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他的艺术、论辩和他在艺术长河里上下求索、奋进、求新的精神打动了。我刚刚点燃一支烟，下意识地在云雾中思索的时候，边门开启处，随着裙裾的悉率声，走进两个女人：前面一个约十七八岁，胸峰饱满，臀部圆突，纤纤的细腰，每一走动就像枝枝弱柳在微风中飘摆。她的头上精心编结了几十条小辫子，弯弯曲曲盘结在梳理过的头上。黑大的眸子烁烁地，透出几分羞涩。她笑着走到一条长案旁，摆好托盘中端来的水果和饮料，侍立一旁；后面一位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少妇，发髻高挽，前额平滑，一双迷人的大眼睛透出一股高贵而温柔的光。她有些微微发胖了，但那白底上印有深褐色图案的长裙紧裹腰身，仍是线条明晰，不失当年光彩。
阿仪教授温雅地介绍说我太太。
随之，她伸出修长而柔软的手，说欢迎，先生们，请随便用些。女人总能使气氛温馨、亲切。我们抛开那严肃的学术话题，随其所好，吃着新鲜的香蕉、柑橘、菠萝和芒果……
大约是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阿仪教授打电话邀我们下午3时去他的工作间与多哥的艺术家们聚会，这当然使我兴奋而向往。
说是工作间，其实是一所花木葱茏的院落。在它周围的矮墙上，爬满开着各色铃铛形花朵的藤萝。院内，竹树花木的气息使它整个漾在一股静谧温馨的氛围中。北面一连几间平房是他的书房、画室、卧室、会客厅；西面是一座高大敞阔的制作车间。那里有高大的烘炉、巨型木雕和尚未完成的石雕、陶制品等。当我的手刚从门铃的按钮处放下时，大门轻轻开了。站在面前的除了身着白色西装的阿仪教授外，还有两位同样身材修长、面貌姣好、发髻松挽的妙龄女子。黑人中长这样的长发者是颇为少见的，这引起我的注意。
阿仪一一作了介绍。他指着那位比较起来显得纤弱儒雅、着牛仔裤、高跟拖鞋者说，这是他的学生，刚从巴黎留学回来的女画家郭卓夫人。女画家笑笑，优雅地握了我的手；阿仪指着另一位穿紧身花布民族长裙、体态珠圆玉润的女郎说这是我太太。
他怎么又来了一位太太？听着阿仪的介绍，我惊愣住了，几乎忘掉了和这位太太握手。阿若发觉了我的失态，轻轻捅了我一下，我这才伸出手来。阿若在中国留学8年，了解中国一夫一妻制的习俗和我们的心理。回家后，他对我说一夫多妻是我们国家的习俗。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人士的太太还少些，所以，阿仪教授只有两位太太。
那么，下层社会呢？
太太更多。比如我父亲，他是个村长，有24个太太，我就有24个母亲，兄弟姐妹有46个。
你父亲养得起吗？
在非洲，妻子不靠丈夫养。孩子也不靠父亲养，而是靠母亲。
母亲怎么养？
劳动，工作，做生意……
她们不吵架吗？
不，她们不住在一起。偶尔相见，像姐妹一样和谐。
当我们走近花园的座椅时，在那长长的条案上，已经摆满非洲盛产的香蕉、柑橘、菠萝、芒果和各色饮料。条案四周，围坐着画家阿济、画家圭阿教授、贝宁大学文学系教授阿达玛和一位拉丁美洲黑人作家、贝宁大学特聘的生物学教授。阿仪教授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虽然语言不通、肤色各异，大家却不期然地陶醉在天涯相逢的友情之中。我们谈着艺术和社会，文学和人生，非洲和中国……因为在座的大都是法国留学生，当谈起中国的艺术时，他们只知道张大千和赵无极两位先生。我向他们介绍了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关山月，工笔、写意、山水、花鸟……艺术家们凝神静听，一阵阵地钦羡和赞叹。
阿仪教授最冲动，他握着我的手说广谢谢，太谢谢您了，李先生。您使我们茅塞顿开，这向往已久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具体化了。要是有机会，我真希望去看看中国！
阿达玛教授发出邀请今天在座的多是艺术家，我们没有机会谈文学。李先生，您能否抽暇去我家做客，我们详细地谈谈文学？
对尸这样的邀请，我当然欣然承应，我又何尝不希望了解非洲的文学呢？
天暗下来了，夕阳隐隐地退下地平线，圭阿教授站起来说我太太对东方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她嘱咐我，要把李先生请回我家吃晚饭，您能赏光吗？
我看看阿仪教授，他鼓励我说：按我们的风俗，客人是不能驳主人的邀请的。李先生，您去吧。
我只好吩咐司机，随圭阿教授的车子，开往他家圭阿教授是个瘦高个子的青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刚刚3年。他的家坐落在洛美市郊一片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的别墅区。那里，由一堵堵粉墙围起一座座别墅。藤蔓绕墙，花枝锦簇，房屋则多是楼房结构的翘檐―层建筑。
我们走进圭阿教授的客厅兼画室，一位十三四岁的白人男孩儿正在聚精会神地作画。
圭阿说广这是我的学生，弗朗索瓦，法国人。父亲在洛美做生意。弗朗索瓦恭恭敬敬地朝我们鞠个躬，重又坐下作画。
一会儿，圭阿夫人走出厨房，热情地朝我伸出手。这是一位身材健美、动作洒脱的少妇，她的声音十分甜润，一见我就说您肯赏光，十分荣幸。我早就盼着能有个中国客人来我家做客！
您为什么这样欢迎中国人呢？
她神秘地笑了笑，说广您应该看得出。说着，她端坐沙发，等着我的审视。
我定睛看她，还是不得不困惑地摇摇头。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看来，我祖先的遗传因子已经在我的体内退化了。她神秘地靠近我说我只告诉您这个秘密，在我奶奶的体内，有日本人的血统。而据史书记载，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这样，我岂不是中国人的后裔？所以，我总想和中国人交朋友。
说着，她旋风般从厨房端出早已做好的饭菜，还特意拿来一瓶中国白酒一一竹叶青。她一杯杯斟满，然后，举起酒杯说请，为我见到了家乡人！
顿时，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喉头，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从书上看，中国的大诗人李太白有斗酒诗百篇的传说。李先生，您这样的豪气，自然是能写诗的了，能不能为我们写个条幅？他们虽然没有毛笔、宣纸和墨砚，感于盛情，我还是用圭阿先生的画笔在他的画布上写了两个诗句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墨迹未干，这位夫人就把它高高悬挂在一幅画的旁边。细看那画，是一位临产的少妇等待分娩的油画。
我问这是圭阿教授的作品？
圭阿温存地笑笑：不，是太太画的。
啊，原来您也是画家？
不，我是医生，但喜欢画。
接着，她谈了这幅画的来历。原来，这位太太也是留学巴黎，但学的是妇科，现在多哥国立医院做妇产科医生。一个晚上，有好几个产妇待产，那分娩前的阵痛折磨得她们不停地呻吟和尖叫，唯有这位母亲被那伟大的母爱和幸福的向往支撑着，她坐在床上，一声不吭，幸福压抑着痛苦，向往淹没了折磨，她忘掉了自己，只等待着孩子的降临……圭阿夫人感于这伟大的母爱，仅用十几分钟，就勾勒出这幅肖像，回家后又细勾细描，就创作了这幅使她骄傲的画作。
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不是为我的画，而是为母爱自豪，为女人骄傲！
我端详着那画，虽然技法不够纯熟，但那氛围、那神态、那底蕴，的确到处渗润出作者的心：美丽、善良、无私、圣洁……
我又一次举起酒杯：请，为非洲的、中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母亲，干杯！
越是落后越质朴，越是穷苦越热情，这几乎是不分种族和肤色大抵如此，在非洲我深有体会。但在多哥这个资本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混合政体的国家，文化人虽多是留学法国，相比之下，画家艺术家却似乎比文学家更优越，原因或许就因为他们更有实用价值。我一个个地拜访着约谈着，几乎每一位都热情相予，每一位都优礼有加。大约一个月后，我按约来到文学家阿达玛教授家。这是一座矮墙阔院、带花园的平房别墅。我揿动门铃，一只栗色狮子头、外貌凶悍、实则性情驯顺的大狗先迎出门外。接着，一位娴淑典雅、穿印花拖地长裙的少妇迎了出来。她温婉地微笑，缓缓伸出修长的手。教授也紧跟其后，介绍说这是我太太。我一面跟他招呼，一面吻了那夫人的手。
太太十分高兴，把我们引向花园深处的凉亭。她头上那紧紧束起的几十条发辫呈放射型向四面挺立着。随着她柔婉的步态，每走一步那些小辫71都前后震颤。后来得知，黑人妇女为了拉直拉长那卷曲的头发，总是梳成各式各样的发辫，经过几天的梳扎，那发型就可以像我国妇女电烫后呈现的各种发型，柔柔地披散在脑后。
我们三人对坐，佣人立即端来了点心、水果和饮料。我点燃一支烟，省掉寒暄，又接上了上次的话题……对于你们悠久的文明和你们对民族文明的考察，我十分钦佩，可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学？是什么形式？
这位教授十分年轻，身材壮伟，前额高耸，4年前从巴黎留学回国后，一直在贝宁大学任教。听了我的问话，他沉吟有顷，然后就激动地谈了起来：
这都是殖民主义者造成的恶果。多少年来，他们强迫我们使用他们的文字。如今，他们的文字几乎成为我们的通用文字了。其实，我们早已有了用符号表示的文字和文学作品。在喀麦隆巴木鲁斯有用埃及文写的文学作品，在贝宁阿布美，皇帝家的墙上有文字记载的非洲历史。现在黑人妇女穿的花布图案上的符号是文字，皇帝座位的形状是一种符号文字，非洲人的纹面纹身是一种符号文字一懂得这种文字的人能从中看出他的家世，非洲的鼓点也是一种符号文字，懂得的人能从中听出它在说什么话、抒什么情。
由于这种特殊历史，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观念，就是：语言是活的，文字是死的。所以，语言比文字重要、珍贵。你看，小孩儿一出生，听到他的声音就等于听到他的语言一一声明说，他已经有了生命；如果听不到他的声音，就等于告诉你，他已经死了。由此可见，语言是多么重要。唯其如此，一部分人主张，人活着时不要写，而要说。活人对活人用文字对话是不礼貌的。所以，也很少写信，写信等于在诅咒对方。这种观念的延续，既抑制了文字的发展，也使得我们的文学主要表现为口头文学。
你们的口头文学以什么为主要题材呢？
独立前，主要用传说、寓言等形式，或直接或曲折地揭露批判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独立后，文学作品主要是教人智慧、教人诚实，使人们真正成为个健全的非洲人。
能举一部比较典型的作品说说吗？为了获取一些真切的非洲文学的状况，我不得不提出更具体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