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放下传讯书，一脸煞內。他解下领带，脱掉衬衣，汗水从脸到颈，从颈到背，簌簌下流……
我拿给他降压药，他顺手吞了两片，沉吟有顷，说我们在税务方面一向没有问题……就怕，X小姐暗下毒手，我们有理难辩……
还是先躲躲、避避风好。这里国情恐怕是谁的门子硬、用钱多，谁就有理……否则，旦您被传汛，连气带病……我也提出我的建议。
老人迟疑着：……走，是比较安全，可海上的货……有几十万美金啊！
内弟立即插话您放心走吧。我懂法语。这些年跟您经营味精，也懂些生意上的事。您一走，我就通知税务局，说您不在。主人不在，他能把我怎样！
我将立即给船上挂电话，让他们在别的港口靠岸，我们在那里提货；您走后，家产也连夜转移。这样，岂不万无一失！
老人擦擦汗，终于下了决心好，就按你说的办！
不到40分钟，我们轻装简从，送八叔进了海关，搭乘直达巴黎的波音客机向西北方向飞去了。
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又等待着不知什么样的灾难降临。那一夜，没人回房睡觉，没人去娱乐场所散心，全家人都聚在客厅里，怀着忐忑的心。也许，大家聚在一起，彼此的胆子才能壮些？
夜10点，税务局又来电话，问莫先生是否回到家了。内弟回答说：尚未回来，可能去了香港。
那边生了气。命令立即通知莫先生不要躲避，否则，如果明天中午前不去税务局报到，他们将关闭莫氏公司和中华楼饭店，没收全部家资！
内弟答应了之后，连夜去郊区租赁民房。之后，我们就开动家里所有的汽车一一面包车、逼鸠旅行车、菲亚特、黑奔斯彻夜不眠，转移财产。
第二天，天气郁闷。莫氏公司和中华楼饭店里也是人烟寥落，满地狼藉。不知天公将打多大的雷，下多大的雨；莫氏公司也不知将招来多大的祸，遭多大的难……上午11时许，我从马路右面楼房走到马路左面的院子，竟找不到一个家里人。一问佣人，方知大家已经各携家资，纷纷投奔各自的朋友和熟人去了。厨房里，平时烟火正浓的此时，已经火灭人寂，再没人做饭了……
本打算从此绕道，去美国与妻儿团聚，自然轻装简从，没有家私，亦无细软。家里既没饭吃，干脆锁起屋门，去咖啡馆用点午餐。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估计正是税务局査封公司的时间。我不懂法语，既不能说话，更无法交涉，回去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想到这些，索性摆脱无为的纠缠，去新华社洛美分社与同行们聊天去了。
天涯沦落，何必相识？他们受诸多外事纪律的约束，我踏出国门后一变而为华侨身份，这就带给我们不少的无形距离。喝着他们招待我的可口可乐，吸着使馆专供他们的红双喜香烟，谈着国内的信息和新闻，我这艘在大海怒涛中颠簸的船就如同靠到了稳实的岸，我这只如同在风雪中飞翔的雀儿，就好像归到了窠……一整个下午，这颗悬跳了两天两夜的心，第一次归复了平静。下午4时许，分社的记者亲自开车送我回了家。抱歉的是，我始终没跟他们谈起家里经历的这场风暴一因为，家不是我的，我不过是这家庭中一名过客；不经主人允许，怎好擅自作出什么决定，或透露一点关于这个家的信息。可是，整个下午，我都在盘算着一个动议：如果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应该向大使馆说明情况，寻求使馆保护一这是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
回家不久，人们陆续回来了。看到家里依然如故一既没被抄，也没查封，大家自然松了一口气；可同时，每个人的心上又都压着一种无可估量的恐惧一就像接到地震预报又走进自己的房子里，惶恐地望着梁柱和天花板，不知什么时候，哗啦一声，整个屋顶都可能无情地压在自己头上；那原本平滑的地板也可能顿时呲开牙齿，从地下冒出的黑水翻滚着巨浪，随时都可能把我们卷人地下……大家怀着这样的心情，一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地坐在空旷的客厅里……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钟。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尖厉地叫起来。人们惊悸地望着它。它以更加尖厉的叫声嘶喊着。
内弟蓦地窜到电话机旁，犹豫了一下，拿起听筒。一听里面的声音，他惊喜地低喊一声八叔！
随着他的叫声，人们悬跳的心霎时落了地。不约而同地，一个个聚在电话机前。
……昨天晚上来过电话……说今天中午以前，您若不去税务局，就来封店……啊，可直到现在，家里仍然很好……您放心，我们能对付……啊？您的朋友说形势危险？把现金分到每个人手里？好……买好机票？好。我们商量过；要带孩子去澳洲，他打算去美国，已经拿到签证；想回大陆；我和他要留下……啊，好，马上分。您多保重。明天上午来电话？好的。
内弟放下电话，叫来会计，要她交出家里的全部现纱，然后，按与八叔关系的亲疏，按三等分到每个人手里。自然，说是分，并不是分给每个人，而是要每人分管。这样，既可使财产分散，一旦各奔东西时，也可使每人手里有钱用，不致达不到自己要投奔的去处。全家十几个人，大概多者七八十万；少者二三十万。我是莫家的女婿，拿了个中等一五十儿万。全家人等，多数是从大陆出来的，乍一拿到那么多钱，真不知放在哪里是好。正慌乱间，电话铃又疾促地叫了起来。
这一次，大家不那么紧张了。每个人都想，可能八叔又有什么新消息？人人等着解除警报。又是内弟去接电话。大家望着他。他没说什么话，只是一个劲地答应。
电话接完了，他的脸色也白了。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是税务局的电话。说我们的集装箱已到了洛美港门，要八叔明天到税务局。否则，所有货物一律充公！
人人都在算计，20个集装箱，近百万美元啊！这要占八叔资产的-大部分！若真的充公，八叔多年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老人怎么承受得了？
人们不期然地聚在一起，自发地开了个家庭会议。八叔膝下无一？女，内弟是嫡亲侄儿，又跟随八叔时间最长，会讲法语，通晓商务。八叔避难巴黎，他是当然的当家人。人们也服服帖帖听他指挥。
内弟说，八叔年过六十，血压又高，形势如此险恶，一旦回来，若有不测，得不偿失。不如快返香港家中，安全稳妥，香港的家资也足够养老。何况，我在此地政府中有朋友，由我交涉，也不致一败涂地。
他是八叔的嫡亲侄女，哥哥在澳洲，又携儿带女，做不了什么事，她只想快拿到去悉尼的机票，办好签证，尽快起飞。他是远亲，既已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只顾整理行装，不日起行。了刚从大陆到非洲，雄心勃勃，只盼拿到一笔钱后，自办商店。他虽是八叔近亲，因离开大陆不久，胆子又小，只想甩脱危险，早些回国。
我既不想贪财，又不想久留，只想在非洲期间大家平安。既遇此事，马上反射般地提出动议：我们既是中国人，在国外遇有困难，就应该依靠中国大使馆。第一，要求使馆出面与驻在国政府交涉，弄清问题，依法办事，抗议讹诈，抗议诬陷；第二，要求使馆出面，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我原以为，我的动议清醒冷静，高出别人一筹；可树倒猢狲散，各执己见，各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谁也不听谁的。结果，争到半夜，终未形成什么决议。各自回房去睡了。
第三天，天还没亮，八叔又来电话。说八婶的奶奶已在香港为他求了签。菩萨说，他的财路在非洲，这里大富大贵，回非洲可化险为夷；说他在多哥政府的朋友也电话通知他说，税务局的头头不过因为他久传不到生了气，说了些气话。只要他回来，不会有事的……
我们于是在电话中轮番说服他不要回来，钱的事小，身体为重。可第四天中午，老人还是从巴黎回到了洛美。
吃过午饭，稍加休息，就打好领带，做好一旦被扣留后的种种准备，由内弟开车，提着鼓鼓囊囊的皮箱去了税务局。
八叔走后，全家人无一例外，战战兢兢地坐在前厅，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吉凶难卜的消息……
不到2个小时，大门前传来嘶的一响刹车声。随之，八叔和内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前厅。老人红润的脸上又露出一抹从容悠然的笑：
看起来，菩萨是灵验的。
第二天，他健步登车，又去港口、海关、税务局，按部就班，办理了交税、提货、转口一应手续；接着，全家人聚在前厅，应接不暇地接待着非洲各国的富商，应接不暇地数钱、打捆、入库……
八叔的生活又沿着旧日轨道运行；可是人们注意到，他从税务局回来时，那原是鼓鼓囊囊的皮箱干瘪了；他的客户也越来越少；后来听说，那新到的20个集装箱是比原来价格大幅度减价后卖出的。我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小姐初试锋芒，日后将有什么风暴，难说。
过去了，一场商战阴谋，一次猝不及防的家庭地震。之后；去了美国，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八叔虽然仍做着他的生意，往日热热闹闹的家却冷清了许多，佣人们也懒散起来，经常衣服两三天不洗，楼上楼下常现狼藉，连中华楼的霓虹灯似乎也现出几多黯淡……就在他飞赴澳洲前的午后；与他从争吵到大打出手。按血缘，他是八叔的嫡亲侄女是旁亲，可在日常关系中却往往沾尖儿、跋扈，说话、办事都伶牙例齿；他不善言词，脾气又倔，再带个孩子，似乎事事都占下风。谁也说不清她们为什么争吵，他词语跟不上，先抄起一支木棒，朝赶去7更凶，举起一把菜刀就向他迎击！她们从楼上打到楼下，他的孩子吓得大哭，佣人们惊吓得个个远避……八叔就在他楼上房间里，不知为什么，往日对八叔毕恭毕敬的她们竟不顾八叔可能的霖怒；八叔也躲在屋子里似乎充耳未闻，始终没出来制止。我们死劝活说，才平息了这场剑拔弩张的武斗。到底为什么？我至今不知所以。各家有各家的纷争，各人有各人的苦楚……我一个路过的亲戚，还是不知的好。可从种种迹象感到，此处已唱起没落的挽歌……
想起美国领事镜片后面那双狡狯的眼睛和他对我以后签证的结论，短时期内在这里拿赴美签证的事绝无可能，求八叔转道从他国能签吗？曾试探几次，他并无这样的打算和心境，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想想未来的路，也是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将这场经历和心情说给妻，电话那边传来的只有无奈和叹息。她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只有归去，因为在北京我从没有过申请纪录，又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国家，也许路更宽些。她想想也是，只嘱咐我心宽些，别太愁。我嘱咐她同样的话，带去同样的心，还有为人父为人夫的歉疚和惭愧……
1984年8月7日，我回到北京。游子远归，滋味杂陈，老父老母也是亦喜亦忧。用父亲的话说，飞出去的鸟归了窠，总显出家的暖实，哪管是草蓬茅絮，此为喜；忧的是，跑了一年，本为团聚，如今折翅而回，谁知要哪一天我的小家才能完璧？虽未得见，也能想到妻只身异国，携一双幼年儿女，要食，要居，要上学，一个弱女子会是如何艰难！那一晚，父亲把杯慢酌，不知说什么好。我也灌酒，只说些高兴的话，将失落和思念拌在酒里。
出版社从领导到同仁倒是异常热情，或许因为那时出国者少，出而复归者更少，上了班，人们纷纷来访，话语见闻。报刊界相熟与不相熟的友人更是热情备至，或电话或来访，约稿者众。也是感于众友抬爱，那几年竟一下子写了不少，散文、游记、小说，先在报刊连载，后就集成《红磨坊之夜》、《外面的世界》、《爱的奔逃》等……那时真也热闹过，今天重新翻看，才体验到什么叫悔看旧作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