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采访的摄影名作作者中，有两位不是摄影家。一个是拍摄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外交官孙一先，另一位是拍摄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员侯生福。
以专业摄影的眼光看，这张照片在技术、技巧方面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甚至连清晰度都有问题。这张照片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人征服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证明。
如果说登山是个险峻的事业，那这张照片就是这个事业里程碑式的徽章。
这张照片是1975年拍摄的，其实早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就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峰，但那时缺乏经验，登顶时是在夜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致使国际上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次壮举。回忆当时的情景，侯生福讲：
山上都是冰雪，而且风很大，风速甚至可达每秒60多米，而12级台风才每秒30多米。常有登山者被刮得无影无踪。山上还缺氧气。一般讲，3000米以上人就有反应，头痛呕吐没力气，胸闷腿软失记忆，直至死亡。有的运动员往8000米高峰运送氧气瓶，结果到了地方后又原样运了回来，这就是因为失忆。
珠峰不是平地，而是峭壁千仞，冰川纵横，不时还有雪崩，风雪来时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用绳子互相连接起来。四五个人一组时，有一个人掉下去其他人还可以拉上来，而要是半数以上的人掉下去就惨了。
1983年，《陕西日报》的记者张东看到了昔日的登山英雄如今却在一个县体委的传达室看门，就写了个内参给省领导。很快就有了回音，侯生福被提为县政协副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一直到1999年退休，再也没变化。如今他的住房仍然是50多平米，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媳也已下岗，儿子因患心脏病花了不少钱。当年他们登山成功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隆重接见，包括华国锋、邓小平等，那是1975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处于重病折磨下，没能接见他们，许多队员都哭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没病的话一定会见我们的！”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1786年。法国科学家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凡能登上勃朗峰之巅或提供线索者，重金奖赏。那时的登山纪录是4810米。此后，纪录被不断地刷新。1950年，英国人从南坡登上了珠峰，到1960年，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已经被各国登山者征服，而登山者的名单中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第14座山峰就是在中国境内的西藏聂拉木县的希夏邦玛峰。此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但是也下了决心要接受挑战。
我是1939年出生的，祖籍陕西洛川县。1958年入了伍，1959年被派到西藏去参加平叛，一年以后我就被选进西藏登山营。营部叫我去，问我想不想登上珠穆朗玛峰？我说想。他们又问登山很危险很辛苦，还有牺牲的可能性，你怕不怕？我说当战士就要不怕牺牲，为国争光，只要能登上珠峰，死而无憾！我们那个团只有我一个人被选上。我们一共有50多个队员，三分之二汉族，三分之一是藏族。营长告诉我们：西藏登山营的任务主要是挑选后备人才，建立队伍，培养高水平运动员。
当时的背景是，为适应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考虑要在外省市建立一批基地，为中国登山运动和世界探险登山作出贡献。而西藏独特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登山营成立的那个周末，西藏军区和体委的领导来看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饭菜并不常见。
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就是顿顿水煮土豆干白菜，而同期拉萨市民每月只供应二两肉。管给养的人天天找吃的，但是大家都困难啊。这样的伙食别说登山，就是温饱也马马虎虎。
登山营里有男有女，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却十分快乐，我们还种菜，我种的大葱每根重达一斤多，是队里的冠军，这是登珠峰前的一项“纪录”。后来登山营从120多人减到50多人，再后又减到了40多人，我总是被留了下来。我们自己种地，盖房子，训练，再苦再累不怕，就怕吃不饱。
1965年，我成为西藏登山营的教练，但我还没登珠峰呢。虽然没登，训练却是大量的艰苦的。每天负重跑步，攀登，打绳结，用冰镐，练摄影技术，观气象，学医务知识……总之，既像运动员，又像科学家，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希夏邦玛峰，许竞等10人征服了希夏邦玛峰，尼玛扎西用冰镐在峰顶上挖了个小坑，把毛主席像和国旗、顶峰签名等放在了里面，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我被授予了一级登山运动员荣誉奖章。那个宴会厅太大了，2000人的宴会，我一晚上睡不着，咱一个贫苦农民之子，仅仅做出这么一点成绩，国家就对咱这么好，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热血报效国家。回到家，我跟家里人说，他们都不信：哪有万人大会堂，2000人宴会厅？其实是5000人的宴会厅！
有了登希夏邦玛峰的成功，就有了登珠峰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登珠峰的各项工作就进入实质阶段了。我们的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作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珠峰冲刺。
当1967年侯生福们扛着行李到国家体委报到时，眼前却是一片片大字报。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干们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计划早没人提了。营房里一片萧条，训练场杂草丛生，没有歌声，没有运动员伙食。怎么办？侯生福他们就自力更生，发挥早先的种地种菜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用掰手腕来练手劲，用抱石头来代替负重行军。
这样的生活情景一直到1972年集训开始。而在1973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了，真正的合适年龄应该在30岁以内。经过国家体委上报国务院批准，登顶的时间定为1975年。
珠峰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南面的热带暖气流被挡在了珠峰南侧，北南相差很大。从北面登顶难度大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从北坡登上。这几个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难度也是世界第一。1975年时侯生福已经是36岁的人了。即使是从事最轻松的体育项目，这个年龄也没有多大优势了。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国珠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有133人参加，目标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作适应性锻炼，完成运输任务。我这时已经是教练了，在登山队，很多人既是教练又是队员，教练尤其要走在前面。这一次的行军有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当时他只有32岁，刚结婚40多天。由于他殉难的地方离大本营较近，指挥部就想法用牦牛把他的遗体运了下来，掩埋在冰雪中。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许多登山队员是“死不见尸”的。
天气骤变。天天有风雪，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我们只好在7000米处待命。队员们很多人都冻伤了，自然减员很大。风雪中的几天真难过啊，总算听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气。指挥部重新组织了人马，我被安排到侦察修路组。这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验人的位置。这个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时，只剩下5个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痔疮犯了。肠子也出来了，肛也脱了，我疼得要死。指挥部把我用牦牛送下山，到八一医院治疗。这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遇难的消息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中国队第二次突击登顶的计划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5月16日早晨，我拖着还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队。
侯生福的身体还不行，但意志坚强。他不仅成了登山的主力，而且身兼多职，其中一项是硬指标：拍三部电影。一个是攀登的纪录片，二是以大自然为主的风光纪录片，三是一部科教片。由于世界之巅的任何资料都具有宝贵价值，而科学家们又很难上去，所以登山队就必须肩负这样的任务，把看到的东西全部拍下来。而此前侯生福就接受过这种摄影技术的训练，可以熟练地使用电影机。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摄则是另一回事了。想一想，一个人又要登山，还要拍摄，还要当半个科学家，真个是人类的极限。从此，一个报话机，一个美国产的保来克斯电影机就成了他贴身的装备。
我压力很大，出发前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又是讲意义，又是提供物质保障这样一次登山的花费是巨大的，据说每次登山的费用大体相当于办一次全运会。电影机上有三个镜头，可以旋转的那种。用手摇的方式上弦，没有电池。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把另外两个镜头给封住了，只用一个标准头。我还背了4盘彩色胶片。登上去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到了顶上风特大，根本站不住脚，我就用冰镐扎在冰上，把电影机挂在上面，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冻得直哆嗦，为了拍好，我干脆把手套摘了，这样手感会好点。回去休息时我再按自己的办法按摩才能恢复。
终于登顶了！这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我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向大本营报告：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大本营激动焦急地问：一号，一号，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说：是、是、是，我们9个人，都上去了！
顶上是个馒头状的地形，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第一排的人能看到全身，后面的人就被挡住了。拿电影机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拍，许多画面中没有我。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我们在上面呆了70多分钟，这是很不容易的。登山的人们知道，每一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性。我一直拍，也不知拍了多少，下了山他们一检查才发现只剩20来尺了。
那时候，顶不住了就朗诵毛主席语录，每个帐篷上都刷着一两条毛主席语录。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更有效。登上去后我们9个人全都抱在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先用汉语喊，然后用藏语喊。而山下大本营里也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急着给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我们不光是登顶，还要拍摄，还要测量珠峰的高度。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金属觇标就是我们带上去的。从海平面一直测量到珠峰，得到了最精确的数字：珠峰高8848.13米。这个数字要由联合国高程委员会确认，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成为最权威的数字。换句话说，世界第一高度是由中国登山队得到的。
按照计划，我还要给潘多做“超海拔状态下的人体心电遥测”。缺氧和风雪使潘多呼吸急促，身体不停地抖动，没法测。潘多不愧是女中豪杰，她坚持在雪地上躺了7分钟，设法镇静下来，从此产生了世界上最高海拔的人类心电图。
其他队员们分头去照相，采集各种样品，还要给毛主席带一块“地球之巅之石”，重一公斤左右。
这里还要提一笔：在这最艰苦的时刻，登山队党委批准了潘多的入党申请。因为事先有所透露，登山突击队作了点准备，寒风中，两名队员在帐篷边展开了一面鲜红的党旗，潘多握紧拳头，举行了简短的宣誓。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合，这种安排是刻意的。
我们经常提到“火线入党”，但恐怕很少有人体会到“冰山入党”吧。
体育看似简单，实际上它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征服了世界之巅，就征服了无数人的心，那种快乐和幸福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传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1975年6月28日，登山队进京受到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为了庆贺这事，中央领导先后6次接见了我们。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登山弱国了。在地球之巅有五星红旗在飘扬，有中国人树立的红色觇标在那里无声地证明着一切。而所有这些元素，对许多人来讲，就凝聚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了。
这张照片是从电影胶片上的一个小格复制下来的，电影片面积小，放大后自然不尽人意，但是纪录片却很精彩。得知登山队在珠峰停留了70分钟，周总理指示要把纪录片也制成70分钟长。如今这些纪录片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拷贝。侯生福自己也留了一份光盘，这是他永久的纪念，会让他时时想起那些岁月，那些留在冰雪里的战友。当年还出版了一本画册《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很多年过去了，侯生福珍藏着这幅照片，里面没有他自己。他至今还保留着登山鞋、金属手杖和珍贵的纪念奖章。他把这些视为宝物，经常拿出来看看擦擦，出门时还要带在身上。没想到小偷也“喜欢”这包东西。有一次他出差到北京，回去的时候路过延安，坐三轮车的时候被小偷掏了包。大惊失色的他赶快报了案。结果没想到，小偷又把这些扔到了延安体育场里。一个老干部晨练时发现，交到了派出所，宝贝失而复得。从此他再也不敢带在身上了。1999年，60岁的侯生福退休在家，身体依然很好，而许多人登山后有失忆、出现幻觉、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等现象。
我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拍到了世界上“最高”的照片，当我在陕西洛川县体委看大门的时候，我以为从此就这样了。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荣誉，还让我当县政协副主席，我不是摄影家，但是在2003年还给我发了“CCTV中国体育人物摄影大赛特别奖”。这一张小小的照片，不仅进入了中国摄影史，还让我时时想起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想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让我想起了中国登山事业不寻常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