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茹还说到，尽管江晓天当时工作繁忙，但总喜欢抽时间和团市委的一帮小青年凑在一块儿聊天。大家钦佩他过人的学识和记忆力，觉得他挺风趣，和他聊天总能得到一些教益。他写得一手漂亮、潇洒的行书小楷，大家都以为他出身书香门第。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他其实生长在贫困、落后的农村，11岁时父亲被下乡扫荡的日本兵枪杀，小时是个放牛娃，后来断断续续、跳班跨级读过不到六年书，最高学历是初中二年级。但他勤奋好学，村里的私塾先生发现“孺子可教”，曾教他读过一点四书五经，传授他一些练习毛笔字的基本要领。他利用干农活间歇背诵古诗，在沙土地上用树枝练字。他说，他的字，他的文化知识主要是参加革命队伍后自学而来。当年农村无书，入伍后在行军途中经过地主老财家，就抄几本书带上，抓到什么读什么，甚至连集市上包东西的旧报纸、杂志都不放过。在战争年代，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小字典、一枝毛笔、一瓶墨水是不忍舍弃的。行军休息或宿营时，别人聊天、睡觉、打扑克，他就找个安静地方读书、抄书、练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他的毛笔字就是那时靠天天抄《三国演义》练出来的。行军路上他都在练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说，可以边走边用手指在大腿侧面练笔划，琢磨字的结构，这样行军时还不会打瞌睡。他还经常说“开卷有益”，“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现在条件多好呀，要趁年轻时多读点书，广泛涉猎。记得他曾举例说，他就是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了解了万花筒般的城市，知道有柏油马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风扇、抽水马桶的，所以进城后才没闹出有些“土八路”的笑话……
说到江晓天重视读书学习时，她拿出她珍藏了近60年的江晓天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说：“那个年代，爱情是很纯真的，也很政治化、理性化。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对爱情、幸福的理解。你们看，这封情书中，除了谈工作，主要就是谈学习。”
这封情书共7页，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其中，不只写到了“工作即是学习”，“即是活的学问和知识”，还详细写了“理论学习”、“文化学习”、“政策学习”和“时事政治学习”等问题，其中，有关“文化学习”，也即编辑业务学习部分，尤其吸引我的眼球：
每半月看一本（五万字上下）文艺小说，通过记日记，练习写文章。（《文艺报》，文艺理论，写作指导，标点符号，文法，修辞学，都需慢慢地学。）不要气馁，只要有决心，就可以获得成功。我的经验就是如此：十五岁初中卒业，回到家乡（解放区），十六岁参加革命工作，教书，什么都不懂，就是因为我好学，而有恒心。从来没有人帮助指教我，主要是自修。虽然，走了些弯路，但是我从不灰心。因为有了今天--不说有何成就，但尚堪告慰自己。当然，我丝毫不满足，仍在为我的未来作虚心、积极学习。
李茹告诉我，这封信是1950年江晓天和她短暂离别时他写下的。当时江晓天因劳累过度，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组织上安排他去青岛，边疗养边做些工作--担任团市委宣传部长、中共青岛市委宣传委员会委员。没过多久，1951年初，他俩就奉调来到了北京。原本是一起到《中国青年报》当编辑的。受命创办《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还正是他俩的原先的顶头上司--张黎群。同一批奉调到《中国青年报》的，还有哈尔滨团市委的陈模和刘宾雁夫妇、京津两地青年报的徐才、王士谷、丁望等能干的新闻人才。没想到江晓天临时被团中央组织部留了下来，到出版委员会去筹建中国青年出版社。江晓天考虑到编书与编报不同，仍希望去《中国青年报》。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对他说：“这里编辑部刚开始组建，你来，团中央书记蒋南翔已经同意，定了。”这样，只好让李茹一个人去《中国青年报》当了编辑。李茹说：“中青报是个青年才俊、名校新闻系大学生扎堆的地方。我13岁就从城市跑到解放区，只有初中学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时让我由行政工作岗位转到搞编辑业务，诚惶诚恐、压力极大。是晓天的鼓励、指引、帮助，使我树立起信心。他细心地帮助我制定学习规划，开列读书目录，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恶补新闻专业知识。我之所以在工作中上路较快，晓天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就在帮助李茹上路当报纸编辑之时，江晓天的社会角色骤然间也来了一个大转换：由办地方的青年类报纸，改做国家级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而他之所以能迅即转换成功，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好学”和“有恒心”。说到这里，李茹给我们看了黑龙江作家协会的门瑞瑜多年前写给江晓天的一封信：
我读了您写的“《<青年文化>报始末纪略》大作，很受感动，心情很不平静，情不自禁要给您写这封信。我原本是济南少先文工团的一个小孩，您的文章勾起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当年，我们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沐浴着党的阳光，在你们，杜前、张黎群及《青年文化》那些大同志的教导下，走向人生、走向革命的，如今我们也到了‘天命’之年，有的女同志已离休……当年您主编的《青年文化》报，它的历史作用真是不朽的。它在全国曾产生广泛影响。对于少先文工团那些孩子来说，我们的成长，当初它给我们以崭新的思想影响、知识乳汁。所以至今我还记得《青年文化》，十分亲切，感念不忘。真是久仰您的大名。秦牧同志对我说过编辑界最有学问的人是您。那时我并不知您是办《青年文化》济南团市委的。门瑞瑜是黑龙江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并出版有《秦牧研究》、《秦牧研究扎记》等专著，作为《青年文化》当年的一名小读者，事隔几十年后，从自身成长的角度，情不自禁地向江晓天诉说了这样一番感念的话，无疑是真诚的。尤其是他转述的著名作家秦牧赞赏江晓天为“编辑界最有学问的人”这句话，更令我感到，从事编辑这个行当，也只有像江晓天这样，从起步那一刻就重视刻苦学习、发愤自修，并持之以恒，才能创造“不朽的”业绩，赢得作家和读者的认可和称道。
“中青社是靠出青年文学读物起家的”
在我2007年采访江晓天时，他一开口就对我说：“中青社是靠出青年文学读物起家的，主调是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到青年出版社后编的第一本书是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别看只有七八万字，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连续不断地加印，发行量可大啦！”
江晓天接着说，他由山东调京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未正式成立，团中央组织部是把他安排在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编审部的青年读物科当科长。青年读物科编的书，当时是以青年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继《刘胡兰小传》后，他们又约丁洪、董晓华、赵寰合写了《董存瑞的故事》，请人翻译了歌颂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改写本）等，既抓出了青年出版社自己的特色，也走对了路。
我对江晓天说：“这几本书，我都看过的。我1953年考进初中，这是我最早读到的一批课外图书。”我还好奇地问：“那时候，你们怎么只编青年英雄故事，不编小说呢？”他回答：“在我到任之前，出版委员会曾约社外的人编过一套《青年文艺丛书》，刚出了4本，就有一本受到报刊公开批判，只好停了。”
有关《青年文艺丛书》停编的经过，黄伊是这样记述的：
青年出版社早期自己没有编辑部，那时我还没有到北京，也不知道委托谁编辑了一套《青年文艺丛书》。解放初期，不是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判运动，拿萧也牧开刀么？也牧的作品，还有其他两个作家的作品，都收进了《青年文艺丛书》，接连二三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了，而且调门很高。风声紧，来势猛，青年出版社在社会上的名声弄得很狼狈，有点吃不消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某作家来信，要收回版权，他的作品不让“青年”印行了。那天，我正好到秘书科，看见一位干事把那封作家的来信，交给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请示如何处理。李庚看完信，黑着脸，半天没有说话。后来，终于轻轻把信放在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他要把稿子抽走，就让他抽走吧，谁叫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呢……”主任李庚当时所说的那个“吧”字和“呢”字，以及他长长地叹息的那种口气，许多年来，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里。（《编辑的故事》第12页，金城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1953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江晓天出任文学编辑室主任后的最初几年里，也未敢组织创作小说的出版。
江晓天告诉我，中青社是按照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的指示，由青年出版社和私营的开明书店合并而成的。李茹插话说，合并之前，正是江晓天代表团中央出版委员会去同开明书店谈判的。开明书店有一批经验丰富的编辑，如叶至善、周振甫、王伯祥、张志公、覃必陶、顾均正等，后来都成了他的同事和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