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没有路，那战士开着崭新的北京吉普车撒着欢儿地跑。一会儿，满天星斗下又亮出满地星斗。地上星与天上星不同，它们真的在跑，跑得很快，且车前灯照向哪儿，它们就跑向哪儿。我问那是什么，指导员说是黄羊群，那群星就是它们在夜空里的眼睛。说着，吉普车更快地飞跑起来，于是前面的黄羊群有些分散，那车就跟定其中的一只，被跟定的望风奔逃，看着它的步？越来越无力，车就停下来。指导员从容下车，抄起随身带的一支卡宾枪，靠着车身向它瞄准。那黄羊仍蒙在云里雾里，见车停它也停，且瞪着两颗星样的眼睛回头张望。此时，枪声响处，它已翻倒在地。小司机开车奔去，掏出腰里的蒙古刀，不到20分钟，已扒掉羊皮，拉出下水，将肉嘟嘟的黄羊放入后备箱。我们到连部的时候，连长迎出营房，拿出一瓶河套白酒，三人坐定。不到1小时，大块手扒黄羊已经热腾腾端到桌上。我们边饮边吃，待到酒足饭饱，已经凌晨2点钟了。
我的一篇篇通讯与报道发往报社，其中大多数上了显要的版面，待我完成采访回到巴彦高勒时，已是那年的10月。
10月的巴彦高勒已经是初冬天气。冬日苦短，午后4时许，房间里已经十分幽暗。我迈进门槛的时候，妻与小巩正在地下收拾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鲫龟。见我进来，小巩马上笑呵呵地调侃硕儒就是有口福是，我在中后旗就闻到鱼香了，所以急急忙忙往回跑。
妻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蓄满泪水的眼直直地看着我，一脸潮红一脸微笑……她已穿上偏襟丝棉袄，外罩一件蓝布罩褂。我看看她，肚子已经有些隆起。
我到那边（指她家）去做鱼，一会儿你们过来吃啊！小巩叮咛着端起侍弄好的鱼就跑。
妻一下拥入我怀里，嚶嚶地啜泣，眼泪滴在我手上，温温的。
……你走了这么久……我真受不了……
想我广？我抚她的头，心里暖暖的。
还用问！她抬起头，眼泪还在流，以后，再不让你走了。
真是孩子气，当记者的，哪能不出差！脚野腿长，这就是记者的职业病。
早知这样……她笑了，头深深贴着我的胸。
就不嫁我了？
她点头，低低地笑。
敢！我轻轻敲敲她的头，不嫁我就抢！
她一下抱住我的头，紧贴我的脸，一会儿，倏然离开你扎得我好疼，又好痒……
刀片用光了，仅仅一个星期没刮脸，就成了这样子，我歉意地摸摸自己丛密的络腮胡，硬扎扎的满脸都是，我知道你不喜欢，那，马上刮。
不，她拉住我你一迸门，好像奥赛罗，我喜欢，留着吧。她认真起来。
又是孩子气！我要留起胡子来，为这也得挨斗，你不怕？
等等，她急急地从我挎包里掏出采访用的相机，还有胶卷吗？有啊。我有些困惑，从没见她像今天这样冲动。
马上给你拍儿张留胡子的照片说着就啪啪地拍照，不是还能休息两天吗？先留着，等临上班再刮。
你不怕扎？
我喜欢。
那就遵老婆命。
哎呀，又这么叫。她不好意思地抱住我，不害羞！
等等，我感觉到她肚子的变化，你的肚子好像鼓了点，怎么回事？
傻瓜，她刮我的鼻子，这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是不是棉袄太肥了……
不干，你笑我……她抱住我滚到床上，一会儿，又停住，你摸摸，他动呢……
真的？我摸那隆起的肚子，里面果然踢踢踏踏地动，我们的儿子肯定不老实，现在就这么不安分。
要是女儿呢？
我更喜欢，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是最好的安排。
胃门还不小，我们养得起吗？她竟忘了害羞，同我争起来。
不管她争不争，我的话果然兑现了：1970年12月4日，我们的女儿降生了；1972年4月6口，我们的儿子出世。那些年，社会被疯狂撕裂，我们的家也屡遭磨难，偏居边塞的我们不敢想未来，更不敢想重返北京。我们万念倶灰，心像一潭死水，还能维系生命的只有这个家，还有那些纯寘的友情。
军管几个月后，报社的工作走上正轨，于是开辟了文艺副刊。或许因为我曾在晋剧团做过编剧，这副刊就叫我来编。那天，我正在编发稿件，摄影记者李晴文进来说，他刚从农村采访回来，在临河县某公社遇到位刚从中国人民大学分来的大学生。此人多才多艺，笛子吹得好，乒乓球打得好，还写一手好诗。说着他拿出一张照片，只见在一片光禿秃的赤地上流着一道清涟涟的渠水，渠水中横着的一只木船上站着一位青年，虽然衣着破旧，留个小平头，可手势却十分优雅，正捏着一支竹笛在嘴边吹奏，从他轩昂的屑宇，专注的眼神，我似乎听到了他的旋律，他的心跳……端洋着这照片，我心里禁不住升起一股股同情和沉重……那个年代，人们是不能随便发表感慨和议论的，甚至情感的流露也要尽蛍遏制。
他读过很多书，喜欢写作，我让他写了好诗寄给你，怎么样？李晴文兴奋地说。
当然好，我们正缺好诗稿。我报以同样的兴奋。
果然，几天后就接到梁衡寄来的诗，字体遒劲，诗情不乏古雅。那个年代里只能歌颂工农兵，他写的那首歌颂边防战士的诗中却颇得古诗中边塞诗的底蕴。在文化荒芜的那个时代，能得这样一首诗稿确实弥足珍贵，我把这首诗放在副刊的头条位置，出报后果然嬴来了各方好评。这诗稿的一写一编也就给我和梁衡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第二年春天，巴彦淖尔盟全盟乌兰牧骑汇演，作为盟报副刊编辑，我向然应邀出席且被聘为评委。在这次汇演中我和梁衡见面了，他已调到临河县委宣传部，是他们县乌兰牧骑的领队，在他们汇演的节目中还有他写的两备歌词。他诚朴单纯中飞动着一股勤勉好学，谦逊热情中沉潜着一股执著自信。他希望听到我对他的诗和歌词的意见，我也不揣冒昧直抒胸臆，自此我们交游不断，或诗文相予，或倾心交谈。
后来盟委搬迁，从巴彦高勒搬到临河县。那里地广人稀，房子也好盖，无非是红砖打底，黄土坯垒墙，眨眼就盖起一片平房。先是李延龄、杜逵等搬家。1974年，妻所在单位也给我们分了两间平房，与梁衡的家相隔很近。房子虽新，却没后面的窗子，每每点起炉火就烟尘满室，呛得人又咳嗽又流眼泪。我一向尹拙脑笨，与梁衡谈起此事时他只轻轻一笑：开个后窗不就行了。
那天下班后，我刚打开屋门，他就提着-槌一凿走进来。他登上一只木凳，不到两小时就打开一个方方正正的后窗，且自己合泥自己抹墙，把那后窗抹得有楞有角。天黑了，肚子也饿了，妻又正在北京，以当时的收人和风气，谁也想不到去下馆子，我说，你洗手歇歇，我做饭去。他说，你能做什么饭？小莫又不在家，还是去我家吃吧。
没想到，一到他家，他的妻也不在。
小宋（梁妻姓宋）呢？
去呼和浩特了。说着，他已下了厨房。
这……我实在不好意思了，原以为妻不在家，吃他顿饭不过是朋友间的常事，没想到他的妻也不在，他为我干完活还要为我做饭，这岂不……
别这这这了，他已下了一锅面条，应该承认，你的书生气比我重，干起家务来我要比你强得多，他笑望着我，何况你是老大哥！这倒是。我得了便宜，他的话也使我稍感释然。当我们端起大碗面条对坐大餐时，觉得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我禁不住问：
……梁衡，你这面条里放了什么佐料？
这面啊，他笑笑，卖起一个小关子，放了一点我们山西老家的祖传调料……
到底是什么？我急于发问。
香就多吃点，我越急他越得意，等吃完再让你看。
于是我紧扒快咽，吃完后我们同时放下那大瓷碗，他就更显神秘：跟我来。
我们走进他家的小凉房，他领我绕到一口大缸前，揭开缸盖，用勺子舀了一勺那淡黄浑浊的汤举到我面前说就是这腌菜汤。看着那淡黄带沫的汤，我俩相对大笑……
或昨为了享受家的感觉，有了新房，家家都垒起院墙。院墙很简单，无非是以二尺见方的黄土坯叠起，外抹一层黄泥（那里土黏），倒也颇经风雨简单虽简单，我却没本事去做。妻见到别人家家有墙，不免跃跃欲试：看人家，家家垒起了院墙，就我们……
瞎，等两边邻居都垒起来，我们不就也有墙了。我逃遁着说。不说你不会，还……妻有些埋怨。
那天跟杜逵说起这事，他只笑笑说屎大大点事，看把你愁的！杜逵生于大青山长于大青山，虽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那时又是报社的副总编辑，不但内蒙古土话不改，诚朴热情的脾气也从不改变。听着他那一口土话，我总抑不住地跟上几句：不愁咋？老婆总念叨。
明天你买上两盒好烟，爷半天就给你垒好。
果然，第二天一早，他就叫着方舟和梁衡，三人各自挥锹、推车在离房不远的空地上和起大泥、脱起大坯来。只晒了两天，又是他们仨加我就垒起邻街那面墙（两边邻居已垒好侧墙八之后，还用几块破木板为我们拼起一扇院门。有了院子，妻的兴头更起，第二年春天，她又松土又施肥，临窗种了大片向日葵，可惜施的化肥太多，枝叶黑绿黑绿，就是不结籽，弄得我们空欢喜一场。这又招来朋友们一阵善意的嘲弄，说我们是一对能想能说不能做的择生。
别看那张《巴彦淖尔报》不大，倒也陆陆续续集中了二卜多名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还弄不清谁是谁的时候，只感觉这群人一个比一个高大，一个比一个健壮，于是以为或许因为内蒙古人身高马大，都是来自内蒙古各大学的毕业生，待到后来才知道，原来除我之外，还有两对夫妻也来自北京。他们一对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赵伟、徐泓，另一对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李延龄、苏晓明，而这位来自北大的李延龄竟是我们之中最壮硕、话语最少、笑容最多的一个。越是人多他的话越少，总是微笑着听大家闲侃，笑大了就满眼流泪。我们想看他流泪了就鼓捣杜逵讲灰故事。杜逵也绝，虽然讲话慢悠悠地不那么流畅，可用那地道的内蒙古土话讲起灰故事来却惟妙惟肖，余韵无穷。一听这些，延龄肯定大笑，笑得满脸是泪。他也不是绝不说话，可能因为当时世界笼罩在冷战的剑拔弩张中，只要说起世界军事和军事部署，他就口若悬河如同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前飞将军。对其他话题虽没那么兴奋，却也总是他最后点题。
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报纸，特别是报纸社论更要字字政治。
相比之下，文艺副刊就不过是点缀其间的花花草草了。在我们那家小报，写社论的往往是延龄，主持副刊的娃区X鄙人，而最后审稿的则是方舟和杜逵。这固然与我们各人的所学所长有关，后来方知，这分工本身已标志出我们不同的类别和政治色彩：我是因为资产阶级化被《人民日报》清除出的放逐者，延龄则是根红苗正，在大学就入了党，被党看中要从大学生中培养县委书记及至一步步升高的接班人人选。我属改造，他属培养，只是因为那文化革命的种种疯狂荒诞酿造出的黑色幽默才弄得鱼龙混杂，红与黑一勺烩了。一天晚上，他说你要没别的事就去我家定锅内蒙古地方话，去别人家吃饭的意思吧。在那单调的生活中，我自然不会放弃这机会。一走进他家就闻到一股鱼香味：这魚香，久违了，你是从哪儿弄的鱼？因为在当时当地，人们是不常吃鱼的，我不禁惊问。捞的呗！他揭开锅盖，麻利地往大碗里铲着喷香的鲫鱼内力更生，绝对能够丰衣足食。今天就让你领教一下。看我们李延龄，谦虚的就要吹破一头牛了！一身孩子气的苏晓明一边擦桌子拿碗，一边插科打诨。延龄没等苏晓明摆好碗，已经打开一瓶北京二锅头。我们把酒对坐，边饮边谈。那时我尚未出道，或许因先天体质，虽也能大门灌酒，却饮不出个中三昧；延龄显然比我成熟得多，他大口吃鱼大口饮酒，话也就多了起来。不知怎么，我们就各自扯出自己的来历，我说……你是到基层锻炼，我是边塞发配，不知怎么搞的，如今这文化革命竟把我们黑红混合，搅到一锅，荒唐，哈……荒唐……他敛起笑容，用力抓住我的手说：以后不许这么说，什么黑了红的……我们还不都是臭老九，都是好兄弟……
塞外边城，离乡背井，面对这样的真纯诚挚，一股热流从心里流到眼睛，只感到喉头酸涩，两眼潮湿。那一晚，我们俩第一次整整喝完一瓶二锅头。
岁月证实，我们那天的话并非酒话醉话，之后的三十多年间，直至我们先后回到北京，直至他当了财政部副部长，始终如友如兄，始终是酒伴谈伴，绝不像有些人一旦升官发财，就似乎学问也涨了，智慧也高了，好像自己本就天生耐质，别人，包括旧日师友都在他的睥睨之中。可惜，好人不长久，2000年，我移居美国的第三年，他才61岁，就过早地告别了人世。
我们这群人有一对--地把酒谈心，也有不定期的群体活动。原本我们这些人在那个边陲小镇都有一些飘泊游子的感觉，就盼过年，到厂年关就可以请假回家，一解骨肉分离的愁苦，使担惊受怕的心在家庭的暖巢里得到暂时的舒解。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那年春节我们大都没回家，也不记得是谁的动议，除夕之夜，五六对夫妇每家各做一两个菜，大家聚在一起过年。那一晚，我们有酒有烟，有各自做的家乡菜，男人们坐在一起喷云吞雾，碰杯灌酒，女士们在其他房子里包饺子嗑瓜子。酒足饭饱后就侃大山，说笑话，扯着嗓子乱唱……虽是疯狂癫乱的时代，却让我们的笑闹暂时赶走了一些岁月的风寒。
那时，在我们同被打人边远小镇最底层的这群人中，一点小小的喜悦也能使大家激动不已，一缕真情，一句真话也能让我们涕泪横流，一碗素面几条烧鲫龟也能隽久不忘，现在想来，其实为的并不是那些事与吃食，更多的还是因为严寒风雪中一群年轻枯索的心的互送暖流，儿颗沉落的年轻心灵对大野光天的期盼与互励。可告慰的是，除了李延龄官至副部长外，贾方舟已成为当今美术批评界的大家，梁衡先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的散文成就也蜚声文坛；杜逵由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局长到文联主席，诗歌、散文、电视剧也创作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