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得到这样的劝告，这是惟一的一次。谁都知道作家往往是最不甘于沉默的人，最耐不得寂寞的人，他们总是要叫，要笑，要唱，要长叹息以掩涕。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那声音不像夜莺而像叫驴也罢。
……
1962年，他曾把他的小说《大爹》的构思讲给我听，谈的时候他的两眼放着光，但他整个的人仍然沉浸在一种凝重、晦气的色调里。他的脸上总有一种“苦相”，有一种生理的痛楚的表情。他好像越来越知道写小说是一件“凶事”，而他又遏制不住自己。不久，他就提出“甘于沉默”的口号了，显然，他已经预感到了一点东西，老关节炎对天气总是敏感的。1963年，我去新疆前夕，他到我家表示惜别，我留他吃饺子。第二天，他要了出版社的车把我们全家送到火车站，然后是站台上的挥手，离去。
从此大家都沉默了，中国也沉默了，只有八个样板戏的锣鼓大吵大闹地渲染着新纪元的大好形势。
（《雨花》1980年第7期）
我在2007年采访江晓天时，他告诉我说：“在中青社的文学编辑中，与作家交往最广、情谊最深的当数小武。1963年春，一天下班后，小武悄悄对我说：‘王蒙要去新疆长期落户户，我和黄伊商量，咱们社应该派车去送他一下。’当时我已被撤销职务，手中无权了。去请示社领导吧，又怕社领导不但不批准，还反把这事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小武和我加上新的罪名。但王蒙在我俩的心目中，都是分量很重的一个作者，有困难时不能不尽力帮他一把。后来，我对小武说，社里的卡车司机与我私交不错，就请他明天一早悄悄出一趟车吧，你告诉黄伊，千万别伸张出去啊！”
王蒙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萧也牧为他送站，竟是最后一别。直到1978年，他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又来到北京，见到黄伊，才知道萧也牧已经长眠地下好久了。后来，他听一个当时在团中央干校的同志告诉他，萧也牧死得很惨。为此，他才在《一个甘于沉默的人》末尾这样激愤地写道：中国文人的不幸遭遇确实很多，但解放以后的党员作家命运如萧也牧之坎坷者，却也不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本来可以呐喊、可以高歌了，然而，他已不在了--他永远地沉默了。也许，他还有许多话希望健在的同志替他说一说吧？
“李威，对你我得说真话……”
萧也牧是新中国第一个挨错误批判的作家，从1951年挨批开始，十多年来，他心中有多少话压抑着要说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好些真话不仅不能公开说，就是在家里，也难于对心爱的妻子和自己的四个儿子启齿。他的三儿子吴家钢告诉我，他随父亲下干校时只有13岁，小学尚未毕业。下干校前，他父亲接受隔离审查，父子俩每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候，中青社食堂星期天不开饭，被关在“牛棚”里的“黑帮分子”又不得回家，就只有家属给他们去送饭。他母亲和两个已经懂事的哥哥若去送饭，就有与他父亲搞“黑串连”之嫌，而弟弟尚年幼，这任务自然就落在他头上。直到1969年4月初，临下“五七”干校前，他大哥家石才接到通知，去把他父亲领回家收拾行装，与家人告别，准备随大队人马去河南潢川。事先，中青社《红岩》专案组组长专门找吴家石谈了一次话，警告说：“吴小武罪行很重，临时回家期间，你们一定要把他监管好。他必须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罪！”
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年代一种每天都必须举行的近似宗教的顶礼膜拜仪式，革命群众以此显示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而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则借此来向毛主席请罪，以求宽大处理。那时，在只有160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40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军宣队根据《红岩》专案组的建议，指定建国后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收担任了这支“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而领队的“特权”，除领头接受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挖白菜窑等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外，就是带领“牛鬼蛇神”们毕恭毕敬地站在毛泽东标准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念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请罪。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日复一日，强加给他的种种罪责不但丝毫也没有被减轻，他反倒觉得跌入了无底的深渊，这辈子难以自拔了。因此，他一回到家里，就按照专政小组的规定，当着妻子李威和四个儿子的面，站在毛泽东像前，弯着腰，喃喃地说：“毛主席，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有改造好，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我罪该万死……”没想到李威在一旁忍不住了，劈头问道：“小武，前一次批你不说了，这一次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萧也牧一愣，也惶惑了。真的，他仔细想来，竟回答不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让李威和孩子们十多年来跟着倒霉。
在我采访吴家刚时，他回忆说：“那天我母亲是真的光火了。你想想，我母亲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要不是跟着我父亲倒霉，怎么会到1967年还是个街道上的小干部呢？刚解放的时候，她就是市总工会女工部的副部长。1951年我父亲挨了批判，团中央就向市总工会通报情况，我母亲就被调到市药材公司当人事科长。后来我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中青社又来向市药材公司通报情况，我母亲自然就当不成人事科长了，从市药材公司了调到崇文区，到一个街道办的合作社当支部书记。‘文革’初期，在团中央的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中青社的《红岩》事件被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我父亲被《红岩》专案组定为这一案件的主犯，污蔑他是什么‘为《红岩》翻案的反革命团伙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人物’，我母亲又受牵连，在工人俱乐部挨批斗。因此，我母亲那天对父亲说：‘我跟着你倒霉，从市里到区里再到街道，一层层往下扒，直到最基层，18年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我心里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每次挨批受整，都是受冤枉的，就一直跟着你过。可你明明没犯什么错误，为什么总是要写不完的检查，认不完的罪啊？’我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那些年把我们兄弟四个拉扯大多不容易啊！我父亲一解放时是行政11级，月工资230元，1951年挨批后降了两级，到打成右派后降到行政17级，月工资只剩下99元。到‘文革’中关进‘牛棚’，每月就只给50元生活费了。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上又这么拮据，叫我母亲怎么忍受啊？”
在李威心里，丈夫是绝对没有罪的。她想：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经受了艰苦环境考验，进城之后，又编了那么多受群众欢迎和喜爱的好书，就写了几篇有人认为有问题的小说，何至于背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和他不在一个系统工作，他挨批判，受处分，凭什么要我跟着他倒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