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摸黑能纺线，有月亮时以月亮代替灯光。点灯时也为了省油，在灯碗上盖一块白菜帮帮。她待客大方，好东西能留得久，客来从不慌。鲜肉、豆腐在盐坛里放着，咸鱼在门后挂着，虾皮在纸里包着，鸡蛋一个个在囤里攒着。我觉得她集民族、劳动人民与革命美德于一身，但有许多老迷信。后来却发现她是传授了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科学。我曾经不解地想，奶奶怎么有那么多禁忌？有那么多属于小孩的禁忌？她说小孩不能吃鸡头，吃了鸡头娶媳妇下雨；小孩晚上不要玩火，玩火尿床；小孩不要倒坐门槛，门神不依；小孩不要上磨台，上磨台打雷劈；小孩不要骂人，骂人烂舌头，还有人来割舌头，有个专门管割舌头的人，谁骂了人他知道，所以我从小不敢骂人；小孩赴宴席不要抢着夹菜，拿筷子不要跷手指，跷手指是骂人；小孩年五更不要打哈欠，打哈欠一年不熨帖；小孩早晨不要说梦，说了梦不吉利；小孩不要用手抓盐，抓了盐神仙不依；小男孩不要穿女孩鞋，穿了烂脚了子；还说洗脸不过四两水，过了到阴间喝脏水多；蒸发团不能进生人，进来生人“扑”得蒸不熟。细想许多是科学、智慧而不是迷信。
她还说小孩晚上不要看人落到墙上的影，看了发盲撞，是为了让孩子晚上睡觉安宁；初一十五不出门，腊月不泼水，正月初三不除灰，正月不摔东西……民间把一些自然常识和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情凝结成俗言，并赋予迷信色彩，在旧社会迷信是不可违背的东西，知识就得到传播。
抗战开始，国民党的51军、57军来了又走了。正规军不见了，又来了什么张专员的队伍，就是沂水一带有名的土顽张里元，说是抗日，兵不充足，就雇一些庄户人去充数。可能上边来了什么人要检阅，充数的人完事就回来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家听到敲门，声音很和缓。祖母问：“谁呀？”门外答道：“老大娘，开门吧，我们是八路军！”我去开了门，进来两个八路军同志，一个年老些，一个很年轻。祖母端详着那年老的就像个庄稼汉，戒备就解除了。腾了一间房子，让他们住下。那个年轻的同志老是在不住地唱，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新歌。那个年老的吵了一下：“别唱了，老大娘嫌乱得慌！”“不嫌乎！”祖母忙说，“唱得怪好听！”她原来也在听，笑眯眯的，正入神。从那以后，家乡到处有了歌声。
1943年冬，日寇还盘踞着沂河东岸几个据点，沂河西岸乡村中的各项抗日工作已经蓬蓬勃勃开展起来。鲁中老四团的队伍一直住在我们村。我家住的侦通连连部。和蔼健谈的李指导员，文静严肃的张连长，通信员小吴、小苏、小王和那些叫不上名的侦察员。住在东邻的一个同志喜欢和我们孩子玩，唱的秧歌调，一边唱一边扭。我想：真有意思，世上还有一边唱一边扭的歌。村里的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到处热气腾腾。12岁的我先当了儿童团中队长，又被推举当了村儿童团长，但几天后把这事忘了。在一次举行什么庆祝活动上，突然听司仪宣布：“第二项，欢迎主席致词！”一下子把我推上台，才猛然想起我是儿童团长啊。我真讲了，讲得还不少。过后一点也想不起讲了些什么。几年前，姥姥家公爹去世时，我作为家庭的男人代表去参加殡葬活动，但在那没讲话，只跟着做一些礼节性的动作，如怎样跪拜，奠酒，怎样不需动感情也不需真哭地噢嚎三声等等。而代表一二百名儿童团小男子汉们讲话就不一样了，那时就只知道说啊、唱啊、跳啊，好像千百年积下的快乐，一下子在我们孩子身上爆发了。
抗日小学的同学们去外村集会，至少先有一个小时的拉歌。当时我觉得第一个富有，是歌。不管是部队还是地方上的同志，到村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教歌。老四团准备去拔鬼子据点的战士，从深山里下来，放下背包就教孩子唱歌：“街滑子来不要脸，东门西门胡串串，不劳动来不生产，到老落个穷光蛋，穷光蛋！”我们一气学会了十几支歌，唱哑了喉咙，为把《扁担号子》的“咳呀呼咳”喊得响亮有力，八九岁的小伙伴们都憋红了脸。“小朋友，小朋友，大家拉着手，向前走，向前走，勇敢别后退，莫说我们年纪小，我们要做小英雄，站在最前头。”“战呀战呀，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青年的队员，朱总司令领导我们，向前，前去收复万里江山，建设自由幸福的家园……”我们从《天上有颗北斗星》的歌中知道了毛主席是在延安领导革命，从《八路军进沂蒙》中知道他们是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了山东，从《拥护主力军》、《石榴开花胭脂红》中了解了早些解放的沂蒙深山中军民并肩、血汗交流的生活。歌声对于我们党的群众发动工作，不得了。
减租减息的胜利声中，冬学开学了，每个热气腾腾的屋子里，聚满了上冬学的白胡子老头、壮年汉。他们迈着生硬的步子，极为热烈地扭秧歌，唱着“庆祝双减大胜利”。我家一位刚当了抗联主任的爷爷扭得最欢，我从来没想到他原来那样热爱文艺，不怕人瞅。我们小孩上学全都背着缝着红五星的书包。去村外开会，学队伍上的样子，在书包上用白毛巾拴上一只瓷茶缸。村头上站岗放哨，是儿童团和青年妇女的任务。我们扛着红缨枪，站在路口，盘查行人。妇女在旁边的树下纺着线，配合着。有一次我们两个儿童团员在村口站岗查路条，这天逢界湖集，东乡圣母冢村一个老实农民，让他俩有意治了一下，说：“你不像‘什么种’人--家乡都管圣母冢叫‘什么种’，‘什么种’人说话一口三个鸟，你怎么没有啊？”那人憋得直喘粗气，最后火了，嗷嗷叫起来：“鸟唔鸟，你让鸟过去，鸟就过去，你不让鸟过去，鸟就不过去，你鸟要怎么我鸟！”他俩笑得躺到地上，忘了放人过去。后来这位伙伴去了南京，我们见面每说起这事都笑鼓了肚子。我们也抓到过真的奸细。
1944年深春，在沂蒙山东麓县城驻地的军民庆胜利大会上，我们看到了山东党政军机关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出，我们这些第一次见大世面的农村少年，对那些精彩的戏剧演出和歌唱着了迷。我们回村，在学校的院子里，拉出一张张桌子，模仿着演出。不久在村民会上，我们正式登台。节目中各种角色，扮演者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女高音、男中音二部合唱，也都是我们。我刚在《亲家母顶嘴》中扮演了亲家婆，又在《咱们帮助你》中扮演了一位小姑娘，又穿上大褂，戴上礼帽，说《武老二》，忘了词，在台上现编起来，把“卖肉的”说成了“卖瓜的”，被幕后的人隔着幕布揪了回去。
为了参加全县的文艺演出比赛夺锦标，我们村编演的《参军保地》高跷剧受到好评，一个17岁的姑娘发出了誓言：“夺不来锦标不出嫁！”锦标果然夺回来，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举着迎风飘舞的锦旗，一颗颗激动的心也在天地间腾舞。我们自编自演的小歌舞剧《支援前线》，剧中一位“识字班”姑娘演出给参军的哥哥戴光荣花，唱道：“哥哥把军参，妹妹心喜欢，一朵大红花，挂在你胸前，红茸茸的真是好看，真是好看！”后来这个姑娘果然把哥哥送去参军了。有个报道剧《双喜临门》出现了一个临时增添的人物：卖糖球的老二。剧中写他说：“村长，参军的这就走吗？我这穷卖糖球的没别的意思，剩下这几串糖球就算我慰劳了吧！”大家鼓掌说：“老二慰劳参军战士，真模范！”老二突然激动地将糖球架一扔：“村长，打走鬼子再说，这个穷买卖我也不干了，给我老二戴朵红花，我也去参军！”这个扮演者，不久也真的戴上红花，离开了家乡。后来在部队做文艺工作。而抗战中活跃在沂蒙山区的那些文艺团体的同志，在干部南下时，有的担任了那些省份的地委、县委书记，那里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当年会演戏，会写诗、写报告文学、小说，在当年的《山东文化》、《大众日报》、《文化翻身》、115师《战士报》、山东纵队《前卫报》、抗大一分校《战旗报》和各区报纸副刊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