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高中和上大学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旗飘飘》丛刊是同学们最喜爱的课外读物。由此它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位名叫赵亚山的读者就曾满怀深情地在2001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上说：“一晃40年过去，《红旗飘飘》是我最心爱的藏书之一。我从乡下来到省城，又在省城先后搬家9次，多少回精简淘汰家什，我都舍不得《红旗飘飘》离开我，尽管它纸张发黄变脆。我从中畅饮信念的甘泉，缅怀千百万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崇拜浴血奋战戎马沙场为民族立下战功的将军们，敬佩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今又领导人民迈进改革开放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红岩》，就是在刊登于《红旗飘飘》第6集上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但去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是根据《红旗飘飘》第17集上庞智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改编的，却鲜为人知。为此，我前不久特意去采访了《红旗飘飘》停刊前的负责人毕方。
毕方今年已77岁高龄，为照料患病的老伴钟涛，已搁笔多年。但她仍反应灵敏，记忆清晰。告诉我说：“《红旗飘飘》创刊时仅三个半人。即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传记组的三个编辑：张羽、黄伊和王扶。另半个是分管该刊的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萧也牧被错划为右派后，由新来的编辑室副主任章学新分管，安排刘平当了传记组组长，刘平下乡劳动锻炼时，才临时调我去当了《红旗飘飘》的负责人。”
提起萧也牧，毕方很有些激动，说：“萧也牧是个好编辑，更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你想想，全国有成千上万种刊物，没有一个刊名中带有动词的，唯有《红旗飘飘》，一个‘飘’字不够，‘飘飘’，多形象，多生动呀！这个特别有个性、有诗意的刊名，就是萧也牧起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作为《红旗飘飘》的一个老读者，我对萧也牧也更增添了一分敬意。我问毕方，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红旗飘飘》，为什么不是期刊，而是不定期的丛刊呢？她就向我说起了《红旗飘飘》创刊经过－－
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靠英雄人物传记故事起家的。从1951年到1957年，文学编辑室执行团中央关于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好的作用。为了加强这类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56年，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后，文学编辑室分成了四个组，其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传记组，来编辑出版为群众所欢迎的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传记小说和老一代的革命回忆录。
张羽1921年生，时为35岁；黄伊1929年生，时为27岁；王扶1938年生，时为18岁。他们仨朝气蓬勃，热情似火，传记组一成立，就立即向全国撒开大网，搜集材料，拟订选题，物色作者，开展组稿工作。为了多出作品，他们不是坐在家里等吃现成饭，而是走出去展开活动，同新老作家广泛接触。这样，依靠社会力量，获得了大量线索，拟订了一个可观的选题计划，列名立传或宣传事迹者达百多人，包括秋瑾、孙中山、廖仲凯、李大钊、毛泽东、朱德、瞿秋白、蔡和森、闻一多、聂耳、陈赓、江竹筠、吉鸿昌、柳直荀、恽代英……并且都已物色了作者。但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他们陆续收到的稿件中，达到出版水平的成部头稿件却寥寥无几。
一天，很想为青年读者干一番事业的黄伊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着张羽的面发起了牢骚：“阁下在首届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前后，公刘呀，白桦呀，流沙河、梁上泉等人的诗集，出了一本又一本。而我呢，三天两头跟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要稿子，终于争来《高玉宝》、《我们播种爱情》和《红日》……多热闹呀！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有，寂寞呀寂寞。幸好江晓天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去了，否则不挨剋才怪呢！”沉稳的张羽劝他说：“发不出稿不能怪我们。你看，来稿不老少，可有的篇幅短，出不了单行本。有的长稿，又只是几个片断精彩，要反复修改加工才能出书。”黄伊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张羽灵机一动，想出了一好主意：“从前郭沫若他们在香港搞民主运动，抓着一个好主题就编什么丛书，我们是不是可以编一个丛刊呢？”他转过头来对王扶说：“你去请小武过来一下。”
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职务由萧也牧代理，他过来听了张羽创办一个丛刊的设想，说：“出版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读物，从来都是我们中青社的重点。你这个想法很好。”接着，他就和传记组三个编辑一起议论起了办刊宗旨和实施方案来了。在说到起什么刊名时，萧也牧说，他最近想写一个中篇，题目叫《渔船儿飘飘》。党中央的刊物叫《红旗》，我们的丛刊叫《红旗飘飘》如何？黄伊一听就拍了一下把掌：“对呀，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中央高举的‘红旗’，我们当然应该让它高高飘扬！”
萧也牧要张羽根据那天的讨论和原来的设想，起草一个计划，包括刊名、宗旨，等星期天江晓天从党校回来时同他合计合计，再去向社长朱语今请示。朱语今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参与办过《新华日报》，老行家了。1956年11月29日，在一次讨论传记组工作问题的会上，他一听萧也牧汇报的创办《红旗飘飘》丛刊的方案，就点头批准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锣密鼓的筹划，1957年5月，《红旗飘飘》第1集就问世了。
我想也是，假如不是办丛刊，而是申办一个由邮局发行的期刊，层层报批，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才能把刊号拿到手。哪能像《红旗飘飘》这样，很快就创办成功呢？正如萧也牧在《红旗飘飘》第1集《编者的话》（即发刊词）中所说：“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任何风险，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事业。读者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我们除了组织各方面的作者，写作这类读物以外，同时，我们筹办了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
可以说，《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不只是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也为编辑拓宽了用武之地，开辟了出版社的新局面。仿佛是在出版界和文学界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引万众嘱目，不胜钦羡。萧也牧是从晋察冀老解放区来的作家，熟悉革命斗争历史，他亲自为《红旗飘飘》丛刊初创时期拟定选题计划，带领编辑上门拜访、采访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热情惠稿，予以支持，单是第一集至第六集，就发行了213万册。其中的好些作品，后来成了哺育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如第2集刊登的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经发表就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多次修改完善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了至今耳熟能详的《狼牙山五壮士》；根据丛刊发表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加以扩充而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印数高达328万册……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以至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刊登领袖传记、革命回忆录为主的纪实类的杂志纷纷创刊，少说也有几十种，但至今没有一种能在发行量和影响力上超越当年的《红旗飘飘》！由此可见《红旗飘飘》丛刊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与萧也牧他们勇于开拓的精神分不开的。那是一个精诚团结、特别能战斗、又都甘于默然奉献的集体。
毕方说，那是她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集体，尤其是萧也牧，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常给年轻编辑讲课。他知识面广，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未料，他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他正在写的反映老区生活的小说《渔船儿飘飘》，自然也就泡了汤，飘无踪影。尽管已陷入逆境，但萧也牧依然忠于职守，辛勤工作。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在1958年7月22日草拟了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三位作者送来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红岩》的原名）后，江晓天、萧也牧和我都看了原稿，曾多次与作者交换意见。可以说，没有萧也牧就没有《红旗飘飘》，没有《红旗飘飘》也就不会有《红岩》这部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以至依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
“《红旗飘飘》丛刊办得那么好，后来怎么会突然停刊呢？好像也没向读者解释停刊的原因吧？”我问毕方。
毕方叹了口气，回答：“停刊是被迫的。当时不让说，也没法说。直到1999年，我不记得是那家报刊搞纪念建国50周年征文，我才写了篇文章，回忆《红旗飘飘》停刊的经过。估计是因为我的那篇征文和喜庆气氛不协调，没有被采用，我也没留底稿。现在人老了，也写不动了……”她告诉我，导致《红旗飘飘》停刊的直接原因，是1962年出版第17集刊登了庞智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