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见到报纸上大字标题《欢迎毛主席进北平》，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已进北平。这时，正是解放大军过江之前，我们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同志工作极忙。但在一天走进宴会厅坐下以后，见远处有几位军人很面熟。刘导生同志悄悄地告诉大家，那一位是罗荣桓，那一位是叶剑英，那一位是聂荣臻……
团代会4月11日至18日召开，会场是在校尉营的一个礼堂里。朱总司令与任弼时同志每天到会。我感到很幸运，现在可以天天看见多年敬仰、想念的朱总司令，不久前还在家乡和小伙伴们唱：“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国大反攻……”过去照片、画像上见的，而今就坐在面前。他身体很健壮，面庞黑黝黝的，像个庄稼汉。朴实的举止，慈祥的容貌，又像一位和蔼的老妈妈。他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词，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生产、军事知识，成为能文能武、样样精通的一代青年，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他说：我们这一代即将完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打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现在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我们把一个旧中国打垮了，你们要把一个新中国建设起来，我们这一代，还要和你们一起参加建设……总司令63岁了，声音洪亮有力，像40岁的人。1946年我们在家乡河滩上布置会场，和驻地部队一起庆祝总司令60寿辰，乡亲们祝愿他活到100岁。这次会议上代表们也兴奋地议论说，总司令能活到100岁。
一天晚上，会场上忽然群情振奋，周恩来副主席在台上出现了。他红红的面庞，风尘仆仆，满脸胡须已老长，听说他刚从前线回来。他语声朗朗、兴致盎然地给我们讲国内外大事。那天晚上，山东代表很幸运，坐在最前面。我仰头详细地看周副主席，用力在心中将他的模样记下。他讲的什么，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见，只听见台下一阵阵欢笑和热烈的掌声。他讲着讲着，扩音器出了毛病，他干脆把它拿到一边，又往台前走了几步，直接跟大家讲。这晚大家回来，久不愿睡，在兴奋地谈论着。
第二个不眠之夜，是见了毛主席。那天一早，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金灿灿的光芒照耀大地。大家穿戴整齐，集合在门口，然后坐上汽车，直往西北郊区。那里每隔不远就有警卫人员，大家知道来到了重要的地方。有人说这一带是香山，大家排成了一个圆圈，“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起，毛主席走过来了。我望见了熟悉的伟大形象。毛主席穿一件黑呢子大衣，高高的身躯，慈祥的面容，他不住地向大家点头、挥手。人们一起围上去。我幸亏个头高点，虽然没挤到最前边，却看得很清楚。毛主席几乎比所有人都高，人们都能看得见他。我又拍手，又呼喊，不知怎么好了，最怕耽误了看，连眨眼也顾不上。多年的盼望，多年的心愿，今天都实现了。我心想：看见毛主席了，是真的看见了！欢喜的泪水簌簌地往下流着，兴奋极了。中央的同志告诉大家，毛主席为大军过江的事，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但我们见他精神仍很好，似乎只是比想象中的模样瘦一点。我庆幸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是我从小在歌中唱的，是贴在家中正屋墙上天天望见的，是我多次到集市的人群中找过的，是我望着远方的山久久思念的，是与每个人的命运都连在一起，时时都想起的，这样一位伟大的亲人。1949年4月23日这天，我写了一篇散文《我见到了毛主席》。
从王府井南口到校尉营一段路，是最繁华的街面，路边摆小摊的，流动叫卖的，十分热闹。那卖破烂的连珠般地叫卖，像精彩的京剧道白。那做糖块卖的，边制作边兜售，手里动作麻利，口里唱得动听，真叫人入迷。
有一天，一位二十七八岁的老大姐来到我们住处。一介绍，原来是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师牛玉华。她参加全国妇代会刚散会，就要回山东，特地来看望我们。玉华同志是《鲁中大众》报《大众园地》版的编辑，我一开始学习写作就是得到了她的具体帮助。我们通信已经四五年了，这是第一次见面。老师发现学生已是一个青年小伙，个头比她高不少，惊讶地说：“这么高的个子呀！我怎么老是想象你是这么高的孩子？”她用手在她胸膛处比量着。她问了我家和乡亲们的情况，特别问到我的老祖母。谈到工作和创作，她严厉地批评了我，说：“一些同志反映说，你到大城市来后，有些变了，觉得农村土气了，见不到世面，羡慕大城市的马路电灯，是否被花花绿绿耀花了眼？羡慕学生，学生开通、有文化，是长处，但注意不要忘了本。有些同志批评你，你还不服气！”
玉华老师批评的原因，大约就是我在济南联欢会上朗诵的那首贾霁同志帮我修改的《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表达了进城见世面的心情，其中包括对热情而活泼的青年学生的羡慕。这首诗还没有完全、准确表达出我的心情，正准备加工修改，就朗诵了。当时我见带队的领导同志脸上出现了不悦的神色。当时我还没意识到经历了一次差点没迈过的门槛。到了北平，领导们几次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到了大城市，被花花绿绿模糊了眼睛，要警惕，不要忘本。我开始以为说的是别人，渐渐听出来是说我。因为没点出名来，我也没说什么。听说会后还打算对我有另外的安排，后来又都没有动静了。
本来见到玉华老师我高兴得有一肚子话想说，没想到还没等开口她就批评了我一通，心里很苦恼。玉华老师像拉家常说：“要防止骄傲，不然很危险。”直到几十年后，老师再次对我说起当年的事，才知道那时组织上差一点停止了对我的培养。她说：“有的同志埋怨我培养你这个典型没培养好。我有些不相信，怎么说变就变了？不可能啊！”她说是李子超同志挽回的局面。子超说：“这个小伙子，我了解。”子超同志在我们家乡县担任抗联主任多年，去我们村开辟工作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那年他也是团代会代表。他对省青联的领导刘导生和鲁中青联的领导宋诚德深谈了对我的了解与看法。玉华老师也说：“后来的一切不都已经证明了吗？母亲啊，哪有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的！”
那次见面后不久，玉华同志南下了。1949年在北平，她见到范长江同志，长江同志赞扬鲁中地区的工农通讯工作时说到我，要她将我的诗捎些去，要她总结一下当年的工作经验。她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介绍从工农通讯员到孩子诗人的苗得雨》发在《浙江日报》上。后来又写了一本书，由华东出版社出版。在书中继续提到对我的批评：“当时他确实有点觉得自命不凡，甚至有时瞧不起县区同志，经过这些不断的教育，他便逐渐变得更虚心了。”后来我也想通了，那时那点批评都受不了，也太脆弱了。
团代会结束，代表们专程去天津，看了四野特种兵团的表演。我父亲就在这个部队的医院工作，但他移防了，未能见到。回到济南，我穿着会上发的崭新军装，去新市场照了三张快相，到家后一张寄给了父亲，一张留给母亲、祖母，一张让我在村里那位最好的女友悄悄从灯后伸手拿去了。回鲁中南地区的一部分同志，到益都后搭马车南行。慢腾腾的马车，在路上走了三天，大家一路说笑。在行至离我们村还有六七里的地方，我就下车渡河，从北岭赶回家。到家时天已黑了，月光如水，槐花香气四溢。路上正遇到妹妹，一起进了家门。村中乡亲闻讯都来到我家，拥拥挤挤坐了一院子，怀着兴奋新奇的心情，听我讲进京见闻：“毛主席多高？”“他身体壮实吧？”也有的问：“坐火车啥滋味？”“你逛了金銮殿吧？是有条龙托着吧？”
祖母、母亲、妹妹、乡亲们，在那一点豆油灯光下，争着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接见我们时的照片，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