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江晓天的编辑生涯）
在当今世界，反映一个国家文学创作水平的，主要是长篇小说。因此，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是茅盾文学奖。这一奖项，是根据茅盾先生的遗嘱，用他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的25万元稿费作为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的基金而设立的。从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评出到现在，已历时27年，但在已评出的31部长篇小说中，唯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是茅盾先生在生前看过，并予以很高评价的。当年把《李自成》初稿送给茅公看的人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江晓天。他回忆说：“《李自成》二卷初稿近八十万字。茅公一气读了两遍，还同时读了老姚抄写的七八万字的关于《〈李自成〉全书内容概要》。这对于八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患老年性黄斑盘病，一目外不见五指、一目视力为0.3的老人来说，更是超乎寻常、令人吃惊、深受感动的！《李自成》在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上，别开生面，艺术上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引起了茅公极大的兴味和热情，接连写出了三十多封长信，进行分析、点评，特别是二卷稿，从《商洛壮歌》到《河洛风云》十个单元，逐一做了详细的评析，这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时，在中青社当了27年文学编辑的江晓天，已走上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的岗位，在所有获奖长篇的责任编辑中，资历与地位这么高，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因此，从那时起，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的杰出代表。
江晓天在中国文联书记处工作时，分管文艺理论研究、报刊、出版，和编辑工作依然有联系，并曾参与《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华人民共和围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中篇小说卷》等大型丛书的编选工作，一再著文强调编辑要有“历史使命”感，“要参加艺术生产的全过程”，和创作、评论人员一起，“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人民日报》1982年9月15日）。还说：“编辑实际上是站在提倡或推动某种文学潮流的第一线的人，干系重大。我做过多年编辑、现在又开始兼做编辑的人，有所议论之处，与其说是对同行们说的，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要求。”（《光明日报》1984年4月26日）其时，他兼任刚恢复建制的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我就是在1984年经他之手，由《新观察》杂志社调到作家出版社工作的。他的这番要求，自然也就成了我后来从事图书编辑的行为准则。
尽管因江晓天当时还兼任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工作任务过于繁重，所以只在作家出版社兼了两年多总编辑，就谢辞了，但在我此后20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是一直牢记着他的教导，以他为楷模的。
“《青年文化》报的历史作用真是不朽的”
《新观察》是一本新闻性很强的文学半月刊，在我到《新观察》当编辑的4年多时间里，新闻记者出身的主编戈阳，曾一再表示要让杂志社与中国作家协会脱钩，成为隶属中国记协的名正言顺的新闻类刊物。而我却依旧钟情于文学，因此，当得知中国作协将恢复作家出版社建制，并由江晓天兼任总编辑时，我就立即去他家拜访，恳切地提出了调到他麾下工作的请求。他对我的文学志向是有所了解的。1980年，我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调出时，他是院领导小组成员，曾热情地为我顺利调入《新观察》杂志助过一臂之力。在他一口答应我调到作家出版社工作之后，郑重地向我叮嘱：“你在思想上也要有一个转换，出版社编辑工作与报刊编辑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要为国家民族积累文化财富，主要的不在于追求急功近利，一时社会轰动效应，而力求多出精品和传世之作。”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他最初就是从事新闻工作，在山东解放区创办报纸的。
2009年2月，在江晓天逝世4个多月后，我和《文艺报》原常务副总编辑李兴叶一起去看望他的遗孀李茹。李茹告诉我们，她和晓天就是在1948年他当《青年文化》报总编辑时相识、相知，相恋的。李兴叶好奇地问：“听说当年革命干部结婚有个规定，叫‘35、8、团’，晓天那时符合这规定吗？”李茹回答：“别看他当时才23岁，但他15岁参加革命，进城后就任济南团市委宣传部长，属于县团级干部，这后两项，是符合规定的呀！”
我颇感慨地说：“23岁时我和兴叶刚走出大学校门，晓天怎么年纪轻轻就当上总编辑了呢？”李茹说，当初晓天曾和她聊起过他和青年报刊结缘的故事：“那是1948年3月，他以‘蔚民’为笔名，在《新潍坊日报》上发表了两篇长篇通讯，有一篇题为《来客话济南》，登在头版左角的专栏位置，是写一批大学生从敌占区跑出来，反映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腐败、混乱的，引起了中共山东分局青委杜前的注意。8月，为了准备接管济南，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千余名各行各业的干部编成一个大队在青州集中待命，大队政委杜前已被任命为城区区委书记，晓天在去大队部卫生所看病时遇到了杜前。杜前对他说：‘马上就要接管济南了，听说三青团山东省团部有个印刷所，还办过报。你带几个干部去接收那个摊子，办张青年报。形势发展很快，新解放区的青年，尤其是大城市青年学生多，对我们了解少，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晓天推辞说：‘要我独立负责主编一张报纸，没有经验，恐怕干不了。’杜前坚持要他干，说：‘边干边学嘛！张黎群也调到青委来和我一起工作了，他是行家，让他兼任报社社长，有事可以多找他商量。你考虑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困难，咱们就说定了。’张黎群原是《新潍坊日报》总编辑，晓天曾在他手下当过一个多月的编辑，因患神经衰弱症而转到市教育局当了工作较悠闲的‘督学’。他很钦佩张黎群的才干，听到由他来兼任报社社长，他就顿感有了信心，只向杜前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批准我改个名字行不行？’”
他出生在安徽定远县西乡下靳村的一户中农家庭，父亲叫靳九如。母亲是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性格内向，平日少言寡语，一辈子共生养了8个子女，前3个都是女孩，第4胎是男孩，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儿子未满月就死了，精神上的打击过于沉重，他一出世，母亲就一滴奶水也没有。祖母只好去求邻居家的一位大婶赐给他一半奶水，把他喂养到半岁，祖母再用米面糊糊一匙一匙把他喂养到会走路。为图吉祥，祖母最初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刘元”，取谐音留住、圆满的意思。他7岁开始念书，取学了个学名叫“家保”。他对杜前说：“靳家保这名字，是上小学时父亲给我起的。姓靳的人很少，许多人不认识这个字。再说除了你和张黎群同志两位以外，到了新单位谁也不认识我，改了姓名不存在不好改口称呼的问题。”杜前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好办，你现在就写报告，我让警卫员去把组织部长叫来，当场就给你批！你想改成什么姓名啊？”这一下把他弄了个措手不及，是呀，究竟改个什么姓名好呢？他忽然想起，1946年随军北撤时，有天拂晓受阻于一条江边，当时国民党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后有追兵赶着，他们却一时找不到渡船。在人叫马嘶的危急关头，是江面上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和满天朝霞给他陡增了革命的信心，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把这一难忘的情景化作了自己的名字，脱口回答杜前：“就改叫‘江晓天’吧！”
就这样，从名叫“江晓天”那一天起，他就走向了编辑生涯。
济南解放后的第12天－－1948年10月5日，由江晓天主编的《青年文化》（周刊）就在中共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副刊版面上与广大青年读者见面了。之所以要借用《新民主报》副刊版面，是因为采通网络、印刷、发行，都尚未着落。江晓天是在济南解放后的第二天（9月25日）上午，和张黎群、邵建明、林丛、张曙光、刘敏等一起，赶到三大马路纬八路山东省三青团团部所在的黄埔大厦去接收的。到那一看，除了几十间房子，一些写字台、沙发、几张床，其它空空如也。当天晚上，他们连饭也没有吃上。他们“连续三天行军的疲劳，特别是下午路过二大马路原王耀武绥靖司令部大楼门前，刚从瓦砾堆里清出的一排50具敌人尸体散发出来的臭气，弄得人人都倒了胃口，就是有饭也吃不下。第二天上午，杜前同志派来一位刚参加工作的王明柱同志，他是本市人，情况熟悉。很快找来一位炊事员，买了锅、盆、小米、油盐、菜等，生活就算安顿下来。”（《<青年文化>报始末纪略》，《江晓天近作选》第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青年文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出了17期之后，终于通过艰苦的努力，开始以4开报纸的形式单独出版发行。江晓天后来回忆说，“一张四开报纸，每期稿件字数比原来要增加四倍以上，这倒不太不难。自己办发行的工作量大，麻烦多；校对、排版、组版也全得自己干。只有我一个当过编辑，知道铅条、字形、字号、校对符号，但是版面如何划，我也没有搞过。头一期，林丛、邵建明和我几个忙活了三天三夜。稿子发到市委的一个印文件的小印制厂，工人只会拣字、排长条，不会拼版。我带了张四开报纸，与工人师傅一起，照葫芦画瓢，费了好大劲，总算把四个版拼组起来了。报头无特号字，也无刻字工，林丛自告奋勇说：‘我来刻！临时凑合，只好由我写了‘青年文化’四个字’，林丛花了两个多小时，真的刻出来了（后来请舒同同志写了报头）。白天，大家轮流去工厂校对：夜晚，由我、林丛、邵建明值班。到了下半夜，虽然人的精神状态仍处在异常兴奋之中，不觉得困倦，但肚子饿得难耐，只好喝白开水充饥。直到第二天夜晚过去，1949年1月28日晨曦微露时，第一期《青年文化》报印出来了。我们每个人的兴奋之情，真像打了个大胜仗！拿着油墨尚浓的报纸，真好似年轻的父亲手捧着新生的婴儿，欣喜若狂！”（《江晓天近作选》第5页）
4个月后，《青年文化》报改为5日刊，从9月3日起又改为3日刊，直至1950年1月25日与《山东青年报》合并为止，共出了78期。这是新中国诞生时期的第一张青年类报纸。从第一期发行2500份，很快增长到15000份，发行范围遍及全国17个省、市和地区，从东北的齐齐哈尔，到南方的广州、香港，都有热心的订户。它虽说只是济南团市委的机关报纸，但其影响所及却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在宣传革命思想、传播文化知识上，曾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正如江晓天所说，这张报纸“一直是在革命形势和读者要求下逼出来的。是由一群年轻人（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和苦学勤钻的事业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干起来的。这些同志毫无编辑采访的经验，文化程度也不高，绝大多数是从济南吸收的高中生，从解放区来的只念过初中。大学生过往的十多人，留下的有李鹤、胥瑞、辛鸿义。好处是大家没有包袱，好学、肯钻、敢干，很快熟悉了业务，成了骨干力量。如孙静轩、钟志奇、任振荣（任远）等。我们白天外出组织活动、采访，晚上回来先碰头、交流情况，结合实际进行一小时左右的业务学习，然后各自去读（书）、写、编（稿）。星期天上午活动，只放半天假，晚上开生活会。几十个人形成了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江晓天近作选》第5-6页））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当年与钟志奇、曾志、邵建明、洪克的一张合影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3辑上刊登出来时，他还在《瞬间留下的纪念》一文中感慨地说：“我在济南只工作、生活了三年，却是一生中最充实、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李茹说起这段美好的岁月也很有意味，她是个1946年就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的初中生，进城后，到济南团市委办公室当秘书。而团市委所在地，恰恰就是她抗战前的家。她是浙江宁波人，祖父是洋“白领”，原在上海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后到这家英国公司的山东分公司主事，就把家搬到济南来了。刚到团市委时，她自感年龄尚小，根本没考虑过恋爱、结婚的事儿。但那时，就像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的故事那样，好些军人出身的大龄领导干部，都由组织上来帮着物色对象。她有点文化，长得又很漂亮，自然就会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备选人物。假如不是她一回到“家”就认识了《青年文化》年轻能干的总编辑江晓天，说不定就得“服从组织安排”，成为诸琴式的高干夫人了。
李茹说，在她眼里，高高瘦瘦的江晓天当年长得称不上英俊，但举止儒雅、气度不凡，目光里透着深邃。他工作勤奋，常常通宵达旦。他要策划每期报纸的主题、篇目、版面，还要审稿、看大样……他用“蔚民”做笔名，开辟了一个题为“青年思想修养漫话”的专栏，每期一篇，从不间断。他们把这张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后来他的专栏文章被香港求实出版社选中，将其结集出书，并寄来数目不菲的稿酬。可惜“文革”受批斗时，怕扯上“海外关系”，无奈将书付之一炬。当时，他经常到大、中学校去做报告，宣传共产党的宗旨、政策，为新区青年答疑解惑。他思维敏捷，极富口才，讲话又联系实际，很受学生欢迎。他生活严谨、有条理，衣着整洁，经常穿着洗得白亮亮的衬衫，宿舍床铺打理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连女同志都不敢轻易去坐。他称得上是当时山东省年轻团干部中的一名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