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中，东风与西风从不会在一个地点同时轩然大作。
然而世间偶尔却有人会如疯狂一般，不计后果地鲁莽行事。
像这样的激烈冲突愚蠢至极，如今京城之中萨摩与长州间的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天皇争夺战便是如此，而在庆喜身边，类似的一幕也正在上演。
追随庆喜的“御番头”中根长十郎遭到了暗杀。
这位俸禄两百袋米的御番头不过是一桥家的忠实仆役，并非以智慧或谋略见长。
当时中根长十郎正在赶回位于下谷练塀町的家宅途中，快到雉子桥御门外的空地时，三四名刺客突然袭来。长十郎周身连遭二十余刀，如切生鱼一般，最终死于非命。
那日正下着雨。当时四周已经昏暗，道路泥泞不堪。长十郎在泥泞中一步一滑地走着，背后却猛地传来一声：
“天诛！”
他刚要回头，刀从伞上直劈而下，命中头颅。雨敲打在伞上，声音盖过了渐渐逼近的脚步声，他竟丝毫不曾察觉到……正在附近的新门辰五郎的手下闻讯赶到时，长十郎仍然手握刀柄，倒在污泥之中，伤痕累累。
理由非常简单--他们认定，庆喜之所以无意进行攘夷，全是因这等家仆在身边的缘故。
一介家臣的意见又岂能左右庆喜！不过，在当时普遍的观念里，权贵们不过是被家臣随意操纵的木偶，基于“清君侧”这一说词，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误解，导致此次事件的发生。
中根长十郎因侍奉庆喜而成为第一位遭遇毒手的牺牲者，虽然不知凶手何人，但从此却可以看出攘夷派的焦虑之情已经烧到了庆喜的身边。
在失去姊小路后，京都的这种焦虑愈发地袒露无遗。
长州早已下手开战，却导致庚申丸、壬戌丸两艘宝贵的军舰被击沉。而这边天皇驳回庆喜的辞呈，命其再度进京，这使得长州派脸面全无。于是，长州只能放手拼死一搏。
幸而七艘英国军舰正赶往萨摩藩，岛津久光不能进京。若不趁此时机稳固长州在朝廷中的地位，很可能连长州藩的存在都将难以为继，岌岌可危。
于是，6月23日，长州藩进献黄金一万两以讨好朝廷，同时在暗地里推动计划进行。
忽而上奏企图将碍眼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打发往江户，令其审问攘夷日期；忽而又进言实行真木和泉提出的王政维新的策略……
直到7月上旬，无视幕府意愿、无视国家主权的“天皇御驾亲征”的策略最终出炉。
此时此刻，将天皇武装成大元帅的军国思想已在长州藩的焦虑之中扎根，这只能说是大和日本史上的一大污点……
文久三年（1863年）6月至7月间，庆喜思前想后，一直琢磨着如何才能将将军家茂召回江户。
庆喜虽在江户，江户的实力却并不会因此而大涨。相反，将军家茂若一直滞留京都，只是沦为激进派公卿的人质而已。
首先要设法让将军回到江户，从内部巩固佐幕派的力量。而庆喜作为有栖川皇族之孙，打算返回京城，打开朝廷的眼界。若不如此，要实现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地共渡国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庆喜对此秘而不宣，只是提出辞职，他的这种智谋确实异于常人，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是很难理解的。
他深知，即便自己提出辞职，圣上也不会应允。这既是出于自信，也是一种远见。
事实如他所料。6月2日，天皇驳回他的辞任请求，之后庆喜再度递交辞呈，7月4日同样被退回。
汝应为皇国更尽赤诚！
恩诏数次下达，圣意殷殷，实在难以推却，而遵旨行事向来都是水户一派的君臣之道。
7月18日，庆喜再度上京回应圣恩，代表幕府答复圣旨。同一日，长州藩也通过鹰司关白奏请“御驾亲征论”，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
而在7月2日，萨摩藩士趁英军毫无防备之时炮轰英舰，英舰甚至来不及起锚，直接挣断锚锁后逃至港口外，这就是所谓的“萨英之战”。这件事不论从政治策略还是军事策略来看都是危险万分的。
毫不客气地说，在外患当前的情势下，长州、萨摩、幕府三方的天皇争夺战急剧演化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7月23日，长州藩士炮击幕府军舰朝阳丸，并将其夺下。
7月27日，御驾亲征一事提交朝廷朝会商议。
7月30日，松平容保陪同天皇首次在建春门外巡视会津藩士的操练。
8月5日，天皇在建春门外检阅会津、鸟取、冈山、德岛、米泽五藩练兵。
就这样，身为道义之国的天子朝着军戎的方向渐趋渐近。
8月13日，朝廷下旨，天皇将参拜大和为攘夷祈愿，因此暂且戒严，举行亲征事宜的军事会议。
长州派公卿在焦虑之中慌不择路，只好采取下策，先将天皇引去大和，再强行诱使天皇定下“御驾亲征”的方案。
听闻此讯，会津心惊胆战，萨摩也大加反对。挟拥天皇困其于大和，若真变成这样那么无论是守卫职或是萨摩藩都将对朝廷内部鞭长莫及。
对此萨摩藩士高崎佐太郎与会津藩士秋月悌次郎愤懑不已，于是13日傍晚，二人前去拜访已还俗的中川宫（青莲院宫），当时中川宫正准备前去晋谒。
对中川宫而言这两人都是重要的情报提供者，当即决定带领二人入殿面见圣上。
中川宫一开始可能也并未将“参拜大和”当作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他以为，如同之前参拜贺茂、石清水八幡一样，此次也是为朝权回复而进行的一连串宣传举措而已。
但仅凭这一点，便不惜与幕府、萨摩以及会津为敌，将长州变为中心来主导朝廷吗！当秋月悌次郎与高崎佐太郎这么一说，中川宫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却又略带疑惑的神情。
“我认为，我神国国体并非如此。无论何种国策，均应以庶民之幸福为根本，务求君臣同心、上下一体！否则，大敌当前，只会导致国内如南北朝那般一分为二。”
二人激动得面红耳赤，强烈地表达长州派此次参拜大和，实质只是要将圣上劫持至大和，不容分说地举起“讨幕的锦旗”。
如此一来，就等同于将幕府、萨摩与会津一股脑都推至对立面，但实际上究竟还会有多少力量留在长州派身边呢？无论如何，“天皇御驾亲征”一事倘若就此放任不管，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沦入比南朝北朝更为错综复杂的大混乱之中。
“因此圣上真正意图为何？还望中川宫能向圣上问个究竟！”
这已经不能视为世间常见的政变，更不能当作是无视国体决定政权何去何从这么简单的问题。
“此次参拜大和是否真的出自天皇本身意志的决定，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全体日本人都必须循此答案做出觉悟！”
中川宫这才意识到事关重大，不禁愕然。
据中川宫所知，天皇心中并无丝毫倒幕之意，只有“攘夷”是出自天皇真正的意愿。
中川宫仓惶入宫，在常御殿拜见圣上，详细奏明了这一想法。
不用说，天皇听罢后也是惊愕失色，他的本意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更何况，将军家茂在他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心无杂念且讨人喜爱的妹夫。
“如果事实如此，必须设法阻止。”
于是，天皇速命取来学习院御用挂用以公布的陈述书重新审查。
书曰：
--参拜大和，祭奠神武天皇之陵，礼拜春日神社，为攘夷祈愿，之后即举行军事会议。为此将逗留时日，此外还需前往参拜上伊势神宫……
并没有一句提及要尽快返回京都之意的话语。
当然一切安排都很详尽，还命令诸藩国派出志士，和藩主一同随行前去，军资筹措也正在进行。倘若天皇就此不置可否，任由事态发展，就将陷身于讨幕战与攘夷战的“御驾亲征”，弃京而去。到那时，天皇一君万民的理念也只能随风而去，烟消云散。
长州派如此雄心勃勃，势在必行，只要不出意外，照此下去定会在京城士气大涨，力压群雄，出尽风头。
他们所谓的尊皇与保皇，不知何时已演变为理所当然地无视天皇的意志，观念上已经完全脱离正轨。
换言之，他们的思想已堕落为不可思议的“机构说”的利用论，认为天皇不过是朝廷的一个机构，只要朝廷稳固，天皇的更替也无不可。
然而，同时同地两面来风是不可能的。
鸾舆定于8月27日起程。姊小路身亡后，长州派不露痕迹地继续煽动利用年轻气盛的中山忠光。于是，8月14日，中山忠光率志士吉村寅太郎、藤本铁石、松本奎堂、安积五郎，以及长州藩士七十余人作为先锋离开京都，奔赴大和。
此行目的是要在大和的樱井寺举兵起义，因此要首先占领该地方的幕府领地，取得参拜行动的先机。
同样在8月14日当天，池田庆德（鸟取）、池田茂政（冈山）、商杉齐贤（米泽）、蜂须贺茂韶（德岛）等人晋谒，奏请取消御驾亲征。
不用说这几位诸侯都与庆喜交往颇深。
8月15日，天诛组已前往大和，中川宫向天皇严词进谏，请求停止攘夷亲征（实质为讨幕战）之举。
当然这一系列事件都是暗地里秘密进行，以避开长州派的耳目。
8月16日，天皇授予中川宫密敕，命令终止参拜大和一事并将一切交托会津的松平容保一人处理。
此事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天皇身边，既持有兵力又深得天皇信任、有着良好的日本式教养的人物之一，便是这松平容保。
于是，中川宫联同前关白近卫忠熙以及忠房、还有二条右大臣齐敬和松平容保等人商议，从17日夜晚至18日拂晓期间，不仅要停止参拜大和，另外要果断地对朝廷内部实行重大改革。
而另一方面，长州派的三条实美等人尚蒙在鼓里。他们联合诸位公卿，胁迫天皇，即便是天皇不悦或不予首肯之事也一律称为“敕命”，以圣虑之名昭告天下成功实施，迄今为止屡试不爽。
就这样8月18日，中山忠光与土佐藩的吉村寅太郎将大和的五条代官铃木源内暗杀，占领了该地，气焰冲天。
然而翌日黄昏--照例在黄昏时分，朝廷密令中川宫、近卫前关白、二条右大臣、德大寺内大臣、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稻叶正邦等人进宫，随后严密封锁九门，下令：
--诸宫以及上殿公卿若无诏文一律禁止上朝。
宫廷四周的所有城门均由会津与萨摩兵力严密把守。
围绕皇宫的九座门是在深夜关闭的。
既然宣旨“上殿公卿若无诏文一律禁止上朝”，那么奏议三条实美也属于关在门外之列，宫廷内除了中川宫挑选的德大寺、近卫（父子）、二条、松平（容保）之外，只有所司代稻叶长门守正邦。
于是一干人等聚集在御学问所，虽是深夜，仍请求圣上起驾。中川宫当庭郑重宣读圣旨：
近来，奏议、国事挂之辈，每每受长州藩暴论之蛊惑，常常有违圣旨。尤其是此次参拜大和，圣意时机不善，却擅自宣布，实为长州藩阴谋，奏议（注：指三条）国事挂等人不臣之论不绝。圣上攘夷之意始终不改，然而参拜大和一事，时机未到，故延期。另需追究查明三条实美等人之罪责，禁止外出，不得与他人会面。
这道敕旨还附三项举措，即刻执行：
第一，严禁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桥本实梁、丰冈随资、东久世通禧、万里小路博房、鸟丸光德、本园基敬、滋野井实在、壬生基修、四条隆歌、泽宣嘉、锦小路赖德等二十一位公卿入宫、外出及会见他人。
第二，废除国事参政（注：浪人志士）一职。
第三，撤消长州藩士守卫町御门的职责。
如此一来，长州藩在宫廷之中的势力被一扫而空。
但是人们对8月18日的这次政变，迄今为止仍然误解重重。
争议在于，除去一举被革职的公卿们暂且不论，聚集学习院的浪人志士都是因水户学而奋起追求大义，以至诚至纯之心爱戴天皇，而他们却在这场政变中以“绝言论之阴谋”之名，遭到严厉处置。
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后来追认其中多数人的忠诚，并追赠名位。不过，上述意见却存在着巨大的谬误。
因为照此解释，这便成了通常的武装政变，完全抹煞了国体的深不可测之处。
简单说来，并无人与日本天皇为“敌”。既然无敌，何来一战？
若能明白此事的意义所在，也便理解了国体的真谛。天皇是高悬于空的太阳，有谁能与太阳为敌？而太阳乃是生命的主宰，孕育着万物，它代表的是整个宇宙的意志。
正是因为将这种意志尊为“大御之心”，日本才称为神国，有着举世无双的尊严。
所以天皇在任何场合下都不应该倡导战争，否则“国体”将不伦不类。
恐怕长州以及其周围的志士们，对此心中也是有所感悟的。
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号称“神国”，坚信天皇至高无上，一切谋划也因此而出。
然而，其谋划却并非依据一视同仁的太阳之心。
这点差池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在其后数百年间，令全世界都误以为天皇是身着军装的“军国主义”，一般民众也对此混淆不清迷茫不已，当然此乃后话……
文久三年（1863年）8月18日，人们打算一举拨乱反正。然而，现实之中，这完全是处于不曾留意到这一谬误的人们的敌对面，因此互相之间的争斗便在所难免。
告示发布前一刻，固守堺町御门的长州兵力被全部驱逐，由萨摩之兵强行地取而代之。
遭驱逐的长州士兵立即潜入了附近的鹰司关白宅邸，与之形成对峙。
两者相隔不过五十米，双方都杀气腾腾地剑拔弩张，紧张的动乱气氛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