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李四光和徐志摩发出的“结束闲话，结束废话”和“带住！”的呼吁，鲁迅一样不予响应。《我还不能“带住”》就是他的回答。鲁迅认为，“闲话……废话”问题，本来与自己没有关系，因为是周作人的“令兄”被“株连”迸来，自己还没有回应，却又倒被告知要“带住”，鲁迅自然是不愿接受的。对李四光，鲁迅的态度内然同对陈西滢有所不同。应当说，以李四光的专业和心性，他果真是不愿卷人太深，所以才在给徐志摩信的第二天赶紧再去信，要求把“闲话”一类的议论删去。但李四光曾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成员，鲁迅的成见就在所难免。这个会曾在“女师大风潮”中发表过一封“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对鲁迅等支持学生运动的女师人部分教师恶意指贲，鲁迅所以说“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就是出于此。不过据我们现今看到的资料（《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师大出版社，1981年），李四光的名字其实并没有署在这份“致函”中。
鲁迅在文中向李四光声明或者解释的有两点，一是既然李是科学家，不愿打笔墨官司，所以就不提，本来也是因为要“回敬”他的朋友陈西滢，才把“兼差”的事说出来；二是兼差和薪水的事已经做过回答，不再重复。这等于告诉对方，自己并没有改变看法的打算。至此，李四光与鲁迅的笔墨交往就算画上了一个句号。从那以后双方没有再发生文墨上的关系。
杂文：精神的自卫
听说一位老杂文家已经声明，自己不再写“反腐”题材的杂文了。因为写了也没有人看，说了也不顶用。这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但杂文的作用究竟于所写的实事有多大彩响力，这实在不是杂文家能料想和左右的。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以为这与我们对杂文的理解也有关系。
我们常听说杂文是“匕首投枪”，也常听到关于鲁迅杂文“战牛风格”的议论。于是就把杂文从文体到主题都作了限定，导致现今的杂文虽是正义十足，“政治正确”，却少了鲜活，没了个性，当离不开《焦点访谈》的百姓竟然对杂文不以为然的时候，该反思的就是杂文家自己了。
不错，鲁迅的杂文基调是战斗的，他跟黑暗斗争，跟恶势力、旧势力斗争，他的杂文的生命就是他的战斗性，而且是韧性的战斗。但我们一定要澄清的是，鲁迅的战斗是有所依托的，他不是空对空地议论时事，也不是把报纸上的新闻拿来做自己的素材，先转述人家的推述，再发表自己的议论，鲁迅是“实战家”。这个“实战家”是指，他自己就在战斗中，他不是为了文章而去战斗，而适为了战斗才做文章。鲁迅所处的时代可称是最动荡、最黑喑的历史时代，怛鲁迅的论敌，或者他笔下直接抨击的对象，却是一班“文人”、“学者”、“名流”、“教授”，是一些所谓的“公理”与“正义”代言人的“正人君子”。鲁迅不是荆轲，他不是想用自己的笔直接致军阀和反动政府于死地，他并不抱那样的奢望。他也不把标高定在那样的位置。他的战斗对象就在自己的身旁，从职业上讲，甚至都是自己的同类、同行。佰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螯迅的杂文是匕首投枪呢？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纠缠其中的事件、争论，为了自己精神的自卫而去战斗，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脷影和社会的真相。这就保证了他的杂文，既有具体可感并关乎切身利益的切实感，又可以深入到社会时代的本质中挖掘原因。他同陈西滢的斗争，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些“闲话”和个人私事争论，但从中又将那一时代的军阀统治、学生运动、文化思潮等做了真实的记录。假如鲁迅就是拿军阀做事例、摆道理，他的杂文还会有我们今天所感到的吸引力吗？鲁迅承认自己的杂文常常“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华盖集·题记》），但这丝毫不影响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意义，反而因其切实和尖锐更显生命力。
我们现今的杂文家，大多是书斋里的论客，电视机旁的评论员，报纸“杂闻”的归纳者。自己身上并无一点是非，不是“领导”，不在“官场”，能够骂“官僚”（鲁迅当过二十多年的教育部职员，还为“官僚”之名与陈西滢争论过）；不是作家，不写小说，可以随意点评文坛（鲁迅可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先河者）；不是商人，不做买卖，可以痛斥“奸商”的丑恶；不是歌星影星，可以非议“走穴”和“假唱”；不是建筑专家，可以谈工程质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纯粹的杂文家是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骂的，然而自己总是一身清，旁观别人发议论，能有多高明呢？杂文家坐拥书城自视清高，推窗出门就大谈世事，能有几分质感，几分亲切，几分“切肤之痛”呢？虽不必凡事亲历才能写，也不能总是没病说病，不痛自个儿“切肤”吧？
再说了，出事时自己不在场，相关者自己不认识，仅从媒体上得一点消息，就发一通高尚、清洁、义愤的议论，不要说力量，连真实性都是要打折扣的。鲁迅如果不是刘和珍的老师，如果他不是那样地熟悉她“始终微笑的和蔼的”音容，他能写出《记念刘和珍君》那样“情文并茂，感人最烈的伟大的抒情文”（许寿裳语）吗？
杂文家，首先应当在“杂务”中生存，为个人的独立、自己的个性而努力和斗争，才能再寻求更广大的意义。杂文，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自卫。
采自新闻的杂文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杂文和诗歌一起成为当下公众最不苒欢的两种文体。诗歌和小品文曾是五四时期新文学革命的两支急先锋。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而小品文的成就，在当时的鲁迅看来，甚至比小说、诗歌还要高。90年代的诗歌问题成堆，杂文创作却队伍庞大，方兴末艾，针砭时弊者也绝不在少数，为什么读者却冷漠以对呢？翻读一些杂文代表作家的文章后，好像找到了部分答案。当下的杂文，议论未见新鲜泼辣，取材又多是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许多都是新闻报道的副产品，事件复述之后加一点儿文化人的感叹，如此而已。
在一册以发表杂文为主的杂志里，读到一位作家的两篇杂文，都是对时事的议论，其中举到的事件，包括福建、河北、安叹等南北各地。所举事件都曾从电视、报纸上面听闻过，而。从文章来看，作者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我们一样，也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没有一一点儿亲历的成分。在举完事例之后，来一点儿聪明、机智的议论，一篇不无精彩之处的杂文也就到了收笔的时候。如此作文，每期《焦点访谈》之后，都可以写成一篇“新闻背景分析”式的文章，杂文的“匕首投枪”作用，完成了大半。杂文没有事件的发现，而只有议论的支点，这是一种缺少风骨的行为，遭读者冷遇并不意外。
由此想到了鲁迅，强调鲁迅杂文的匕首投枪作用，更应当体会鲁迅杂文的灵魂，这就是思想的发现与情感的投人。鲁迅杂文凡写事件多厉亲自参与的事实说明一点，杂文灵魂的有无在于写作者与人事之间的距离。鲁迅因各种笔墨官司引发出来的论战文章不必多说，近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与文章汇编不在少数。即如名篇《记念刘和珍君》这样的文章，正是鲁迅同刘和珍有着师生之谊，对她“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反差和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的情态有着深刻印象，所以才有对她突然惨遭杀害的震惊与悲愤。《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悄笔调正是基于鲁迅对自己学生的深爱，而非一般的对事件的议论。整个鲁迅杂文的写作根源，就是因为他要将自己“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鲁迅强调自己不求写出人生真谛和宇宙奥义，“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华盖集续编一小引》）
如果我们承认感情的投人与人事的亲历常常是鲁迅杂文的基础，我们就会对时下的杂文文风有一点儿不同认识，这就是在杂文写作资源上与鲁迅已经产生了很大距离。报纸电视的新闻时有发人深省之处，且凡恶性事件的报道，记者的态度与评价也都十分明了，杂文借题发挥一番，常是把同类新闻消息罗列到一起，引经据典地谈一点儿似有文化，实无多少生气的感慨，比起我们看电视报纸得到的信息，小会更多。而巨作者依照新闻来写人记事，对事件的体会及情感的投人必然远远不够，即如鲁迅小识刘和珍而只谈被枪杀事件，味道上就会大有不同。鲁迅对自己的杂文更强调“悲愤抒情”而不是“公理”、“正义”，正是他杂文的生命所在。当下杂文略显不痛不痒、大而无当，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公理、正义的论述，而忘记了感情投入的做法，是其本身不无激烈之处，事实上却不被人十分看重的主要原因。这种在书斋里“剪报”式的杂文写作方法，用二手材料代替活生生的质感的文风，使杂文的艺术创造性及美感大打折扣。
新闻媒体的报道公开传播，老百姓知道的不比杂文家少，情感态度也未必都得杂文家纠正。杂文家实在应该到生活里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鲜活的写作资源，并参与到日益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才能摆脱目前这种沉闷的风气和高高在上的姿态，为杂文创作注人新鲜的生命活力。
采自新闻的杂文，道听途说后的议论，可以休矣。
智淫双全--也谈朱大可的鲁迅批判
中国批评界一直在寻找一位“智勇双全”的精神领袖，一位集批评智慧，发现眼光和优雅语言于一身的批评家。朱大可差点成为这样的人物，今年某时，在北方政治都城北京，一群组合特别的批评家和作家，为朱大可开了一次“专家论证会”，把朱大可的批评风格推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而朱大可本人，从会议的报道材料看，似乎也笑纳了所有这些赞誉。然而，一个锐气十足，敢于横扫一切的批评家，笑容可掬地满足于“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的喜气之中，这想象中的情景让人顿生失望之情。
借友人的指点，有幸从网上读到了朱大可专论昝迅的奇文。这是一篇刻意显示智慧色彩，把语言的装饰感和句法的独特性放到突出位置的文章。我承认，我还是有些喜欢朱大可的文章，但又不能接受他文章中的许多观点。这两者之间的分离甚至是朱大可本人都有可能意识到的。这很值得研究。又见到有方舟子者以“淫者见淫”回应了朱大可的智慧。“世纪末的鲁迅批判”，将会使鲁迅复活，然而却会让我们看到一个面目不清，惊魂未定的鲁迅。
去年上半年，我曾为某出版社的系列丛书写了一本有关鲁迅与陈西滢论战的小书。整个写作过程的思维以及成书后的自我阅评，都让我产生种并不美妙的感觉十多年来，对鲁迅的认识早已局限在文学史和老一辈鲁学专家划定的范围里，无论是关于鲁迅的什么作品，哪一阶段的思想，也不论是鲁迅和哪个论敌的论争，一个基本的结论其实早已在那里等着自己，你就带着“材料”往里钻就可以了。这种不由自主的过程是一种心理惯性，也是一种精神惰性。除了个别的细节和事件，总体思路其实还是囿于一种事先已经根深蒂固的理论框架中，并不能让自己满意，也很难从根本上突破。近两年来，关于鲁迅的各种声音甚嚣尘上，鲁迅研究多少年积累的成果，在这时暴露出它脆弱、僵硬、缺少诗性的一面，面对“断裂”者们声称鲁迅是块“老石头”的极端，王朔也要重评鲁迅的“无畏”，鲁迅专家们的反击似乎缺少力度。掉书袋，无味地重复论点，简单地不屑，使鲁迅的形象再次变得模糊不清。
朱大可不是王朔，王朔只能以一个高级读者的身份，讲述一下自己对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读后感。观点极端一方面是因为文风上的“特权”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无知”的结果。朱大可则可以对旧材料进行新的处理，以学理面目出现。他能从刘和珍那里读出鲁迅的最爱，并推断出许广平是刘的替代的“发现”，他也能从萧红那里看出鲁迅的温情，把论文的情色主题再一次推向高潮。他从鲁迅的杂文里见出“复仇”主题，并只通过一篇不足千字的“遗言”（即杂文《死》，朱命名为“鲁七条”），把鲁迅描述成一个令人生畏的“仇恨政治学”的创始者。朱大可漂亮的文风遮蔽了他一意孤行的立论，为了显示自己的发现才能，他的文章四处弥散着一股诱人的怪味，在他的笔下，《两地书》成了不温不火的应景“作业”；《记念刘和珍君》的惊世奇文，原来也可做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材料；上万人的送葬队伍是各怀心思的可怕人群；即使在有关内山书店是否是“情报机关”这一点上，朱大可虽然是在论述上海是制造谣言的场所的基础上提及，自己却模棱两可地留有余地，并不表明这是纯属造谣的说法。
与鲁迅相比，上海也许更为朱大可熟悉。他在引证材料上的偏颇和错谬令人怀疑他作为批评家的基本资格。他对上海的“肉感”描述倒显得动情而到位。当然，这种印象并不排除由于我们对上海的不熟悉而产生的好奇，朱大可的语言极具诱感。反之也可以说，对并不熟悉鲁迅的人们来说，朱大可的奇文很可能会让他们产生见到了“真正”鲁迅的幻觉。朱大可是个涂色的高手，阴暗的鲁迅被“坚如磐石”的仇恨掏空。“肉感”的上海突现出因情色不能“满足”而失却“爱语”的鲁迅。批评的锋芒变成了对“意淫”主题的发现，对文化争端的评价变成了有关“复仇”主题的阐释。
由于朱大可总是以奇思异想为人偏爱，又因语言华丽，文风艳美，文气高贵而为人赏识，当他自己对此开始“自觉”以后，就会暴露出浓妆艳抹的极端和稍显造作的浮华。更要命的是，为了这些外表的涂饰，他放弃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操守，随意操纵学术资料，无视历史事实的基本尊严，方舟子想告诉朱大可鲁许之爱的真相的做法其实纯属多余，朱大可不会对此没有认识，因为他首先就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他为了自己的立论，需要这样串接材料碎片。
剥去华丽的外衣，朱大可关于鲁迅的论点其实就是两条，鲁迅思想的主调是仇恨”，而且“主义”；鲁迅爱刘和珍而不得又倾心于萧红，许广平只逛替代。前者乏善可陈，后者过于惊世而艳俗。但朱文不失为一篇充满诱惑的艳美之文，剑走偏锋中仍然可以闪现机智的灵光。我不想“恶意”地理解朱大寸的鲁迅观，而更愿意理解为他是由十对自己智慧和文笔的过分自恋，才产生出这样的“奇文”。有人也许怀疑身在澳洲的朱大可手边并没有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其实，即使有，他也不会去认真爬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