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也许真的都有劫数，劫数到了头，机运也就来了，无论国运、家运，还是个人命运。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个被遭踏得满目疮痍的国家百废待举，停滞十儿年的国家机器要纳人正常运转，我们这群窝在边城小镇的朋友也就百鸟投林，陆陆续续走了。方舟去了内蒙古美协，梁衡去了《光明日报》社，杜逵去了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徐泓、赵伟夫妇去了中国新闻社，李延龄、苏晓明夫妇去了财政部。因为妻学的是建筑专业，为了离北京近些，我们先调往化工部在河北沧州的一家化建公司。两年后，被文革拆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也随着众多同命运的机构一起恢复。恢复伊始，昔日的臭老九又陷入一种尴尬，需求人才的单位甚至一将难求，被接连不断的运动打得懵头转向七零八落的老九们从各种角落爬出后又求告无门。尴尬中，文革前曾在《中国青年报》理论部做编辑的曹冰峰先进了出版社，不久，这位兄长想起广我。于是我们通信，于是他热心推荐，经过几番审察考核，1978年秋，我被借调中国青年出版社试用工作。
人们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处乡村的怀恋总是与他的亲人、友人、爱人连在一起，久了，这份怀恋甚至已经分不清是对人、还是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对北京，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愫，清晰又模糊。一别12年，重返故里，我可以朝夕与父母弟妹共处，吃着从小就习惯了的母亲亲手做的饭菜，听着父亲鞭辟入里又不失幽默的教训和闲话，带着一对稚拙又天真的儿女上街玩耍吃零食……那陶醉、那吟味，甚至每个毛孔都感到一种快意的舒张。回京时又是清秋时节，树上的叶子已经金黄赭红呼啦啦一片，一阵风吹来，老的弱的经不起风寒者也就无奈地落地了。往往的，黄昏时下了班，我骑上那辆旧飞鸽，从东四十二条（出版社所在地八信马由缰，从容不迫，往礼士胡同14号（我家住址）溜达。本来十来分钟的路我可能一骑就骑上一两个小时。因为我或从十二条往西沿张自忠路到地安门到故宫后门，看角楼的黄昏落日，看北海的暮色白塔，看紫禁城下筒子河的无声流水；或不走大街只穿胡同，看一个个我熟悉的胡同里的沧桑变化，玩味落叶下的胡同的味道……
然而借调试用毕竟不是真正调入，它本身就暗含着每时每刻都在被观察被考试的意思，考中者留，不中者去。我意识到这微妙、这严峻，仍须谨慎从事和业务的精进。上班伊始，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就交给我一部王蒙的长篇小说稿。那时，王蒙虽尚未当文化部长，也不像今天这样如日中天，可他的《组织部里新来的年轻人》我是知道的，也知道他是右派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何况虽做过多年的副刊编辑，长篇小说却没编过，于是日夜看稿，详做笔记。父亲母亲更知道此时的意义，专门为我开辟了小西厢房做书房。为不影响我晚上看稿，嘱咐弟弟妹妹走路说话都要放低声音，我的一双儿女晚上绝不能过来。几天后我看完这部长篇，写了详尽的审读意见。不巧，为了胆结石，王维玲住进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他让我去病房交换意见。那天下午在病房里我做了有准备的陈述：以王蒙的功力，谋篇布局，人物塑造，及至语言色彩，自不待言，何况以他多年发配新疆的生活为素材更是风情别具；难以处理的是，小说的前半部以四清为主体事件，后半部以伊犁事件（即大批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逃往苏联）为主干，借以绘制故事、塑造人物。当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不少历史上的政策事件虽人人知晓，却尚无结论四清运动也在其列，这就卡在文艺创作的第一标准政治标准上。于是建议与作者谈，将故事集中在伊犁事件上，反对民族分裂，突出爱国主义，这样也许可以避开若干敏感问题。听了我的想法，看了我的审读报告，王维玲斩钉截铁，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和另一位看过此稿的老编辑黄伊尽快与王蒙谈，以我的意见为主。我当时奇怪，他连看都没看，怎么会那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才明白，他其实早看过了，要听我的陈述，看我的审读报告，就是为了考考我。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蒙应约而来。那时出版社还是十二条那个王府式的四合院，处处回廊，处处花坛，尽管房子蛮多，无奈中青、中少两个出版社挤在一起，还是很不够用。堂堂扬名海内的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只有七八名编辑，这七八名编辑就挤在-个大房间里编稿发稿。为不影响工作，无论什么客人什么作家，来访时只能请到后院大餐厅里坐着木凳接待。已经是初冬天气，餐厅里虽有温温的暖气，一阵阵清冷还是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那天，王蒙就是戴着有护耳的棉绒帽，围着长围巾，着一件外罩蓝布衫的中式棉袄走进来的。黄伊与他是老相识，我是初次谋面，寒暄是他们的事，谈意见是我的事。他说右派虽已平反，可他的编制、户口和家仍在新疆，现在尚住姐姐家。或许因为久别京都，长期流落，黄伊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折腾，他们的寒暄也带不出多少兴奋。进入正题后我谈了我对书稿的意见。毕竟是大家，不像一些青年作家要么不停地记录意见，要么不失时机地解说自己的初衷，他只透过那双眼镜片定定地看着我，待我说完后，笑笑说，你们的意见非常好，完全同意，只是如何改，我一时也想不好，等想好后再说吧。以后我们相识了，偶然在什么会上或街上碰到，可关于那部名为《那边风景》的长篇却再没提起过，这没提过的长篇就成了我的第一道试题。
我的第二道试题就是《第二次握手》。
《那边风景》处理完不久的一个下午，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编辑顾志诚（后来成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副总编辑）风风火火地来到编辑部。此人历来热情洒脱，走到哪儿哪儿就笑闹不绝。加之中青社与团报本为兄弟单位，大家基本熟识。她一进门就掏出五六部手抄本，说这都是同-题材同样人物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是一些青年读者寄到他们编辑部的。投寄者恳切寄语编辑部，说此书是一本他们非常喜欢的好书，希望报社编辑部通过他们的渠道吁请中央，给予出版，以飨读者。感于读者的嘱托，文艺部的编辑们轮流审读，发现手抄本果然如读者所说，是一部好读耐读的好书，但因《中国青年报》是报社而不是出版社，按出版范围他们只能空口说好而不能出书，于是她便将手抄本送到我们室来。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多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恢复建制，方针未明，书稿不多，编辑们来自四面八方，虽有满腔热情，也预感到文学的春天即将降临，可如何选稿用稿还是心中无数。为判断准确，此一书稿竟分别由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李裕康审读后，又交邝夏渝和我再看。我们四人看后意见大体相同：这是一部描写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爱情和追求的长篇小说。它写了中国旧社会的封闭、贫弱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压抑，通过周恩来形象的塑造，歌颂了新中国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支持和关怀。这部书稿空间阔远一从中国到美国；信息置大，以吴健雄、竺可桢等人的科学道路为范本，又经一定的艺术塑造；行文优美流畅，格调高雅脱俗，如能出版，会对振兴科学、陶冶情操起到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尤其在当时充斥文坛的作品到处是一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赤红世界里，将会增添一块反思的绿地，一缕酸涩的温馨。我们决定出版。
上述印象来自6个手抄本的总汇。这6个手抄本字体不一，长短不齐（长者六七万字，短者不过一万多字），有的血泪凝聚，情韵绵绵；有的匆忙草率，不过是情节人物的勾勒。若正式出版，总要有-个完整的结构，详略有致的描写，文风语意也要统一。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作者，请作者重新修改。而因为文革期间的手抄本一律被冠以反动小说，无疑，手抄本的作者也就被视为隐藏地下的反革命分子。如今，虽然浩劫已尽，可人海茫茫，要找到这位作者也如大海捞针。
因为了无线索，我们认定，要快捷无误地找到他，必须求助公安系统。可中国的公安系统如此庞大，求助公安的哪个部门哪个地区才能奏效？从小说的语言结构、展开背景看，作者对北京的人情地貌、生活习性十分熟悉，于是决定从北京市公安局查起。方案确定后，立刻派出人马。因此事由《中国青年报》发端，要中国青年出版社承办，于是两家联手，《中国青年报》文艺部派出女编辑顾志成，我们编辑室也就派出女编辑邝夏渝。两位女士出师告捷，说北京市公安局很配合，听了来意即翻档案，查找经时终于找到作者下落。他名叫张扬，现在湖南。不过从档案看，此事背景复杂，作者处境很难推断。因为在文革期间，全国只有8个样板戏，人们精神匮乏，无书可读，手抄本风行地下，传之最广的就是这部《第二次握手》。树大招风，也正因此，新华社北京分社某记者据此给中央专门写了一份内参，言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专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并大肆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爱情观，还写了周恩来总理如何关怀爱护他们云云。
此内参转到中央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手中。姚是否看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无从说起，但他的大笔批文却赫然在档，谓：着公安部门立即收缴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作者很可能是坏人，查查他的背景……姚的批文与我们读过《第二次捤手》后的印象大相径庭。有的编辑听了不禁愤愤：姚当时那么大的官，何以对一部手抄本如此小题大作，滥施淫威？不过再想想也就明白：他们要大耍形左实右，强调文学艺术只能写工农兵、演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第二次捤手》反其道而行，大写并崇扬那些学者专家，岂不触犯了他们的天条！此其一；其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强调的只是赤红的铁血、斗争、禁情禁欲，《第二次握手》竟以缠绵悱侧的笔触写尽药学家苏冠澜与长期隔绝在美国的女科学家丁洁琼刻骨铭心的情爱，这又一次闯进了他们的红色禁区；第三，四人帮最后一个政敌就是周恩来。他们处心积虑设陷阱、造舆论，几欲一除为快，《第二次握手》竟又一次对其竭诚歌颂标榜，这就更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于此，姚文元岂能不大举挞伐！作者张扬原是湖南省长沙市的-名高中生，文革期间成了去浏阳插队落户的知青，以当时立竿见影、事不过夜的革命精神，不用问，姚的批示肯定早已到了湖南。在那样的年代，面对姚文元如此分量的批示，作者张扬的命运与下落我们很难揣测，怛为了这部书稿，为丫一位有思想、有才情说不定已遭噩运的育年作者，我们必须追踪寻找，哪管当时政治气候仍处于乍暖还寒时候，也许会因此而招来什么风险！
时间已经到了12月上旬，北京的严冬正挟着凜冽的西北风大步走来。为了我们的使命，顾志成、邝夏渝两位女士揣着一腔热情、一腔正义和两个编辑部的意图与愿望还是远赴了长沙。因属共青团中央领导，按系统，她们先找到湖南省团省委，由省团委一位女书记陪同，又找到湖南省分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当她们出示了介绍信与两家编辑部对手抄本《第二次捤手》的意见后，副书记踌躇再二，谓《第二次握手》是反动小说的结论是长沙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师生做出的，你们提出异议还得再由他们认定。此话倒也言之成理，两位女士只好住在宾馆，等待长沙师院师生的重新认定，并做好双方辩论的准备。或许因政治形势变换使然；或许在外省看来两家编辑部都属中央机构，来势不小；或许师院师生当初的判定就是违心之言，几天后，两方既未交锋也未见面，那边就间意。我们的意见。于是两女士要求见作者张扬。推诿无词，书记只好直言道，张扬仍关在民沙市公安局拘留所中。他当场批条，要市公安局接待。两女士第二天即去拘留所探视张扬。探视前一位公安局的科长叮嘱：你们不能暴露身份，只能假扮公安人员以提审方式探视。各有各的规矩，她们只好答应。可当她们一见这位年仅25岁、只酷爱文学写了这部《第二次握手》就在狱中蹲了4年牢房至今不脱灾难的青年，其同情心、正义感便使她们难捺怒火。她们在公安局、省法院到处奔走，要求重作结论，说，你们既然同意我们对书稿的意见，书是好书，就应该立即放人，给以平反。
公安局主管此案的副科长为维护自己的正确，竟不顾法律与人权，说即使书是好书，抓人也没错！问：为什么？答：张扬人有问题。问：什么问题？答：第一，他出身有问题。其祖父是河南省的一个大地主，其生父是知识分子，原在河南某中学教书，解放前突然被杀，至今原因不明，岂不是政治有问题！第二，其继父原是国民党少校军宫，曾被捕劳改。第三，张扬本人上中学时就交女朋友，作风不好。两女士听后哭笑不得：其一，其父死因尚不明白，怎能断定是有政治问题？即使有问题，张扬出生前其父亲已死，张母是怀胎改嫁长沙的，这与张扬何干？其二，张扬继父已劳改释放，本人都服过罪，难道还要再让其养子服二遍罪？其三，张交女友犯的哪家王法？其四，你们认为他有罪为何不交法院审判？一个青年被抓4年，一直关押拘留所内不予审判本身即不合法！这位副科长无言以对，但就是不认输。两女士找到湖南省中级法院刑庭副庭长李海初，李说按法律他们早该转来法院，可我认为，转来法院无法定罪，只能释放，故此他们迟迟不交法院。问：为什么如此草菅人命？答：为维护自己的正确。
两位不熟悉法律的女士从法院问到底后，更加义愤，立即找到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面陈一切，要求回答。副书记表示具体情况他不清楚，既如此，他当尽快过问，一俟了解清楚，一定尽快解决。两女士只好再回宾馆。几天后，政法书记当面表示，要放人也得办理种种手续，说时间已快到新年，请她们两位先回北京，他保证过了新年即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