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露菲给李茹的这封信，我立即想起，晓天不只是经常去看望逆境中的周扬，还在周扬一病不起之后，为周扬出了两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周扬近作》。
记得是1983年冬，得知晓天将兼任恢复建制的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后，我和《新观察》编辑部主任张凤珠一起去他家，向他表达调往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急切愿望。他说，对你们俩我都了解，欢迎你们来一起创业。不过，你们都是办杂志的，没有搞过图书出版，还得调几个有图书出版经验的老编辑来才能开张。张凤珠向他提议可调她当年在文讲所的同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龙世煇，我则建议不妨先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可以叫《中国作家》，为出版社树起一面旗帜，吸引和团结一批作家。张凤珠和我的这两个建议他都采纳了，只是因为《新观察》主编戈扬不肯放我走，致使我比张凤珠、龙世煇晚到了半年。1984年8月，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时，《中国作家》编辑部已有了三四个编辑，而图书编辑部还空无一人。然而，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即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面世了。谁当的责任编辑呢？一问，才知是总编辑江晓天在社外特聘的吴泰昌。
泰昌兄近日告诉我，1959年北大中文系55级同学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等书将完成时，系主任杨晦教授有天曾突然布置陈素琰、赖林嵩和他等同学一项任务，协助周扬同志修订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但到1962年夏天，不知什么原因，书稿按周扬同志的意见整理好后，就从此没有下文。1983年，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时，因兼任社长的张僖和江晓天曾想将他调去任副总编，所以他偶有机会参与商议作家出版社最初的选题计划。有次他向江晓天谈起周扬的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修订本，并告诉晓天当年就是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并指定由袁榴庄当责编，请晓天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征询周扬意见。不久，晓天就告诉他，周扬同意了，让他负责此事并直接找周扬面谈。这样他就去见了周扬。那天周扬情绪很好，对他说：“我查了，原来你们整理的书稿文革中已损失，这次只好麻烦你重起炉灶。”关于书的修订，周扬讲了几点：“一、每辑的提要不写了；二、译文要用权威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面可以重新设计；四、修订本他不准备重写序言，用原来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内容不动。”周扬强调说：“这本书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编纂的。序言1944年4月1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毛主席看后肯定过。”事隔几年，他才得知毛主席在看了这篇序言后给周扬的信中说到：“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明我们今天的文艺方针是正确的，这点很有益处。”（《毛泽东书信选集》228页）至于序言中提到的人，周扬说：“有的后来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也不动了，那是历史，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后来，因冯牧不放他走，他只好在文艺报的工作之余来完成这本书的修订工作。1984年春节过后，他将代作家出版社拟的《出版说明》和书的封面设计图送给周扬审定。周扬当场看了《出版说明》，改动了个别字句，封面也认可了，并将1944年初版书上的序言作了个别词语改动的一份复印稿给了他。1984年10月，样书出来了，第一次印了12000册。他将样书送给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周扬匆匆翻看了书的版权页，颇有感触地说：“这个修订本磨难多年，终于出来了，印数还不少，谢谢你们。”
近日，我从书橱中找出了这本1984年我社再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重读周扬写于1944年3月的《序言》，发现最后一句话是：“对在校阅和翻译上曾为本书出力的陈伯达、乔木、曹葆华诸同志，我于此一并致谢。”仔细体味周扬对泰昌说的“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那句话，就更觉这本书在《序言》不作改动的情况下再版的深意了。
周扬对泰昌说，《序言》中提到的人，有的后来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显然不只是单指陈伯达，而且也包括胡乔木。众所周知，周扬和胡乔木，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在党内齐名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赏和器重的大“笔杆子”。由于时代的局限，周扬身上长时间地套着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致使他在建国后的17年里，宣传过“左”的理论，执行过“左”的政策，甚至整过人。但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复出后的周扬，却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过错有了醒悟。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当时所作的反思，是深刻的、彻底的。他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不但获得了文艺界人士广泛的理解和尊敬，而且这反思也使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充满了勇气，写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等敢于突破理论禁区、大胆探求真理的重头文章。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转变，引起昔日战友、此时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的不满。1984年1月，胡乔木发表了一篇公开批判他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长文，并由此引发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冷不防周扬又一次被击倒了。1984年9月，心情抑郁、痛苦的周扬在广州摔了一跤，很快住进北京医院，诊断为患无法治愈的脑软化症。就在周扬这样最危难时刻，经江晓天签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只是在精神上给予周扬一种强有力支持和抚慰，而且也借此向世人证明，周扬在传播、探索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历史性贡献，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否定不了的。江晓天选择周扬编的这本书作为作家出版社新时期打出的第一炮，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果敢之举，他为了护卫他所崇敬的周扬同志的声誉，连胡乔木这样当政的大人物也敢得罪，真的是豁出去了。
继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之后，1985年6月，又经江晓天拍板，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顾骧编选的《周扬近作》。关于这本书的编选，顾骧先生在接受学者徐庆全的采访时说：“编这本书也是在这一年1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周扬同志第一次报病危，人们试探中央能否公开为周扬平反？以最高领导人去医院探视的方式？难以做到。习仲勋同志告，经请示耀邦同志，可以采取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遭批判的文章再次公开发表的方法以达此目的。如何公开发表不显得太突兀？于是有了编一本周扬同志近作选集出版，将‘探讨’文章收进丢的想法。苏灵扬同志、张光年同志找我商量，希望我能担当这一任务。此事，我责无旁贷。大约花了两周时间，突击完成了收集材料、选编、校订、文字整理工作，编出一本选集来，交作家出版社出版。”徐庆全问：“鲁迅在编辑瞿秋白遗文时曾经说过，手中揑着亡友的遗稿好比捏着一团火。不知当时你是否有这样的心态？”顾骧回答：“周扬同志虽然还在世，但是我抢在他生前将这本书出版，也有类似手中捏着一团火的心情。”（《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第152-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我想，江晓天在承接这部书稿出版任务时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谈到江晓天一生豁达、豪爽，乐于广交朋友时，李茹说：“晓天从不趋炎附势。对一般人，谁有困难了，被贬了，落难了，他往往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情和帮助。常常是哪个朋友红了，成名了，升官了，他反而不登门了，不主动联系了。他常对我们说：‘不必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的好’。”无疑，他在兼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期间，斗胆为又一次落难的周扬精心出版这两本书，就是雪中送炭，让周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感受到了火一般温暖的可贵友情。
其实，江晓天与周扬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从1978年春天第一次看到他，听他在文联全委扩大会上公开地、坦然地自我剖析，并一再地对17年中因与他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处分的同志道歉，就对他的坦荡襟怀和磊落气度产生了由衷的尊敬。到1980年5月，听他在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上讲到“文学期刊的编辑不但要做个哨兵，还要做个勘察员”，“更重要是园丁的作用”时，做过多年编辑工作的江晓天，觉得“他用这言简意赅而又高度概括的两句话，全面地表述的宣传部门、文学期刊、出版编辑的基本职责，大有顿开茅塞之感，印象特别深刻。”（《大师风范永存》，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第48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而周扬，对他也很是赏识。他在接受徐庆全的采访时回忆：“我在1977年到1981年，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化艺术研究院领导小组成员。1981年，贺敬之同志到中宣部，想把我们研究室的几个人调到中宣部，而任文化部代部长的周巍峙同志，却不想放我们走。周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想把我们调到文联去，成立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但当时文联没有编制，文化部又不同意我们带编制过来。周扬同志找到胡耀邦同志，要了48个编制，把我们政策研究室的30个人都调到了文联，成立了文艺理论研究室，由我担任主任。”“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前后五年多时间，经常聆听他的教诲，深受诸多教益。对我影响最深、教育最大的，是对人对事的宽容态度，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1983年前后，作家戴厚英出版了长篇小说《人啊，人》，引起了争议，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本小说有很严重的问题，报刊上也有批评文章。有一次，我到周扬那里去，周扬问我：现在对《人啊，人》有些议论，有人向我说了小说的问题，我没有时间把小说看完，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正好把这本小说看完了，我对周扬谈了我的意见。我说，我也是当了很多年的老编辑了，我认为这本小说写得不错，‘六同学聚会’这一章写的尤其精彩。这本小说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是不应该进行批判的。周扬同意我的意见，对我说，问题不是一本小说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待艺术创新的问题。我们对文学上的创新的东西，一定要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要对什么都一棍子打死。”（《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第189-191页）
露菲在2008年11目27日给李茹的信中还提到：“在周扬同志还在领导文艺界时，曾与晓天谈过，要他担任文联党组领导人，而晓天谦虚的谢辞了。他提出了另外的同志担任这一职务。他是谦让再谦让，不像有的人为了当官儿苦心钻营往上爬。这样谦让的事情，如没有磊落的品德，如没有一心一意为人民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一定是顺竿往上爬……”据李茹介绍，晓天回家曾说过这样事情，记得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人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的品格比权位更加重要。”他从不争名利、地位，一直只把自己当作一个老编辑。就是在离休后，他也没有真正闲下来，仍然经常应邀为熟悉的、不熟悉的、年轻的、年老的作家朋友义务看稿，其认真程度不减当年，只要与作家朋友一谈起稿子，他两眼就放光……他平时不上街、不逛公园、不去商场、不串门，为人看稿、改稿、发现好稿成为他晚年最大的乐趣。
重读《周扬近作》，我在《站好岗哨当好园丁》一文中，看到有这样一段倍感亲切的话：最后是对编辑人员的希望。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为他人作嫁裳的服务精神，要有使别人名扬四海，而自己却默默无闻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作品原稿是编辑阅读过、挑选过、甚至修改润色过的。他们付出了劳动，他们为党和国家发现和培养了人才，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的。他们是在百花园中辛勤劳动的园丁。我们要尊师，也要尊编辑，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师。当然，提倡尊重编辑，首先编辑也要尊重作家。（《周扬近作》第143页）
周扬的这篇文章，就是他1980年5月5日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上的讲话。江晓天当年亲耳聆听时，就“大有顿开茅塞之感，印象特别深刻”。而当我在采写完江晓天的编辑生涯之后，就觉得周扬对编辑人员所提出的希望，江晓天从办《青年文化》报，到出版《周扬近作》的成功实践，证实他是模范地做到了。他不愧是一个一生都做作家好朋友的“在百花园中辛勤劳动的园丁”，一个值得我们景仰和缅怀的老一辈编辑家、出版家。
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