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如是说--
1949年的春天，我刚满17岁的时候，第一次见了那么多世面。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到了省城济南，第一次进了京城北平，第一次见到了领袖毛主席。这么多第一次，留在难忘的全国解放的第一个春天里。
我父亲苗得雨在他的散文《在第一个春天里》，写了他作为一名解放区的“孩子诗人”，第一次离开家门走向外面世界的激情--
1949年的春天，我刚满17岁的时候，第一次见了那么多世面。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到了省城济南，第一次进了京城北平，第一次见到了领袖毛主席。这么多第一次，留在难忘的全国解放的第一个春天里。那年3月，我从家乡沂南起身，去北平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以前从未出过家门50里，这一下子驾云似的飞向千里之外。沂南县的代表，有地委青年干部李兴法，业余歌手李桂棠等。从县委驻地南寨到临沂的百里路程，李桂棠不停地给大家唱歌。
1945年，县里组织农村剧团去前线慰问，我们差点去了临沂。那久听老人们说起的沂州府，这一次见到了。临沂东临沂河，就是我们家乡村边那条河，经过120多里的路程流到了这里。看到沂河那一刹我在想，若在家乡的河面放上个什么物件，说不定隔一天就会在这里的水面上捞到。抗战胜利，这里一度是我党山东首府。国民党占领后，由此开始进攻山东腹地沂蒙山区。我们放弃临沂是为了张网捕到大鱼，不久我们就消灭了李仙洲的5万人马和张灵甫的74师。此时，这山东的“南部大城市”已处处欢声笑语。我们在区党委招待所住下，我顾不上休息，就从东街跑到西街，从城北转到城南，四处看景。晚上，我们看了鲁中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演出的歌剧《刘胡兰》。看台下有部队和地方机关各单位的干部。报社的同志正坐在我们后面。我向他们打听我那些多年通信却未曾见过面的老师，有的在驻地城北大曲沂没能来，有的上前线去了，帮助我最多的牛玉华同志去北京开全国第一次妇代会了。
鲁中南地区参加全国会议的青年团代表共有23位。有各级青年干部和各条战线上的优秀青年代表。一路上，相识互述，非常亲密。宋诚德同志带队，他是区青联主任，1946年他曾步行了300里去过我的家乡为我发奖。他爱人辛颖同车去济南，想不到这位漂亮的宋大嫂，就是1944年鲁中“宣大”在我们家乡演出时，《抗属真光荣》中那个演妹妹的演员。辛颖的父亲是革命有功的济南民主人士辛葭舟。李子超、张明晓、刘毅、夏军、娄振中、汤平生几位，是我们这一行中的活跃人物。几个人总拿夏军开玩笑，夏军正同一位姑娘谈恋爱，到了北平也似乎兼顾此事，这些有趣的玩笑也贯穿了我们北平之行的始终。李法荣、卞怀之、孙继文、刘礼等几位，和李子超是战友重逢，侃侃而谈。娄振中和纪丕福讲故事，一个诙谐有趣，一个能言善辩；一个讲工厂，一个说农村，好像好故事都发生在他们那里似的。从基层来的李春范、程永元、王宝田、耿文莲，也像我一样在旁边不眨眼地静心听。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姑娘汤平生，十五六岁，小小的个头，帽檐下短发齐在耳后，长长的军衣束着皮带，显得整齐、麻利又美丽。她声音清脆，爱唱歌，可是常常被一些大同志逗得哭。她从小就在革命阵营中，当时是鲁中南区党委机关团的负责人。
我们坐汽车去兖州，从兖州乘火车到济南。这一段是闷罐车，只边上有座。我们几个年小的就躺在行李架上。车上有穿长袍的男人，也有穿蓝旗袍、烫发、抹口红的女人。到了济南站，我转向了。出站后知道往南走，却总觉得是往东。
我们住在经一路纬二路的青年会堂。这时的泉城已经杨柳泛绿。街上熙熙攘攘，人力车奔跑，卖东西的喊叫。做泥哨卖的人，吹着简单的却是浓浓的民间风味的音调。我看了大观园，逛了新市场，游了趵突泉、大明湖。在一个剧场里第一次看了电影，名叫《白牙狼》，讲一条狗由走失到被主人找回的故事。人的动作一停一顿的，是电影初级阶段的水平。还在北洋大戏院看了京剧。
在青年会堂的西头楼上，住着省青联的两位老文艺工作者，贾霁和李根红。贾霁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像个女教师。认识了他，我才知道当年农村演的许多戏就是他写的，笔名“艾分”，我原以为那是一位女同志。他写的《王老五减租》、《吃地雷》、《参军去》、《参加主力好反攻》等等，我们都演过。我告诉他我在这些戏中扮演什么角色，有的全剧我能从头到尾背下来。他说那是工作需要，匆匆写的，倒记不得了。李根红，来自胶东文协，笔名“塞风”，我早读过他的一些诗文。在他那里，我认识了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的副刊编辑苏东同志，他对我说：“我们现在正访问你们，你也帮着采写几个人物吧。”我便先后访问了女民兵英雄侍振玉、女护士刘文桂和学习模范纪丕福。侍振玉长得像个小伙子，说话声音很高，19岁当民兵，一年多参加了92次战斗，其中一次是拔据点，她和战友一起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在一次战斗中，她把受伤的区指导员从火线上背下来，区指导员夸她比男子还勇敢。“可是，开始还不行。”小侍告诉我，她头一次参加战斗，慌慌张张地把鞋都跑掉了。女护士刘文桂，温柔，和气，大大方方。她慢慢悠悠地讲她的故事，和侍振玉相比，是另一种性格，她曾在敌人进攻的炮火中，带领12副担架冒雨转移，她爱护伤员像对待兄弟姐妹。
我们参加了省青联在驻地举行的联欢会，在贾霁的帮助下，我写了一首诗叫《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在会上朗诵：“共产党来了，晴了一个天，翻了一个地，我，一个农民的孩子，初次来到了城市……”参加会的一些青年学生围过来问这问那，有的说：“你家乡有好多高山吗？沂河挺美吧？你就在河边放牛吧？”还有的问：“你是怎么写诗的？”我说：“我是编诗歌呀！”他们笑了：“噢！你把创作说成编，不说写？”我解释说：“我觉得写是写字、抄字，诗要编了再抄……”我望着这些新相识的伙伴，品着他们不同于农村青年的风度，我想，农村小伙子的朴实，姑娘的羞羞答答是可爱的，这些城市学生大方、开朗，穿的整洁，不也是很可爱吗？
山东的青年代表，在刘导生同志的带领下起程去北京。这次我们坐的火车，有一排排的座。中间又坐了一段只有车底垫的敞车。我躺在上面，看着天上的星星，两边的树像有水冲似的向后移去。到了德州，只觉得车往回开。原来在那里换了车头。到了沧州，又换上了有座位的车。车到北京时，尽管左拐右拐，我没有转向，使我对我们首都的方向，从一开始就牢记心中。
这时的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中直各机关已经进城，党中央和毛主席还在京郊。街上无论部队、政府机关的人员一律戴着“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胸标或袖标。团代表住在王府井南口全国青联驻地的楼上。窗子靠着大街，我时常趴在窗子上向外望景。山西代表住在我们上面，我认识了闻名的《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马烽领我跑到楼顶凉台上，我这时才发现在这里可以鸟瞰北平的全貌，这京城可真大呀。宋诚德同志带我坐了一次电车，到一个地方见到了由省青联调到团中央的杨涤生、王照华同志，他俩也都戴着“军管会”的袖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