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了《我们夫妇之间》后，正如秦兆阳所说，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小说中这对夫妇的原型莫非就是萧也牧自己和他的妻子？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等报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他1945年8月入党，先在晋察冀《工人报》当记者，后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他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李威，就是在张家口工作期间结为夫妻的。
李威是河北正定县人，15岁参加革命。她父亲抗战前参加了共产党，她9岁时，就开始在晚上跟着父亲出去贴标语。父亲为躲避敌人的追捕，逃往山西，再无音信。她的二哥是八路军，参军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后来，当李威在当地的烈士碑上看到二哥的名字，才知他早已牺牲了。李威家是敌占区，起始她在妇女中搞地下宣传工作，送信、贴标语，后来环境残酷，组织上见她小小年纪，家里没人依靠，又没多少文化，1938年就把她安排到兵工厂学做钳工。她在兵工厂干得很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很快入了党。在我着手写作此文时，李威已逝世近一年了。是前辈作家康濯的遗孀王勉思，最先向我提供了萧也牧、李威夫妇在晋察冀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认识吴小武夫妇，是在1946年底，那时候他们刚刚结婚，我和老康过年也结了婚，我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不久老康被周扬派到平山县柴庄村，去总结‘穷人乐’－－柴庄是一个在敌人包围中坚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模范村，演戏唱歌，进行气节教育，鼓舞斗志。那段时间，到了晚上，我经常到他们家闲坐闲谈。那时正是腊月，天寒地冻，李威常用小锅熬一锅白面疙瘩汤，没有油，只放点盐，稀稀溜溜，喝上一碗，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我们边吃边谈，才知道小武和老康一样，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两人又都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在一次反扫荡中，两人因为生病，同被坚壁到雁北敌占区。那时候提倡知识分子工农化，虽说他们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考验，自觉地改造自己，在有些人眼里还是不大被信任，但他们还是努力向工农兵学习。那年刚开春，我曾看见小武和农民一起，跳进猪圈，圈里还有冰碴子，他们把猪粪尿刨出来，扔到地面上，运到地头沤肥。小武个头高，干这又脏又累的活时，他佝偻着身子、光脚挽着裤腿的样子，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他这不是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做个好干部吗？”（《风雨故人情》第56、5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老作家芷汀（潘之汀）为纪念萧也牧逝世十周年，曾在《滇地》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亡友萧也牧》的祭文。文章一开头，就描述了1947年他第一次见到萧也牧的情景：
不速之客。裸背、赤足，肩挎背包和灰色军毯卷儿，无声无息地走进我的卧室，旁边跟着我们的总务科长。
还没有听清楚科长介绍来客的姓名，客人先给我一副奇怪的印象：高大的身材和微驼的脊背倒没什么，特别的是这个客人从头顶到脚跟，除了一条短裤衩和一双破旧的结带的小船般的纳帮布鞋遮盖了小部分皮肤之外，其余的肌肉就全部暴露在阳光下面。由于长期曝晒，皮色已呈酱紫，两个陡峭的肩膀更是油黑乌亮。他微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他观察室内陈设时，眼球黑白分明……
“这是什么人呢？”我想着，“老百姓吗？挎着军毯和公事包干什么？干部吗？怎么会是这种打扮？”
当时萧也牧在《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是革命队伍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但在潘之汀眼中，他无疑已经是完全工农化了。
那一次，萧也牧是从平汉铁路以西来到冀中新华书店所在的河北省饶阳县大尹村联系一期刊物的承印事宜的，等待刊物出版，再带回路西去。书店没有招待所，他就住在潘之汀的斗室里。他俩一见如故，朝夕相处了半个多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凡和萧也牧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会讲故事，也喜欢听他讲故事。潘之汀在回忆和萧也牧住在一起时的情景说：“夜里，我们怕引蚊子，早早熄了煤油灯。躺下聊天，他善于讲故事，讲起来生动、幽默、娓娓动听，一讲就是多半夜。准确的时间可说不清，反正那时都没有钟表。讲吧，两人还算年轻，他年近三十，我大他几岁，都还精力旺盛，我佩服他的斗争经验和艺术素养。但是他讲完故事，总一本正经地是说‘这是真事’，我却半信半疑，我说你已经构思很成熟了，可以把它写出来啦。”萧也牧告诉他，这些故事“在真实的基础上也有些虚构部分，可基本上也是现在当中存在的”，问他听了以后觉得印象如何？他回答：“很完整、动人！”后来，萧也牧讲这些故事大都写成了短篇小说，并结集为《山村纪事》出版。王勉思在《揭开一页尘封的历史》中写道：“小武搞创作不是为名利、用它作为垫脚石和敲门砖，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由于他有丰富的抗日战争的生活经历，作品情感真挚感人，生活气息浓厚，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一出来就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像主管宣传工作的乔木同志，就传出活来，说吴小武先不用写长篇巨著，就与抗战中的小故事，写一百个也很有意义。”（《风雨故人情》第58页）
1949年平、津解放后，萧也牧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后担任编辑科副科长、宣传科副科长、教材科科长。正值而立之年，他接连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和长篇小说《锻炼》，依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关于《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背景，生前曾打算写《萧也牧传》的张羽先生，在1985年1月17日采访过李威。我在张羽留下的采访纪录中看到，李威是这样讲述她和萧也牧的夫妻情谊的：
我最早在平山县的军火工厂当工人。我们厂的女工排有70多人，我当过班长、
党小组长、副排长，后来排长死了，就剩我一个人带着。1943年厂里派我到抗联去学习卫生常识，我就是在那半年多的学习中认识他的。他那时在晋察冀《工人报》当记者，他常到我们工人组来采访、聊天。他叫我们写稿子，我们文化程度不高，他一再鼓励我们，说“写吧写吧”，我还真写了一篇，他帮我改了改，在《工人报》上登出来了。记得那是一张周报，小武常来我们抗联采访、了解情况，一住就是一个星期，与我们一起开会，在同一个伙房吃饭。吃饭时他常和我聊天。他们报社离我们驻地有五十多里路，我去看过他。我那时很单纯，我俩在一起散步、聊天，都只是谈工作，从没有提过恋爱的事儿。他到了张家口，我去看他，他突然提出来，说给华北局打个报告，咱俩结婚吧！我说我还没考虑好呢！他说打了报告要一个多才能批下来呢！趁你今天在，就先打报告吧。他的好朋友王志当场就帮我俩起草报告，他改了几个字，重抄一遍，就定下来了。王志怕我有变卦，拔腿就送到华北局去了。小武对我说，你走吧，成了通知你。哪知我刚走，王志当天就把章盖回来了。那时我调到县公安局还不到一个月，工作刚刚熟悉，他就来接我去张家口结婚。
我说结婚穿什么衣裳？他说这不是吗，有棉裤、棉袄。我说连件衬衣也没有！他说等有钱了给你买两件。结婚时，床上连褥子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他个子高，盖了这头露那头……后来，我到自由市场上给他买了件白衬衫，买了条衬裤。他挺高兴，说我参加革命八九年了，都没穿过这个，这就不错啦，挺知足。他这个人心眼好，不自私。我生第一个孩子时，难产，住和平医院。产后发烧，昏昏沉沉，有十来天吃没吃饭都不知道。抗联的战友们对他说，你老婆生孩子、生病，瘦多啦，拿点营养品去让她吃吧，送给了他好些罐头、炼乳和代乳粉。他弄了个包袱皮把东西拿到了和平医院。那时住在和平医院的产妇很少，大都是伤病员。等我烧退了，想吃东西了，问他你拿来的营养品在哪？我想吃一点。结果他说我都送给伤病员吃掉了，你想吃我上机关去再给你去拿吧！当时，有一个老头要出院，天冷，没有棉衣。小武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说你穿上走吧！我说你就这么一件大衣，也没问他的姓名、地址，他要是不给你送回来，你冬天怎么过呀？那老头也不知他的姓名，只知道是个大个儿，过了几天，还真的把大衣给他送回来了。
从李威回忆的情况来看，她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萧也牧恋爱结婚，相处很融洽、和美，说明萧也牧通过艰苦的战争环境的长期锻炼，已经和劳动人民完全打成一片了。那么，革命胜利之后，进了城，是否起变化了呢？李威是这样向张羽介绍的：
进城时，他住集体宿舍，我带着孩子，也住集体宿舍。离得远，周末才见一次面。那时文艺娱乐活动少，一到周末，好些机关常举行舞会。他让我去，我抱着孩子陪他去了一次，我不会跳交际舞，后来就不愿意去了，说只能亏待你了。我们一起从晋察冀来的老战友，好几个都当上大干部了。体委李某的老婆是工农干部，同我原先是在一起工作的。李某跳交际舞时就和一个年轻的护士跳到一块去了，与老婆离了婚。还有团中央的王某、铁道部的张某，都找了个女大学生，与农村出来的老婆离了。我看不惯，就对小武直说了，问他是否也要跟我离婚？他说他从来没想过。我说北京市文联不是有个女作家常打电话约你去跳舞吗？他说，那个女作家确实对他有好感。但他自己说：“我在生活作风上是很检点的。如果我俩没有结婚的话，进城之后可能就不会挑选你了。但是，我俩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就得守住本分了。”他对那些个与工农出身的老婆离婚的战友是很了解的，也很有看法。这就是他写《我们夫妇之间》的背景。他一发现根据地来的老战友进城后就嫌弃老婆是“土老八”，不要了，就说要写一篇小说。我说你写不好就把自己写进去了。小说中的李克虽不是写他自己，但确实有不少生活素材是取自我俩共同的经历。
像萧也牧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进城之后，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之间，由于爱好、趣味的差别，在一些生活情调上产生矛盾，感情开始有了裂痕，以至闹离婚，另找新欢，这是难免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题材。萧也牧怀着一种干预生活的热情，抓住了这个题材，迅即于1949年秋写出了《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中国作家尝试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第一部作品。接着，他又于1949年冬写成了短篇小说《海河边上》（刊于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的顺利发表，对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他正直而立之年，韶光闪烁，创作火焰熊熊燃烧，写作速度大异于前。战争年代，他写一篇两千字的散文，常常要写十天半月，而《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得到广泛好评之后，他一夜之间就可写六七千字，就其产量而言，在活跃于文坛的一批知名作家中，他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1951年3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3卷第5期，刊出了一份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发布的《1950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在此表列出的老舍、孙犁、刘白羽、徐迟、贺敬之、康濯、徐光耀、马烽、何其芳等数十位作家中，数萧也牧的成绩最佳：“完成《锻炼》中篇，十万字。短篇《沙城堡》等三篇，约三万字。超额完成的有《我和老柯》、《母亲的意志》、《进攻》、《英雄沟》等四万多字。”他不是专业作家，在繁忙的《中国青年》编辑工作之余，一年之中，写出了17万字的新作，足以证明，他不愧是新中国文坛上一个充满创作活力的青年作家，前程无可限量。
萧也牧这批作品的新鲜出炉，引起的轰动效应是空前的。康濯在《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一文中曾这样提及：“据萧也牧自己告诉我，《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合起来总有一二十个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党报和团报，《海河边上》并有被地方青年团组织定为团员课本或必读书的。而且，很快被改编成了话剧或连环图画，《我们夫妇之间》被搬上了银幕，我并曾亲自听到一位进步剧作家当面对也牧同志说了这样意思的话：‘你的小说都很好，每一篇却都可以改成电影！’同时，受这些作品影响的作品出现了，表扬这些作品的文章也在不少报刊上出现了……”（《文艺报》1951年10月25日）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小说为什么会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呢？第三野战军的张惟在给《文艺报》的信中说：“过去在闽西，书少，有些作品写得干燥无味，公式化，又读了些苏联作品，因而文工队的同志盼望有新颖的富有艺术性的作品，所以读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后，大部分都满口称赞，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夫妇之间》连环画改编者李卉也说，她读了一遍不够，又读了第二遍，觉得这篇小说的题材新鲜，和一般“公式化”的文艺作品有区别，尤其是读到女的打好毛背心以后附寄的一封短信，以及后来从吵吵闹闹中“破镜重圆”的那两段，居然被那种感情所陶醉了。上海的一位知名导演对萧也牧的作品更是赞不绝口，认为他的每篇小说都有吸引人的新故事、新人物，都可以立即搬上银幕。因此，继郑君里编导了影片《我们夫妇之间》之后，又有电影厂将《锻炼》列入了拍摄计划……完全可以说，《我们夫间之间》的出现，是我国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后最先温暖读者心田的一股清新的风，它也像是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告示中国文坛正将开创一个反映新生活、塑造新典型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