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想不通，当然希望丈夫在临发配前能作出回答。其实，自己究竟犯下了什么罪？十多年来，一步步落到这种任人羞辱、批斗的地步，自己还有没有光明的前景？妻子和四个儿子还要跟着他遭多少难？从关进“牛棚”那天起，萧也牧已经不知扪心自问过多少回了。回到家里，又反复思考了好几天，依然不敢说自己无罪，“文革”毛主席发动的，《红岩》是江青钦定的为叛徒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被橫扫进“牛鬼蛇神”队伍已经这么长时的了，能说自己没罪吗？可要说自己有罪，又有什么罪？下“五七”干校后将面临怎样改造？他越想越茫然了。他感到眼前迷雾密布，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黑暗的深渊走去。临别的晚上，他愧疚地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讲了很多过去从来没对妻子讲过的事情。他说：“李威啊李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你大体了解我，也不完全了解我。今天，我要把我的身世全都告诉你……”
萧也牧1918年生于浙江吴兴（湖州）城内东街的马军巷（现名军民巷）。他父名吴京甫，曾先娶过谭氏、桂氏二妻，均未见生养，后娶张氏，才有了子嗣。父亲最初给他取名承淦，昵称阿淦。兄弟五人，因他排行第五，故乳名也叫“小五”，到上小学时，用谐音，就正式改名为“小武”。当时，湖州有两爿大绸缎店，一爿为周锦春，另一爿即为吴家和许家合开的同裕绸缎店。原先他家曾召募许多女工，开过一家缫丝作坊。他家楼后就是河，上海、苏州、无锡布商的货船都从太湖来，直抵楼后停泊，装卸货物，甚是繁忙。他的二哥在厂里管账，收入颇丰，后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就一辈子潦倒下去了。到民国十八九年，外国资本家来到江浙一带开了好些大的丝绸厂，包括吴家在内的小作坊就纷纷倒闭了。他母亲十六岁嫁到吴家，接连生下五个孩子，四男-女，直到四十多岁，才生下他。因此，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比他大得多，论岁数，仿佛是两代人。那时，他家就剩下一爿和人家合开的绸缎店，到后来，就专靠出租房屋来维持生活了。
因他是个晚生子，母亲生下他就没有奶，只得到江苏松江的芦墟去给他找了一个奶妈。奶妈姓王，自己的孩子生下就夭折了，便把他当成亲生的儿子看待，精心呵护哺育。他从小和奶妈睡一张床，在奶妈的怀抱里长大，也就把奶妈当成了亲妈。奶妈心肝宝贝地唤他叫“阿淦”，他则亲热地称奶妈为“生妈”。
萧也牧从小就把“生妈”当作了世上最亲的人。这不只是因为他是喝“生妈”的奶长大的，还因为他出生时，四个哥哥都已结婚成家，年岁最小的姐姐，也在他两岁时就出嫁了。加上他两岁多时父亲一去世，母亲就当了家。母亲精明强干，眼看着绸缎店生意不景气，就动用积蓄，由她经手，大兴土木，盖了几十间房子，还在庭院里种上了玉兰、月季、相思花，她整天忙里忙外，根本无暇照料他。所以，他从小家里就没有一个亲人管过他。
1926年，萧也牧入湖州绉业小学读书。这是一所设备较好的小学，有几百名学生。他四哥苍梧爱好文学，与郁达夫有交往，家有书房，藏书颇多，常给地方报纸写稿，还编过一本儿童生活类的周刊。受四哥的影响，他从小爱看书，想像力丰富，能写会画，还常自编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学校作文比赛，他得了第一名。他的外甥罗召翔和他是同学，放学后常到他家玩，听他讲故事。晚上玩得晚了，他就花两角小洋雇顶轿子来，送外甥回家。小学五年级时，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驼子》的文章，写的就是一个驼背轿伕的故事。据罗召翔回忆，他在《驼子》中写道：轿伕的背为什么驼了，就是因为他十分勤劳。由此可见，虽说他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但他从小就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
1933年，萧也牧考入东吴大学第三附中读书，在全校演讲比赛中得过第二名。他在读二年级时辍学，先到湖州发电厂学当电工，后又考入杭州电业学校读书。在电厂他交了几个工人朋友，回到家里，把他们的肖像画到了自己住房的墙上。1937年春，经他在上海警署工作的大哥介绍，到浦东益中电机制造厂实习。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他由沪返乡，到湖州民教馆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画画、演讲，并参加《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的街头演出。战火逼近湖州时，家人纷纷逃难，他不随大哥逃往莫干山，也不跟姐姐逃往泗安，而是与余远、陈伯熙、蒋树淦、嵇训熙等几个年轻朋友结伴流亡，奔赴大后方。临出发前，他去向“生妈”告别，“生妈”把积攒的三十块大洋给他当盘缠，他向“生妈”磕了三个头就上路了。
他们从湖州出发，穿过浙西孝丰山区，经南昌到达长沙，在长沙与陈、蒋、嵇分手，他和余远经徐特立同志介绍，由武汉转上陇海路，到山西临汾进了民族革命大学，后转入牺盟会五台山中心区。从1938年1月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他在晋察冀先后当过《救国报》编辑、《前卫报》编辑、群众剧社演员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干事。他当年的战友陈允豪，后来曾这样记述他在抗战期间的出色表现：
1940年，也牧在五台山区《前卫报》工作期间，前卫报社除了出报以外，还编辑出版了《阿Q正传》、《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几种文艺作品的小册子。这样的文艺作品在战火纷飞的敌后根据地是多么难得呀！小册子是六十四开本，用当地土造的麻纸印刷，但封面、插画都设计绘制得很漂亮、大方。正文的字都是工工整整的蝇买小楷，是也牧同志一个字一个字地、一笔不苟地写在石印纸上的。小册子的封面、插图也都是也牧一手绘制的精心杰作。这样的多面手编辑人才，在当时敌后根据地是很少见到的。写石印书的字是十分辛苦的工作，而也牧不声不吭，细心耐心地写了一张又一张，写了一本又一本。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尚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始终贯彻了也牧同志一生的坎坷岁月。
1942年，组织上临时把他调到边区群众剧社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牧在剧团里算个能编能写的“大知识分子”了。其时他还不是党员，领导上叫剧团多照顾他。但也牧不愿对他特别的照顾，他和大家一起吃树叶，吃黑豆。当时，他的腿有点毛病，走路有点拐，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夜行军，挺进到边沿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他写墙头诗，编写壁报，还参加演戏。也牧是南方人，北方话讲不好，在演出时他都担任跑龙套角色。在一出叫做《掠夺》的活报剧中，他演一个哑巴，在敌人迫害下忍无可忍，抡起菜刀，跟鬼子拚命。这角色没有一句台词，但他演得感情真挚，十分动人。
（《怀念萧也牧》，《文汇增刊》1980年第6期）
抗战胜利后，他到晋察冀总工会的《工人报》当记者，下基层采访时与军工厂的劳模李威结识，后双方自愿结为了革命伴侣。据萧也牧外甥罗召翔说，李威的长相与他“生妈”很像，他当年之所以没有找一个知识分子作终生伴侣，很可能是因为一见到李威，就想到了勤劳能干又善良朴实的“生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萧也牧在向李威详详细细说了自己的出身、经历之后，心情沉重地说：“我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参加了革命。几十年来我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总挨整，还叫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我为了和老家划清界限，革命胜利只回过一次乡，为的是探望养我成人的‘生妈’。没想到她已经死了，我找到她的坟，在她坟头磕了三个头就回京了。以后，怕再也去不了啦。你记下我老家的地址，记下我‘生妈’老家的地址。她家是在芦墟。你将来有机会去南方，一定到她墓前代我凭吊，感谢她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我倒霉，也给你带来麻烦，我对不起你。你有机会去阜平抬头湾，去你老家，也代我问候乡亲们……”
说到此，萧也牧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李威猛然感到丈夫的这番话有些反常，问：“小武，你这是怎么啦？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在我面前哭过呀！”萧也牧抽噎着回答：“这辈子，你跟着我倒霉，我对不起你。你知道，他们对我没按好心。知识分子斗起人来，最凶！你看他们把一个个打得……这次下去，我怕不能再见你了。我一直想努力改造，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怕要落空了。我的身体怕等不到这一天。对你，我得说真话，不早点说了，将来会遗憾的。”
李威了解丈夫，更心疼丈夫。他俩一夜无眠，泣诉直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