纪律和建立的企业组织，对我的发言作了补充。并说这正是一个体现山西人自创的理财文化的典型。他认为如果进一步深人研究就可以看出我国二百多年前已经有了利用传统的家规，严格管理一个巨大的企业的能力，体现了一套具有特色的理财和管理哲学，甚至在现代管理学中也许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有效模式。
李教授比我年纪轻，科班出身，文化人类学的根底比我深而且一向在大学里讲课和在科学机关里做研究工作，没有像我那样长期中断过。他讲起学来有板有眼，不像我那样野马乱闯，无边无限。我本想规矩地做些笔记，预备介绍他的观点时可以不致走样，但是边听边记的习惯我在“文革”期间已被打断。所以上面所述的不能视为原话，只是我现在还记得的一些当时的体会而已。好在我回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接到有朋友转来李教授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的那篇《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这篇文章比他在研讨会上口头所讲的“山西理财文化”更头头是道，所以关于他的论点我不必在这里多说了。
李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强调乔氏企业不仅有传统式的严禁纳妾、宿娼和赌博的家规，而且还有一套理财和管理的哲学，和与此配合的相当于现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科层机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立，和相应的制度和纪律。我想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称之为乔氏企业里的那一套商业伦理。他根据这些事实，用“不公”两字来指责“大红灯笼”的电影。其实在我看来他也在指责“无商不奸”一类重农轻商传统里的思想意识。商有商德，无德不成商。但是这种公平的论断，到目前还不是中国人的共识。理财文化和商业伦理还需要有人多讲讲，才不致使市场经济走人歪道。
我看了李教授所讲的山西理财文化的伦理基础，产生一种体会。这一套伦理看来还是以我国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或者有人可以说还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结构上说是以亲属和乡土关系为轴心，从内容上说还是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这些不都是沉淀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伦理基因么？从山西的理财文化看来，我们这些传统伦理基因还是发展出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可以相比的企业精神的。我这一点似乎是极平常的体会。对于一些祟尚西方人文思想的人可能会很敏感。因为有一位徳国早期的权威学者名叫MaxWeber（1864-1920），曾经因为发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得力于基督教里的被称为Protestant的新教精神，而倡言缺乏这种精神的东方国家不可能自发地发展现代的企业。
我的老朋友杨庆望教授曾经在MaxWeber这一部着作的英文译本出版时写过一篇引论，批评了这种在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的理论（《TheRelgonofChna》，英文版，1915年）。四十多年后再读这篇引言，我不免触动私谊。如果有人把早于Weber出生前一百多年乔氏企业的起家历史事实及时地写成德文，我想Weher也许就不会写下那些有劳庆堃大动笔墨的话了。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伦理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Weher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对西方社会来说是具有灼见的，但走进了他不熟悉的中国领域，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那就难免受到我老同学的严正批评了。
我同意山西的理财文化应当有人仔细进行深人研究。这里不仅有理论的问题，比如儒家思想中有没有可以继承来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部分？儒家思想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上又起过什么作用？
我们对经商理财这一业，甚至“商”这一字，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带着负性的感情？它传统的历史基础又是什么呢？正确对待经商理财文化，我想是有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希望山西大学的华北文化中心能考虑到这一点，做些切实的研究工作。
（原载《读书》1995年第5期）
1997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将我国的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正式列人《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平遥和丽江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的重大成就。
中国的历史传统城市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存，在世界文化发之林中独具特色而为世界人们所热衷。但是中国完整保留下来的历史古城不多，历代的统治者在改朝换代时，推崇“革故鼎新”的思想，把前朝的城池作为过去的统治象征加以无情的摧毁，历次的革命与起义也以破坏建筑和文物作为一大快事。到r近现代，特别是近十数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建设事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城市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许多历史古城未能及时得到合理的规划和保护，更由于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意义认识不足，绝大多数历史古城，在这场政治经济的变革高潮中，遭到严重的摧残。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我国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1991年至1994年，我国连续三年被推选为“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说明了中国的遗产保护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工作的成效。我国从1987年始向联合国推荐了世界遗产名录，到1997年已列人名录的有：万里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黄山、九寨沟、武陵源等16处，但这些都是自然风景区或历史遗址等。综观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城市如墨西哥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波兰的华沙和克拉科夫，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等，均早已列入名录，而在诺大的中国却一时找不到作为历史名城的推荐名单，这是因为《世界遗产名录》明确提出必须符合原真性的标准，而拒绝任何重建、改建的东西。1982年起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99座历史文化名城，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城市虽然拥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和名胜古迹，但完整地保存了原貌未经重建、改建的城市却是不多，几经反复审核才确定了平遥和丽江两座城市作为申报对象。其中平遥古城所以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经历了一场较为曲折的过程。
1981年初，同济大学建筑系接受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委托，到山西榆次市做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当时全国各地建设高潮正值兴起，到处是沸腾的工地，许多古城的城墙被拆毁，窄街旧巷被拓宽改造。平遥城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缓慢，较少建设活动。早在1963年为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我曾随董鉴泓先生到山西考察，从大同、太原沿同蒲铁路南下，不时见到山西的许多城镇像太谷、平遥、新绛、洪洞等都保持着完整的古城风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古城里都开了大马路，盖了新楼房，遭到很大的破坏，有的基本上已将古城拆光了。
平遥由于前些年城市经济发展缓慢而较少建设活动，是仅剩下的孤品。此时却有了一番“宏伟”的打算，县里制定了一份“平遥县总体规划”。规划中在古城中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城中心要开辟广场，在原有的市楼周围做成环形的交叉口。还要建设新的商业大街。如按这个规划实施，平遥古城同样不复存在了。省建委建议我们顾问-下，我们立即赶到平遥去一看，古城西部已经按此规划在实施，城墙上扒开了一个口子，正在拓宽马路，拆去了180米长道路两旁的传统民居。平遥文管所长告诉我们，拆除的全部是明清时代的老房子。我们当时郑重地向平遥县政府建议，立即停止这种“建设性破坏”的工作，并和山西省建委商定，由我们来帮助平遥县重新做总体规划。当年七月初，由我带了11位能干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开赴平遥，利用暑假重新编制《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董鉴泓先生当时是城规系主任亲临现场指导，陈从周先生也写了书面意见。在规划中指出平遥古城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应是整体性的。因为平遥古城从城镇到整个城市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和风貌，街道完整，巷里修齐，民宅多为瓦屋大院和窑洞式房舍，拱顶券门，装修精巧。还留存多处历史古建，民风淳朴，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是汉民族北方古城的典型。为满足古城内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在不破坏古城格局的前提下，规划中开通了一条环形的车行道，也安排了给排水及电力、电信工程管网等。重要的是在古城的西面和南面，开辟了一块新区，城市新的建设和发展，全部放在新区，建设的方针是“新旧截然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当时县政府对这个规划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这也难怪他们，那时候人们满脑子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我们却提出保护古城，似乎很不合时宜，所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当。现场工作生活条件也很艰苦，由于饮食很不卫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染上了菌痢，大家都带病坚持工作。工作很紧，当地工作条件也很差，要放大照片街上找不到一家照相馆会做，我只得到太原买放大机和相纸、药水，自己放。借不到任何车子，好多时间都花在走路上。我们在完成了现场工作后，就把这些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连同说明古城风貌完整价值极高的全部资料（包括古建筑、古民居的测绘和照片图册），直接送到北京，找到了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阐明保护平遥古城的重要意义。北京几位有影响力的老专家如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当时全国政协城建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当时全国政协文化组长罗哲文都被我介绍的情况所感染，不久他们陆续到平遥去考察，引起了山西省和平遥县的重视。山西省很快批复了这个规划，并要求平遥县的建设要按规划实施。在罗哲文先生的斡旋下，文化部又拨了专款供平遥维修古城墙，这样平遥古城总算保了下来。郑老在我们做的平遥保护古城规划方案上写的评议意见是：“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很好地实施保护古城的规划意图，提高平遥县技术干部的业务水平，我主持的同济大学城建干部培训中心连续几年免费和优惠邀请平遥的有关干部来上海参加城建局长班和历史文化名城班培训，先后有八个干部来学习过。1986年我亲自整理了平遥材料，竭力推荐平遥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后又邀请香港着名摄影家马元浩三次赴平遥摄影，1997年由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了由我撰文的大型画册《平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其间我们曾多次赴平遥，也向国外作了多方面介绍。
在1986年以后去平遥参观的人多了，古城里的县政府招待所要扩建，要盖成四层楼的方楼房。省里拨下了教育经费，设在文庙里的平遥中学要建新楼，是五层高的大屋顶，校长讲要盖得比金代的大成殿还漂亮。我得到消息后赶到平遥去，纠正了这两起极为错误的违反保护规划的做法。当时房子已造了一半，硬是想法子降掉了两层，才没有造成风貌的破坏。1997年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郑老和我又专程去平遥进行了考察调研，撰写了推荐报告。
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我们不具有这样的认识，不是热心地去管这件事，北京中央领导机关和山西省领导不是认真的支持，没有拨款修古城墙，没有经过培训的人才，平遥古城也会和其他城市一样，在推土机和铁铲下被拆毁，现在见到的只能是千城一貌的宽马路、方楼房，一样的旧城新貌，留下的只能是一些单幢的文物建筑和令人懊伤的遗憾了。
二十年过去了，平遥的新区已初具规模，古城风姿依旧。通过联合国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审，平遥人民对古城的保护会越加认真与自觉。由于平遥地处偏僻，尚不太为人们所了解，但凡是到过平遥的人，无不为其卓绝的古城风采所倾倒。我相信，平遥的知名度将会不断提高，不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旅游热衷之地。
注：1981年7月参加平遥古城保护和总体规划的同济大学学生有：张庭伟、史小予、于一丁、苏功洲、吴晓勤、熊鲁霞、李卫利、吴志强、张伟、沈毅、刘晓红等。现在他们都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岗位上的精英和中坚。
（原载《护城纪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2月版）
在全国性民间文化普查启动前，我们在为一件事而焦灼，即要找一个古村落进行采样考察，然后编制一本标准化的普查手册。如此超大规模、千头万绪的举动，没有严格的规范就会陷人杂乱无章。但采样选址何处，众口纷纭，无法决断。
突如其来一个电话，让我们决定奔往晋中榆次。来电话的是榆次的书记耿彦波。他由于晴雯补裘般地修复了两个晋商大院--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而为世人所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榆次西北的山坳里发现一座古村落，原汁原味原生态，他说走进那村子好像一不留神掉入时光隧道，进了历史。他还说，他刚从那村子出来，一时情不可遏，便在车上打手机给我。我感觉他的声音冒着兴奋的光。
我们很快组成一个考察小组。包括民俗学家、辽大教授乌丙安，民间文化学者向云驹，中央美院教授乔晓光，山东工艺美院教授潘鲁生，民居摄影家李玉祥，民俗摄像师樊宇和谭博等七八个人。这几位不仅是当代一流的民间文化的学者，还是田野调查的高手。我们的H的很明确，以榆次这个古村落为对象进行考察，做普查提纲。由于这次普杳要采用20世纪70年代欧美崛起的新学科“视觉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来加强我们这次对民间文化的“全记录”，故而这个普查提纲既有文字方面的，还有摄影和摄像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