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元鼎先生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生前很珍惜他的诗作，老病之际，辛苦誊录他的诗、精心装订为三十七巨册的情景，似乎还在眼前。父亲弥留之际，将诗稿交付我的长兄李伯恂（时为西北大学教授），嘱咐他，如果时局好转，设法刊印。然而时局不好，一直不能刊印。建国后，长兄李伯恂与先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的景延征联络并商议出版，仍旧未能如愿。五六十年代，父亲的诗稿先后存于景延征、张锋伯（时任西安市副市长，李元鼎长女婿）及省文史馆等处，外面的大环境愈来愈不好，及至“文革”到来，诗稿不知下落，或被红卫兵抄没，总而言之是散失无处寻觅了。
近年来，陕西各界有识之士，提及父亲诗稿的散失，都甚感惋惜。我也年近九十，来日无多，想起父亲临终嘱托，倍觉感伤。在陕西师大曹伯庸先生的关注指导下，我们家人先后从蒲城政协、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大图书馆以及北京首都图书馆搜集到父亲部分诗文墨迹，蒲城刘竹明、赵独晓、苏惠来先生，陕西师大袁阴胜，省社科院牛济先生也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终于搜集到现在规模的“诗文墨迹散拾”，差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在文稿搜集、编辑过程中，还得到了著名学者霍松林、武复兴以及西北大学诸位教授的指导和支持。省文史馆徐耿华处长时时关心此书的出版，操劳尤多。西北大学阎琦同志与我儿子邢天寄有同窗之谊，且素慕我父亲的学问道德，慨然应允为诗稿编年作注，并对父亲早年的论文和墓志文等加以标点，使《李元鼎诗文墨迹散拾》大体有了完整的模样，可以交付出版了。父亲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一定感到欣慰，而我来日地下面对父亲，也可以稍稍无愧了。因此，对以上协助并关心此书出版的各位先生，我谨代表我和李元鼎家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李贯珠
2007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