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清……她哭得更厉害，温热的泪滴在我赤裸的胸上。
我吻她的脸、她咸涩的泪：……我们是夫妻了。这就意味着两人合为一体，此生此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应该告诉我，包括一切
她点头。半晌，才抽抽咽咽说……有了今天，我很高兴……回到这个家，我……觉得……很幸福……特别是，爸爸妈妈……待我……这么好……可我爸他……死了……她更伤心地哭起来，肩头耸动，尽量压低哭声，我感到，她全部的悲哀都在从肩上往外迸发。
什么时候？怎么死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更紧地抱住她，我想融化她所有的悲伤和哀痛。
……就在我们……离开内蒙古的前一天……我接到大哥的信……信上说，半个月前……他……自……杀了……她泣不成声。
她断断续续地哭诉说：原来，他在大同煤矿劳改已经将近15年，就在刑期将满的前几天自杀的。因为是著名的脑外科专家，文革前说是劳改，待遇还是不错的。他一人一室，在那里也是给人家看病。有时一些大人物的病需要他看时，就秘密押往北京，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完手术又秘密押回大同，他没受罪。可前些天，造反派发现他每天记日记，汗都用英文写。他们断定这是特务情报，批斗他，逼他交代。他一页页念、一页页翻译交代。造反派说他假交代真反动，要他低头。他至死不低，说头是一个人的尊严，他没罪，他不能低头。他们又打又踢，众多的人上台按他的头！他忍无可忍，回到自己房里自杀了。这是当时监狱造反派的说法。这些年全家都已在美国定转，每想起来又觉不尽合理：第一，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义规定：教徒是不能自杀的；第二，他深爱家庭和子女，距刑满释放仅差几大，他怎么会轻易放弃盼15年的团聚？这已是一段淹没了的历史，可这被历史淹没了的人的生命的终结，至今还是个谜。
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个时代的悲剧。当时，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更无法劝慰。沉默好久，我只能鼓励她痛哭，说哭出来心里会舒解些。自然，我也不能不落泪，为我耿直不阿的没见过面的岳父，为我的悲哀的妻，可同时又何尝不为我们这个万家受难的可怜的民族，为我们这难以辨别其味的洞房之夜！我们入睡的时候，玻璃上已经爬上了一抹怯怯的清亮。
我们起来的时候，父亲早已上班，母亲正悄无声息地做菜。母亲说，父亲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天不亮就从菜市场买来了鸡、鱼、猪肉、牛肉、羊肉和各种蔬菜……我说，买这么多菜干嘛？母亲说，不是过几犬请亲戚朋友吃饭吗？母亲清瘦的脸像罩满阳光，有了红润，更多广层慈爱，她多年的哮喘病似乎也好了些。
妈，今年冬天没犯喘？我坐到妈身边摘菜。
说也怪，入冬前喘了几天，这几天倒好了。说着，好舒心地点着支烟。
妈，您休息会儿，我来做。妻收拾完屋子后就坐到母亲的身边。
你会做菜？母亲欣喜地望着她，大概是发现了她的眼睛有些红肿，你们坐了那么久的火车是要休息的，要是没睡好就再睡会儿。
睡好了，妻不好意思地笑笑您只要告诉我都做什么菜就可以了，我试着来。
于是，在婆媳俩叮叮当当的做菜声中迎来广新婚的宴客。在亲朋的祝愿与欢笑声中迎来了1970年的新年。新年伊始，造反派忙于打仗，父亲的自由度大多了；这-年，飘泊无定的我有了妻也就算有了家，我们的家开始有了笑声。
10天后，我们去广上海。
岳母与两个小弟弟既然是被遣送回乡的，自然没什么好房子，他们母子三人就住在里弄革委会安排的徐家汇边缘上的一间残破黑暗的大房间里，这里白天都要开灯。那年冬天多雨，一出房门就满地泥泞。岳母说，她先接到我们的北京来信，说要返沪旅行结婚；继尔，又接到她大女儿的山东来信，也说要返沪旅行结婚。她欣喜又犯愁。欣喜的是两个女儿双双成婚，两个姑爷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新闻记者，从此可少些牵挂；犯愁的是住在何处。她以一个五类分子的身份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做多少保证，才为我们借了一套仅有一门之隔的里外两间的房子。因为我们先来，就住在外面靠临街门的一间，大姐他们还没来，就把靠窗的那间比较规整的留给他们。
身处逆境的亲人总是能互相体谅互相牺牲的，哪管是极细微的小事也为对方想得十分周到。为了我们谁住里屋谁住外间的事竟然推让很久，因为我们坚执不动，大姐他们才住丫里间。又是一个喜庆与悲痛交杂的难熬岁月：岳父惨死狱中，正逢此时我们又双双成婚，是庆贺是哀悼？面对屡遭磨难如今已经满头白发的岳母，我们告诉不告诉她这个噩耗？这成了来沪喜度蜜月的我们这两对新婚夫妇的难题。正为难际，当年为父亲的不白之冤在学校里到处叫屈因而被捕，后又发落到黑龙江劳教的二弟返沪探亲了。乍闻父亲惨死他不禁恸哭失声。怕难遮掩这悲哀的痕迹，又想到有着众多子女在她身边，大家商定还是早些告诉岳母，免得众人走后旦她发现蛛丝马迹两个小弟难以安慰，更可早些免除她那长长的无望的期待。于楚一天晚上，趁着全家喜庆的气氛，我们试探着把岳父死去的消息渗透给岳母。起初我们若隐若现地说，她则将信将疑地听。可能因为遭难太多，岳母是极敏感的，话不到十句，她一下警觉起来：
……是不是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你们都知道，你们都在骗我？
……她禁不住嘶喊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们。
我们一个个僵立着，谁也想不到她的反应会如此之快，她的精神竟陡然崩溃。
妈妈，您别太激动……
妈妈，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除了这些苍白的不连贯的话，谁也做不出更有力的解释，谁也说不出能使她情绪缓解的安慰。
她刚刚放声哭了两声，那哭音就低闷起来，不知是因为伤透肺腑，还是意识到她尚未解除专政，而被专政的人是没有痛哭的权利的……她哭，我们也哭，三个小弟弟更是痛哭失声……
接着她就卧床不起、高烧、声音嘶哑、茶饭难进。
不知是母性的坚韧，还是宗教的力量，第三天她竟爬起来了。她从容镇定地梳理完满头白发，把随身珍藏的圣母像供在屋角的旧案前。她虔诚地站着，口中念念有词，丝丝白发都透出她的悲哀、她的希冀、她的祈祷……很久很久以后，她疲软地坐在案前，一脸的悲怆、一脸的信赖、一脸的圣洁……
万没想到，就在岳母尚未从悲痛与木讷中走出的第四天早晨，里弄革委会的干部就把她和刚从黑龙江返回探亲的二弟带走了。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地猜测和等待，直到中午12时许，二弟才搀扶着岳母回到家。他们都很镇定，岳母反而没了眼泪。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都淡淡地说，无非是快春节了，把黑五类叫去训话。我们说那就不该叫二弟去。他说，斗的就是他，说他劳改期未满，没资格探亲，准是偷跑回来的！二弟出示证明，这才停止揪斗，准许他过了年后回黑龙江。全家坐在一起悲叹，妻却轻轻地把做好的菜一样样端到桌上。
吃饭，命运越跟我们过不去越要吃饭！出乎意料，倒是岳母说出这样的话。这种逆反方向的激励是神奇的，大家都坐到桌旁，哪管是没有胃门。
刚刚过完春节，方舟就拍来电报，说是内蒙古马上要全面军管，催我们尽快返回，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蜜月旅行。
回内蒙古，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布置房间如何安排家具，因为我们没有房子，除了母亲为我们缝的两床新被为我们买的两套新衣外，我们一无所有。在返回内蒙古的火车上，妻先笑笑，想了一会儿说：
……回去后，我们还是各住各的宿舍，行吗？
为什么？因为不合情理，我马上意识到是否她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看你……她笑笑，嗔怪地低下头。
还看我，你还没回答我呢！
我怕……她的脸先红了，他们笑我，怕他们起哄……
又是你那帮同学？我也笑了只要真心相爱，就不应该怕什么，怕的只是别人不知道，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如何幸福如何高兴！
我可没你那么厚的脸皮……
火车疾驰。第二天凌晨4时许我们到了巴彦高勒站。在冰天雪地与呼啸的寒风中，方舟走近车门。
我们去哪儿？我困惑地望着他。
自然是回你们的家。他笑着。
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家？我奇怪，哦，你说我那宿舍，可那儿太冷了……
还是人家小莫，一点也不发愁，他调侃，喏，走吧。
这里没有路灯，更没其他交通工具，方舟的自行车就承担了一切。他驮着我们的行李，我和妻各自背着旅行袋之类什物，沿着四凸不平的漆黑的夜路随他而行。我们边走边聊竟忘记了肩上的沉重。他领我们进了一座卸掉大门的青砖小院。院里黑黑的静静的，只有西房的里间亮着电灯。方舟先卸下行李，蹬蹬地搬到亮灯的房间。
接到了？小巩喜悦地欢叫。
随苕她的声音，我们也穿过黑暗的中厅走进有灯的房间。屋了-不大，却整洁小巧，通红的炉火映得这方寸之地温暖如春。方舟指指写字台、靠背椅和靠墙一张宽大的双人棕床说喏，这不是你们的家吗？
在这个小镇能有这样的所在，真是出乎我和妻的意料；对于方舟夫妇的悉心关照和辛苦安排更不是感谢之类的空话所能包容。妻早已被小巩拉到身边，俩人叽叽咕咕不知说些什么，我则缩着手傻笑着不知说什么好：
……我还从来不知道巴彦高勒有这样的房子、这样的床，你也真是孤陋寡闻！这院子就是解放后为王爷达里扎雅盖的王府！方舟解谜似的又拍拍棕床，这床嘛，是被打倒的盟委书记，文革前从鹵方特购的。
呀呀，我们一成家就住王爷府、睡书记床，是不是有点冒大不讳？
我戏谑，妻则真的拘心：……我们还是各住各的宿舍吧……
哈……看把小莫吓着了，小巩大笑，哪儿也不住，就住这儿！王爷书记们不知都到哪儿去了，文化大革命嘛，你们不住马卜。就会有人搬进来，干嘛那么傻？
为搬这张床，我不知挨了多少骂，还给他们搬回去呀？住，有事儿我顶着！方舟斩钉截铁地打开行李就帮我们铺床。
妻看看我，我点头使眼色；她会意，立即对方舟说：你坐，我来。
我掏出从北京带回的糖果、点心、上海大前门烟……四人围炉而坐。
小莫家破人亡，我父亲正在挨批，回到这里，我们却住进王爷府。
睡书记床，唉……我破例随方舟点着平生第一支香烟。
这就是文化革命嘛！方舟狠吸一口，把滚滚的烟雾呑进胸腔，谁知还会闹到什么地步？哎，后天军队进驻，全面军管。反正北京、上海离这儿都远，家里的事要一字不露。
反正我们都是学生出身，历史清白，理直气壮，什么也不要怕！小巩立即应合。
小巩说得对，这种年月重要的是要自信！方舟又在叮咛。妻在烧水沏茶，面对这个话题她更是无话可说，但从她不语的面容我能想到她内心的沉重。
好了好了，小巩立即换丫话题，大喜的日子，吃点糖，说点高兴的事，反正明天爱睡几点睡几点！哈……
妻立即剥糖、削水果，气氛陡然一变，话题转向北京上海之行的一路见闻。
军管后马上实行军事化。每天早晨很早起床，上操，跑步，学毛选，开批斗会、誓师会……接着即整顿报纸，派出采访……
好日子过得快，其实，乱世也过得快，忽拉拉地，转眼已过了半年多。许是军管会不知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当时，苏联正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可报社军管会居然派我去中蒙边境的边防哨卡采访。承蒙这种政治上的信任，我也就来了政治热情。8月下旬出发，先到我国最北部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在旗军管会的支持，特为我派了一部军用吉普，穿戈壁，越草原，住在边防军的一个团部。团部派一位连指导员陪同，沿着北部边疆的哨所一个个采访。这里暑短寒长，9月中旬，朔风骤起，竟在彤云之下飘起雪花。不知妻早已知晓这里冬天来得早，还是出于本能的担心，一天，辗转曲折，竟托我当时的同事、现今知名记者、北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徐泓女士从巴彦高勒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再到那个我居住的边防团，捎来了她连夜为我织就的一套毛衣毛裤，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周围官兵的一阵祝福、一阵调笑。
草原自有草原的浪漫，哪管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其浪漫也毫不减色，或许比和平年代更显珍贵。那天连指导员陪我采访完一处最前沿的哨所后，已经夜幕低垂，炊事员端来两碗罐头肉煮好的面条，面条里飘出异样的香味，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尚未过瘾，指导员就把我拉上车，说今晚还有野味，别吃太饱。我不解其意，问：什么野味？那开车的蒙古族小战士笑笑说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