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的行为，始终伴随这个人和这个集团（阶级）生灭的一生。如此重要的行为问题，如此频繁发生的“行为”现象，却历来缺乏有人把它当成科学来研究，缺乏上升到哲学上去理解。诚如美国的行为学学者斯金纳所说：“2500多年来，我们对于精神生活以极大关注，但直到最近才做出一番努力，把人的行为作为主要事物，而不是仅仅作为副产品来研究。”
西方如此，我们中国也没有好多少。我们对于行为的理解，十分简单化，总是认为行为是由思想指导的，凡是有些人男女作风不好，偷盗、强奸、吸毒、赌博、厌世自杀……都是因为不学好，看黄色书刊、受了坏人的引诱，思想变坏了的原因造成的。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思想教育，没有教育过来，是教育的方法不对，或者没有达到一定的力度。
说这番话，我们绝不否认行为是由一个人的思想指导的这样一个几乎谁都共认的原则，但同样受着同一教育的两个人却走上了两条道路，这又应当如何解释？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国人仍试图从思想上去解释：这两个人虽然在学校受着同一教育，但社会和家庭影响不一样，出现了差异。那么，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兄弟，又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受的又是同样的家教和学校教育，又怎样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呢？我们的教育者仍是从思想上去解释。仿佛不从这里解释就不讲政治，理论哲学便都会犯错误了似的。
但人的思想也具有物质性，这是今天业已证明了的。因为人思想的活动不过是神经细胞的活动，是在神经肽的传递下才会产生行动的。这就使我们考虑到，人的行为是否有其物质的原因？而这种物质的原因是影响思想的。
1966年，美国着名精神病医生马克和埃尔文作了一个十分出名的手术，消除了一位托马斯的病人的暴力行为，但病人却从此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这次手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两位医生还被有些人称之为“心灵的杀手”。
人们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的确，如果接受做手术的是个暴力病人，而手术又十分成功而无副作用，人们可以接受。但谁能保证这种“精神外科手术”不用于不同政见者呢？如果一个有权或有势力者或者一个黑手党魁捉住了总统候选人、意见相左者，甚至大法官，将他们做了手术，变成了一个听任他们摆布的“奴隶”，岂不是这种手术就真正成了杀人的手段了吗？
记得曾有一个美国电影，描写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去过原苏联，并信仰共产主义，给政府惹起了许多麻烦，最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抓去，做了这种手术。这个人终于变成了半痴呆的没有思想的可怜人。
这就像“安乐死”一样，也许办法本身是好的，就怕被“坏和尚”把经念歪了。为了获得父母的遗产，干脆让本来不该死的父母来了个“安乐死”：名为“安乐”，实为“弑父杀母”。因为在这个金钱的力量无比大的世界里，医院的证明和法医的鉴定都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
但是，起码有一点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用改变物质的办法可以去改变思想，从而可以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
一、思想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解释
神经肽是近十几年在高等动物神经系统中发现的一种生物大分子。l975年，英国的休斯等人，从猪脑中分离出两种由5个氨基酸排列组合而成的多肽物质以后，又陆续发现脑肠肽、神经紧张肽等多种神经肽物质。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这些神经肽物质与动物的疼痛、冷热、睡眠、消化、吸收、记忆、情绪、性格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神经肽种类、功能和机制的研究，成了生物学和医学的热门课题。
在人的头脑里，能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神经肽等往来传递信息的微小媒介分子，人体白细胞是“在人体内四处流动的一小部分‘脑’，”它们也制造和释放激素，也从大脑直接接受信号，甚至还把信号送到对行为施加影响的大脑。这些信息分子是神通广大的生物化学物质，可以称为神经递质、激素、神经肽、生长因子和淋巴流动，可能有60-100种之多。
人体上的三大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思想、记忆和情感中心；内分泌系统——分泌许多激素；免疫系统——保护人体免受微生物的侵害。正是通过这些信息分子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例如关于吸毒，我们通常的解释是一种“恶习”，把它看成习惯性的东西，既然是一种“习惯”，那么应当是十分容易改变的了。其实不然。l973年，科学家珀特与所罗门·斯奈德一起工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生物学上的界标——含鸦片的感受器。他们发现鸦片、吗啡等诸如此类的毒品，要想在人身上起作用，控制人的大脑，有着一种特殊手段，与大脑某些细胞起作用。大脑的这些部分表面细胞分子，就像是“V”型槽口一样，是一个“感受器”，它们接待了鸦片，进行了结合，也发挥了麻醉作用。所以，当时间越长，这种表面细胞分子的“感受器”重新渴望和需要的时候，它就“张开大口”，向人要鸦片吸，于是人的神经就被控制，千方百计地想弄到鸦片，以满足大脑的这些分子的需要。这个人便由于这种分子的“饥饿”而难受得满地打滚。可见，戒毒之难已不仅仅是戒除人的某种“习惯”问题了。
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神经肽，它的结构是这样的：每一种分子都叠成独一无二的立体形状，像一把钥匙上独特的凹槽和凹口。故而神经肽是一种特殊的钥匙，细胞“感受器”则像是一把锁。由于这些肽和它们的感受器是情绪的生物化学物质，当两者一经结合在一起，情绪与行为就发生了。
举个例子来说，胃和肠是通过神经和“感受器”与许多肽密切地联系的，当吃饭饱胀时，一种止痛的神经肽——CCK被释放到胃肠里，它不仅命令大脑抑制食欲，而且也对身体健康起一份作用。“难怪一顿美餐以后我们会感到如此地美好。”科学家们这样感叹。
这些信息分子干得极为出色，它能够管理、调整、搬运信息，不管它是对性冲动起作用的激素，振奋心态的神经肽，或者是由免疫细胞产生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显然能使细胞沟通。而且这些化学物质交往而积累的喧声能够使我们变得活泼、欢欣甚至狂热得生起病来。
这样，像《西厢记》里张生看了崔莺莺一眼以后便得了相思病就有了物质（物理的和化学的）解释，当思念的神经肽无休止地产生并不可抑制时，相思病便毫无疑义地产生了。
根据今天的研究所得，尽管种族和传统存在着巨大差距，世界各国的人们对爱情的感觉却完全一样。情人们说自己“飘飘欲仙”，一点也不错，此时一些特别的化学物质奔流在他们的血液中。含情的对视、轻轻的触碰，甚至一丝气味都会唤醒大脑中沉睡的部分，并迅速传至每一根神经。身体的反应也是一致的：充血的肌肤，湿润的手掌，短促的呼吸，全身心的紧张。……
俄罗斯一个名叫梅奇科夫斯基的人发明了一种仪器，能测出恋爱时男女双方身心变化的情况。结果发现，陷入爱河的人，其生物节律确实与常人不同。而且男子和女子的感情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
女子在恋爱期间，身上会出现强大的生物场，并产生辐射，吸引周围的男人。这种生物场的能量很大，犹如电闪雷鸣，怪不得人们常说恋爱的男子像遭到雷击似的迷迷糊糊。恋爱中的女子会显得更加娇美，不用化妆品也会容光焕发。这是因为恋爱使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激素增多，从而使皮肤光滑，面色红润。
恋爱还可治疗慢性病。梅奇科夫斯基收集了100多人的材料，这些人在幸福的恋爱过程中，都治好了肝病、肾病、心脏病、胃溃疡等慢性病。
男子恋爱时，身心变化方式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体能上的变化。用普通的测力计即可测出恋爱男子的体力大约增强6-10公斤。一个瘦弱的男子在恋人受欺负时，也能把一个彪形大汉打翻在地。梅奇科夫斯基曾亲眼看到，一个在平时胆子很小的男子，为了博得恋人的欢心，在12楼顶沿边上走了一趟。
出现这些反应不是偶然的。热恋时血液中新出现的三种激素不可忽视，即多巴宁、新肾上腺素和PEA。尤其是第三种物质，当一个人遇到新爱慕的人时，他身体里PEA的开关就打开了。于是一个动人的微笑就呈现在脸上，一种晕眩突如其来，但是PEA的高浓度并不能长时间维持，因而炽热的爱情是短促的。
爱情还有一种另外的物质基础，一类具有镇静作用的安多芬，它是天然的止痛剂。正是在它的作用下，情人感到安全、宁静与温馨。旦失恋或配偶丧失，另一方就会感到无比忧伤。
恋爱的一种异化和变态是同性恋，今天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同性恋倾向也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找到原因。最近，美国圣地亚哥索尔克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勒范对同性恋提出爆炸性的见解：同性恋倾向可能源于生物学。勒范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同性恋男性的脑部一个细小的部分；大小不及异性恋男性的1/2。
勒范对41具死尸作了检验，分析其脑部组织。这些死尸包括16具异性恋的男子，6具异性恋女性和19具同性恋男性。勒范发现异性恋男性的脑部下丘脑的束神经细胞，比起同性恋男性和异性恋女性的大出近3倍。这个研究尽管还相当初步，但与现时有关性欲朝向的学说很吻合，即性欲受自然支配多于受教育训练支配。科学家在1978年时对灵长目动物作试验，发现当猴子的下丘脑受损，他们徒有旺盛的性能力，却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另一些研究又发现，人类双生子即使一生下来便互相分开，他们变成同性恋者的机会仍比非双生子的为高。这个发现说明双生子的同性恋倾向是由于他们脑部相似，而非简单地基于他们有相同的成长过程。
男女两性相吸的魔力，也在于它的物质性。前苏联昆虫学家德波尔把雌雄两只壁虎用力向地面一摔，即可见壁虎的两条尾巴自动脱离了身体，并能在地面上蹦跳，而且两条尾巴越跳越近，最后竟能相互靠拢而紧紧地拧在一起，成了一个“麻花”形，不用力还拉不开。但如用两只同性的壁虎，做同样的试验，则没有这样的效应。
尤其难以想象的是，取数只四脚蛇，区别雌雄，断其尾，去其皮，烘干后磨成粉末，分别灌入两根空心蜡烛中，相距30厘米放置于桌上，引火燃烧。这时，奇迹出现了：两条火苗相互吸引，逐渐靠拢，最终连成一条横伸的火线，宛如雨后彩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研究所迈伦·巴伦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说，他们已找到可能引起躁狂抑郁症的基因的大致位置。他们对有躁狂抑郁症病史的47个家庭进行了广泛研究，至少已从其中一个家庭的患者身上找到了这种基因的位置。他们获得的证据表明，这种引起躁狂抑郁症的基因位于第21对染色体中的某个特定位置上。巴伦说，尽管他们的这一发现相当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肯定。而设在费城的托巴斯·杰斐逊大学的韦德·贝雷蒂尼博士在同年6月报告说.引起躁狂抑郁症的基因位于第18对染色体中。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了我们：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这一点也不假；但思想又是物质的，很多人的行为又同样可以从其身上的基因中寻找到原因。
这一论点无疑又进一步支持了精神外科。有的医生认为，精神外科手术是成功的。史维特报告说，扣带回切术使80%的病人消除症状，并恢复工作能力。另一份报告说，80%的抑郁症病人、76%的强迫观念患者、8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过有限的白质切除术，症状得到了改善。在1970年第二次国际精神外科会议上，布朗医生指出，有些犯人年轻且有智能，但不能控制暴力行为，精神外科可以矫正这些人的行为。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医生还用精神外科来训服活动过强的儿童，使之改善其粗野的、攻击性的行为。行为的改善对儿童和父母都有利。
自从基因的研究在这两年中取得有突破性进展以后，更给医学界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既然可以用基因疗法来治疗糖尿病、肥胖症、艾滋病，以及侏儒症、厄舍氏综合症等基因残损疾病，当然也可以通过基因疗法来解决具有生物学原因引起的一些人的狂躁和暴力行为、想自杀行为和同性恋行为。
例如，美国有个着名的影星凯瑟琳·赫本，她的哥哥汤姆就是自杀而死的。汤姆的死对凯瑟琳·赫本的打击很大。但如果追究她哥哥的死因，却是今人百思不解的。l921年，老赫本夫妇让l3岁的赫本、汤姆及他们的教母玛丽·托尔同到纽约旅行。一天晚上，他们三人一起去看一部新的无声电影，在看到影片中一个人上吊的镜头时，汤姆的情绪急剧震动，他向凯瑟琳承认，这一场景使他感到“恐怖”。第二天清早，玛丽和凯瑟琳上楼去叫汤姆吃饭。敲门无人答应，凯瑟琳试图转动门把，但门从里面反锁着，她预感到不祥，奋力撞开门，觉得碰到什么东西，抬头一看，吓得她尖声大叫起来，汤姆已用撕碎的床单自缢身亡。
经过调查得知，这个家族曾有过三次自杀史——赫本博士的兄弟跳楼身亡，赫本夫人的父亲和叔叔都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第四个自杀者自杀的前一年，赫本博士曾发现他的儿子汤姆有一次在家中曾用绳子套住自己的脖子想自杀。由此可见，汤姆的自杀是在他的血液里具有自杀的遗传基因。因为像这样看了电影中的恐怖镜头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由此而想自杀的人实在是极其罕见，也许在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例子来。
人的记忆是由记忆基因来决定的。在神经细胞记忆任何信息的时候，分布在人脑各部分的某种基因就会参与工作。这是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成果。记忆神经生物学研究室负责人说，科学家很快要从研究阶段转入积极的实用阶段：促进美好的记忆，忘却不愉快的往事。预先应该用法律确定这类干涉行为允许到达的界限。该成果适用于治疗毒瘾。因为人吸毒时，脑中的记忆基因立即会投入工作。如果用某种方法封闭或者消除这些基因，毒品就只能起到止痛的作用了。
二、西方的行为理论——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社会生物学
科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差异持两种决定论的观点：一种认为行为差异是由遗传决定的，不受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另一种认为遗传虽然对人类行为施加一定限制，但仍有改变的充分余地，通过环境来调整和教育可以改变人类行为，所以行为的差异归根结蒂是环境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