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荨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宇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着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在五四当时，陈西滢算得上是一个批评家，还以五四时期鲁迅小说已经产生的影响，陈西滢的评价并没有多少独特的发现，茅盾等人早在鲁迅小说出现之初，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鲁迅小说在挖掘中国人国民性格和艺术表现的现代性上，可称是鲁迅小说最早的知音。陈西滢则主要承认了鲁迅小说在描述“故乡”“风物”方面的价值，并把阿Q这样的典型人物与鲁智深等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做类比，对鲁迅小说的现代性意义只字未提，这样的批评并不客观。而他对鲁迅杂文的批评态度里有不屑的味道，甚至贬到了“没有一读的价值”的地步。这与鲁迅杂文在当时文坛与社会中的影响有很大距离。应当看到，陈西滢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与鲁迅通过杂文与陈论争有很大关系。甚至可以说，陈西滢与其是在肯定鲁迅小说的有趣，不如说是想借此否定鲁迅杂文的价值。
鲁迅对陈西滢的这番评价有他自己的看法，鲁迅的《华盖集》正在排校中，他认为陈西滢的这番评论是在为自己的杂文集做“反广告”。在《无花的蔷薇之三》里，鲁迅引用了陈文中“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一段话。并感叹道：“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吧。”在鲁迅看来，陈西滢评价的真正用意，其实是在为《华盖集》等杂文做“反广告”。可以看得出鲁迅对陈西滢有关《呐喊》的评论也不以为然，因为回忆”中的故乡的人和事，并且都是“皮毛”，只是把小说当成了“新闻记事般的”文章来读，这同鲁迅小说之间存在着太大距离。
1927年，陈西滢的《西滢闲话》要由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出版，在预先所作的广告中，鲁迅又被牵扯进来。这则广告是：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陈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的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做掌故又锈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
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成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鲁迅在《革“首领”》一文中，在引用了这则广告之后，特别点出广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K然，连我看了也想要去买一本。”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新月派的“首领”和“主将”们在怎样地和自己过不去。鲁迅几乎是逐一回击了对方在广告中提到的诸如“北京文艺界”、“交战”等说法，尤其是他还特别对陈西滢本人的创作做了不无讥讽的评论：“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在《辞“大义”》（发表时间比《革“首领”》早半个月）一文中，鲁迅专对这则广告进行过评论，文聿的末尾一句特具味道：“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这些言论不但是鲁迅对陈西滢有关自己的小说和杂文的评价的回应，同时也有鲁迅对陈西滢文章的态度。
陈西滢的手法特别具有文人色彩，鲁迅的反击又足见他“一个都不宽恕”的风格，时过境迁之后，这场笔墨官司留给了我们很多话埋。
李四光与鲁迅
李四光，即李仲揆，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早年曾留学日本及英国。1920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任地质系教授。
20年代中期，鲁迅和陈西滢正在进行激烈的笔战，作为一名地质学教授，李四光本来并不参与任何文学和文化活动，但因为部分社会活动而卷人到鲁陈冲突当中，成为不时被提及的人物。他与陈西滢等同为“教育界维持公理会”成员，这个会的主旨即在于声援章士钊创立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于是，在“女师大风潮”中，李四光也算是表示出立场和态度的人，尤其是在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在女师大大打出手之际，李四光却正好人在女师大，成为支持杨荫榆的“三勇士”之一。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许广平等六人，引起女师大学生的群情激愤，5月11日，学生代表前去质问声讨，杨荫榆却已潜逃离校。7月29日，女师大校内突然贴出布告，以修理校舍为名，强令学生搬出校外，又于30日夜贴出解散学牛自治会的布告。更惨烈的事情发生在8月1日早晨，这一天一大早，武装军瞥布满学校，把守教室、学生自治会、沪案后援办事处等学生必去之地。女师大处于军瞥包围之中，电话线被割断，伙食被停，交通阻断，气氛十分紧张。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李四光出场了。用学生的描述来说，是“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肖友梅李仲揆夏莲芳汹涌入校”，杨萌榆亲自指挥张贴解散四个班学生的布告，指挥军替打学生，强行拥人校长办公室。这样一种纷乱、惨烈的场面，一直闹到下午三时多，直到8月3日，军警才离校，一切生活设施，到7日才开始恢复。
李四光就这样被卷入到“女师大风潮”的风口上，成为支持杨荫榆的“勇士”之一。那么，究竟李四光是如何去到女师大，他在那里又做了点什么呢？
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是江苏无锡人，和杨荫榆同乡，时任女师大附中教师。在杨荫榆准备返回女师大之前的7月31日晚上，杨荫榆打电话给李四光，请求他第二天到校参加解决女师大问题的会议。李四光因虑及自己夫人的原因就答应了，于是第二天冒着细雨来到了女师大，却不想经历了一场闹哄哄的风潮。他因此被人称为支持杨荫榆的“三勇士”之一。李四光自己在不久后的8月22日《现代评论》上，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详述了自己前往女师大的经过。首先，李四光把自己当做是个局外人，对事件的发展并未热心过问，他把这种风潮当做是一出戏，自己前去，也是“戏剧”而已。杨荫榆迫切请求，并要用车来接，李四光虽“快快地应允”了请求，却坚持自己骑车前往。从李四光的叙述看，他先于杨荫榆进入女师大约一个小时。待他进人屋内见到杨荫榆时，才发现除自己而外并没有什么“参观”的人。在纷乱不定中，他“再三向杨先生致辞，终不得允许”。
当杨荫榆“要从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时，他目睹了军警保护下的杨阴榆沿途遭到学生的“汹涌唾骂”，“这样的戏我再不要看了”，了是他再次向杨萌榆告辞，“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
说李四光是维护杨荫榆的“勇上”，看来言过其实李四光的旁观者态度是十分明显的，他自己也曾在《观剧》一文中表白：“朋友们说，有人以我为‘杨荫榆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这些玩意。”但他对“女师大风潮”也是有态度的，至少他并不十分赞同学生的举止行为。他看到女师大学生冲着巡警“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又见杨荫榆在前往校长室的途中，学生们“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如我是个基督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可见他并不以学生们的所做所言为然。他至少保持的是一种绅士的立场和态度，从风雅的角度对学生的过激言行表示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作为“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成员，同陈西滢等对发生在教育界的许多事情有不少共同之处，也参与了对部分事宜表态的活动。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中，谈到“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名流”于12月16日在“撷英番菜馆”开会的情形。其中就有李四光，用鲁迅的表述，即是“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密切关注着女师大动态和《现代评论》言论的鲁迅，对李四光就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并没有成为李四光与鲁迅之间发生文字往来的直接原因，李四光的“经验”之文，是一个局外人的自我表白，鲁迅也不过顺口一提。引起他们之间争议的，是李四光的身份问题。这是一个与女师大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话题，然而背景却依然是女师大，而且经陈西滢的提起成为话题。
女师大的教员中，有多名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章士钊下令由女子大学取代女师大之际，就有日本人的报纸《顺天日报》发表评论，说女师大教员大多为北大教员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所以应当支持女大而反对女师大复校。但在鲁迅看来，女师大专职教员稀少，正是杨荫榆要控制学校的手段之一，因为这样“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更何况还有许多北大教授其实正是反对学生而支持校长的，如“撷英馆”席上的“名流”们。鲁迅的反驳可称是一针见血。他看到报上刊登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的演讲，说他“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又说“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任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鲁迅立刻指出了“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李四光也在座中，他的演说没有登报，很可能是出于对“兼职”说的回避而采取的策略。
鲁迅同时还提到了李四光的月薪“达到五六百元”。在1926年1月3日作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中，鲁迅再次端出了这件事，这一回是谈及陈西滢夸赞章士钊的藏书之多，又谈到了国立图书馆的情形，说梁启超和李四光出任正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又说“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可见李四光的月薪还是五六百元。
李四光到底是否属于兼职？他的月薪是否达到五六百元？这个旁枝末节的问题，居然也在论争中被数次提到。在“攻周专号”的《致志摩》一节中，陈西滢在指责鲁迅“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祺状”时，举了这个例。陈西滢的说法是，李四光应聘去任副馆可北大章程规定“教授不得兼差的”，于是李四光就向校长告假一年，假期内不支薪，而他在副馆长职位上所得薪水，也不是五六丙元，而是二百五十元。李四光本人在读过陈西滢的信后，致信徐志摩，详陈自己出任副馆长一职的经过。首先，李四光认为自己去国立图书馆供职前，曾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请过假，并有公函为证，所以鲁迅“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的称呼与事实有误；图书馆方面确曾决议，副馆长每月薪水五百元，但李四光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接受那么多，又虑及副馆长是“机关中的一部分”，自己未必水久做，所以决定只拿其中的一半，另一半捐赠图书馆专购某种书籍。当陈西滢问他每月薪水时，他答曰“二百五十元’鲁迅所谓“月薪至少五六百元”，让人“实在不敢承认”。
李四光这回并没有完全就事论事，他对鲁迅发了一通议论，“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语气中不无调侃，态度上含着不满。
李四光与鲁迅的辩论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的，但就在这封信发出去的第二天，1月31日，李四光又致信徐志摩，徐志摩连同自己的回信一同发表在了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还设制了一个特别的题目：《结束闲话，结束废话》。李四光的信件主要是要追回上一信中的第三段，认为那是一节容易引起麻烦的“闲话”，要求徐志摩删去。他还在其中谈到了对鲁、陈、周三人的印象。他说自己与陈西滢“相识有年”，“他的天才和热心我向来很佩服，可是他的那一支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至于周作人，在街上曾见过几面，厉于“我认识他，恐怕他不认识我”的情况，周作人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很温和的君子”，虽然周作人曾在文章里骂过他几句，但基于“文人都不免有那种毛病”的认识，他能够原谅，并希望有机会当面对话。对鲁迅，则是“我绝对的没有遇见”，但对鲁迅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他还进一步认为，这些人在一起争个不休，“彼此辱骂”，实际上等于是在“自杀”。他最后声明，自己从此“对于一切的笑骂决不答一辞，仅守幽畎就罢了”。
李四光并不能在就事论事之后脱身。鲁迅在《不是信》中将事实进行了自己的陈述。他认为李四光告假一年，年内不支薪，又在《晨副》上说过自己在图书馆月薪有五百元，只是有拿一半和捐一半的区别。而鲁迅认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至于薪水，他相信李四光只拿了其中的一半，“是美国那面的；中国的这一半，真说不定要推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鲁迅这里有一层意思，是指国立图书馆由美国的赔款兴建，馆长的薪水由美国和中国两部分组成。美国的那部分能保证，中国的这一半，就在无限期拖欠着。就这样，他为李四光的捐钱行为加了个与其拿不着，索性捐出去的注释。还说欠薪一旦捐出，“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无论如何，螯迅坚持认为，“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