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艾黎感到无以为继，急电斯诺从香港想办法解燃眉之急。宋庆龄与斯诺商量后，决定让斯诺乘飞机去武汉了解情况。正准备上机，却被一位要员占据了座位，斯诺只得坐另一个航班。幸运得很，前一个班机被日军击落，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斯诺被挤下来却又一次保住了性命。在武汉，斯诺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和博古，还有新四军军长项英。他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摩擦和敌后抗战中的困难，了解到共产党对“工合”的真诚欢迎。这与国民党政府的无所作为相比要好得多，这使斯诺感到宽慰。
武汉沦陷，国民党在重庆建立陪都，“工合”组织也随之西迁。接计划规定，斯诺到内地视察“工合”运动，他还要为写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书去搜集材料。在重庆，斯诺并不愉快。一是在安全上得不到保障。日本飞机不断地对重庆实行轰炸，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斯诺经常得与几百人一起挤在闷不透气的防空洞中等待空袭的结束。一次，他与周恩来夫妇及几个工作人员刚吃完晚饭，空袭预警拉响了，斯诺不想再进防空洞，便想用数学的概率说服周恩来，让周恩来同意他在防空洞外观察日机的轰炸，但他还是被拉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斯诺面对倒塌的房屋，一面庆幸自己逃脱厄运，一面咒骂日军，同时对所谓概率论打趣。
斯诺感到最不愉快的方面是：国民党方面对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兴趣大大减退。其高级官员们排挤共产党人，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论调又抬头了；“工合”运动被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合作化，甚至逮捕和开除“工合”的工作人员；“工合”在国民党管辖区内的发展很困难，有的还被国民政府改组、收编。
斯诺离开了不愉快的重庆，启程去延安、敌后游击区。此时，通往延安的交通又被国民党方面封锁了，斯诺却未受阻拦，因为他手里有宋子文给的通行证，其身份是“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重返苏区，斯诺精神振奋，他发现“工合”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进展良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还就“工合”问题发表了声明，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斯诺将谈话和声明向外界作了报道。苏区在没有得到比国统区更多的贷款的情况下，建立了许多“工合”工厂，斯诺参观了“工合”产品在苏区的展销活动。
结束延安的十天之行，斯诺又奔赴香港，为新四军控制区筹措“工合”款项和军用衣被、药品、军械。之后又赴菲律宾的华侨居住区募集款项，斯诺在这里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获得华侨捐款100多万元。
经过“工合”组织的努力，斯诺夫妇的广为宣传，海内外广大爱国同胞的踊跃捐款，积极支持“工合”运动；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的慷慨解囊，也为“工合”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8年底，英美各界人士捐助了几百万美元；1940年，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予以支持，还在美国组织了“工合”美国委员会分会。
在中国未沦陷区的游击根据地和大后方，“工合”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1940年10月，在中国的16个省区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工场和矿场，其中有制糖、印刷、炼油、化工、面粉、玻璃、电器、药品、被服、枪械、弹药等小工厂，有铁矿、煤矿等矿物的开采场。它们在沿海大工业陷于瘫痪、被敌人攫取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是战士，也是记者
当斯诺为“工合”运动奔走，支持中国抗战的经济建设时，他是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不顾敌人的威胁、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之中。正如斯诺夫人海伦说的，“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同时，斯诺仍是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到后方，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黄河之滨，目击和报道了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和战斗的情景，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实际斗争。他在菲律宾的碧瑶写出了《为亚洲而战》的长篇报道，记述了中国军民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期间的战地见闻。其中包括第二十九路军的华北抗战、上海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与广州的沦陷，日军轰炸重庆；正面战场的溃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战力量的发展；介绍了“工合”运动的缘起和发展；重返苏区的印象等。
斯诺又作了历史性预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这表明了斯诺对中国抗战的观察比一般的西方人士（包括驻华外交使馆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记者）要深邃得多。他相信中国人民最终能够战胜侵略者。
1939年9月中旬，斯诺重访陕北，再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政治、经济建设状况，军事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也重申了红色的希望。他发现在苏区，尽管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但物质条件有所改善。毛泽东住上了三间窑洞，比在保安时宽敞多了，还多了一点简朴的屋内装饰。苏区的农业也有了发展，做到了食品自给；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卫生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进。
他不仅观察到统一战线中的国共摩擦，也认识到抗战与民主运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解释了苏区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对时局分析的精辟见解，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令斯诺折服。毛泽东预见了日本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尽管有三轴心国的协定；而美国将会参加对日作战，英法将以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搞“东方慕尼黑”；苏日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观点在一般人看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都成为了事实。
在重庆斯诺听到的国民党方面对此所作的分析，则恰恰相反。蒋介石委员长在谈话中认为，欧洲战争不会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的改变，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在远东的安全堡垒。所以，当毛泽东的观点传到重庆时，引起了重庆各界的轰动。事实是1940年7月，英国对华政策违背了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惟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后来蒋介石只能大骂“娘希匹”，英国人不是东西，背信弃义。
在讨论德、苏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其他帝国主义旨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采取的自卫防范措施。而对波兰，苏、德各占一部分，斯诺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却认为有区别，德国是侵略，苏联是为了反侵略，扩大前沿阵地。
在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上，毛泽东曾在1936年说过：“到了战争的某个时期，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这曾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但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的事实却使国民党十分难堪。毛泽东的预言被印证了。斯诺认为毛泽东“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有活泼的想象力”。毛泽东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垮”。
斯诺还认为，毛泽东预言“战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这个论断，“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是他的这种坦率交底，防止了人们在幻想破灭时产生失败主义的情绪”。“从而帮助全国人民建立起更为耐久的信心”。
4别了，中国！
斯诺为了寻找“东方魅力”来到中国，从此真正被迷住了，一住就是13年。没想到当他深深爱上中国，并把中国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倾注心血的时候，却被执政的国民党下令取消了在中国的记者特许证。由此而离开了心爱的中国。
斯诺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关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当他了解到国共摩擦的事实后，他有些懊丧。为此，他著文《中国的靠不住的团结》。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他认为“国民政府仍然是独裁性质”，在共产党区域内则是“新的民主政权”。他批评其他观察家，认为“一些一厢情愿的外国观察家，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共产党进行的战时‘民主实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斯诺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重新解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宣传他们的政策与主张，详尽地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形。他也想尽可能去说服美国当局介入远东，援助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他还是认为中国没有外国的援助是不能收复失地的。但他又认为“死亡之谷将出现大于侵略者的伟大力量”。
1939年9月，斯诺访问延安后五年内再也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或观察家进入过苏区。斯诺第一次体验到国民党在抗战中搞封锁的严重性。他担心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会使中国抗战力量遭到削弱。对于国共摩擦，国内外记者是被禁止报道的。但到1941年1月，斯诺偏要闯一闯这个禁区。他向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他从新四军后方联络人廖承志那里得知事件的详情。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移，过长江到敌占区的安徽省去。新四军及延安方面屡次抗议无效，最后同意过江，按国民党方面指定的行军路线前进。这支队伍中武装人员甚少，多为非武装人员的新四军军部后勤人员、教师、学生、护士、工匠、伤病员。当他们进入茂林地区的峡谷时，遭到隐蔽在附近山头上8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死伤4000余人，幸免于难者甚少，叶挺军长被逮捕，斯诺所喜爱的项英副军长则被杀害了。这使斯诺很伤心，他曾计划去采访他们，还准备和其他“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去新四军那里视察，没想到“工合”训练的大批徒工，开办的几个工场，此时此刻都化为乌有。
斯诺气愤至极，不顾重庆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国民党封锁新闻、封锁抗日游击队的真相。重庆方面矢口否认发生了任何事件，但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对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进行盘查。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则要求其使节立刻作出报告。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则坚持要求刊登斯诺的报道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谈话，胡适硬说斯诺的报道纯属捏造，还要求报社编辑公开道歉。结果遭到报社的拒绝，尤其是当消息得到证实后，报社还刊登了支持斯诺的社论。
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重庆政府此时才被迫承认发生了事变，但诡称是新四军首先袭击了国军而引起的。驻重庆的西方记者纷纷抗议重庆方面的新闻封锁。重庆政府狼狈不堪。华盛顿则由此停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美财政部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重庆方面未能用纸包住火，被斯诺把“天窗”捅开了，被迫承认了事实。重庆政府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不再明目张胆地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了。但它为此恼羞成怒，积恨于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支持了斯诺，派给他一项新的任务：离开中国，到泰国、缅甸、印度去采访。开始，斯诺决定接受任务，准备由此而取道欧洲回美国，2月份到新加坡的飞机票也预订好了。但在临行前他突然宣布取消原定计划，改乘香港至洛杉矶的飞机直接回国。
斯诺怀着愤懑和思乡的复杂心情登上返乡的航班。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夫妻两地分居几年，也该回去看一看了。尤其是较长时间的东奔西跑，给婚姻感情蒙上了阴影。所以斯诺想，如果此时立即回到妻子身边，“爱情和信任的旧根子或许在本国土地上能经过培育而复活”。
在飞机上，他倚着舷窗，噙着泪水，俯视着中国的大地，思绪万千。来时原订只在中国呆六个星期，没想到竟呆了13年之久。从一个寻找“东方魅力”，到中国去“撞大运”的青年，已变成一个成熟、老练、深邃的记者，一个东方问题的专家和权威。
他望着中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宋庆龄在最后一次会晤他时说的话：“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是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他既害怕又希望她所说的也许是对的。“亚洲确实真像我的家了，美国却是极大的未知数。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呈分裂状态，我的心留在了中国，身体却离开了”。
“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自立。对于不顾穷人饿死而继续大摆筵席的富人政府，我反对给予无限制的施舍，这只能助长权贵的专横并延长不可避免的报应的痛苦。但我将永远不再想象我个人能对中国起什么作用，我不过是历史沧海上漂浮着的一粒粟子，这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逻辑，我既没有力量去改变它，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它”。这是斯诺思想上的小结：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对政府的评判，对自我的估价，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同时斯诺也流露出对中国的留恋，对美国的生疏之感和对未来的惆怅。他说：“我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将永远留在中国的褐色群山和碧绿的梯田之间——属于那晨雾中朦胧可见的像孤岛似的庙宇，那些曾经信任过我和爱过我的中华儿女，那些曾经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乐的文明的农民，那些黑黝黝的、衣衫褴褛、两眼亮晶的孩子，那些我所认识的地位相等的好友，那些没有军饷、饥饿的农民士兵，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
“是的，我感到自豪，自己曾和这些人相识，曾在失败时和他们一起辗转大陆各地，和他们一起伤心流泪，并至今和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但他又认为自己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自己是一个“流落异国的伊实玛利《旧约圣经》中的悲剧式人物）”。
对于未来，斯诺并不是充满信心，“我完全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孤独和厌世的情绪之中。当我离美国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后悔自己的不顾将来了”。他想宋庆龄的话可能是对的，他还要回到中国去。
“再见了，中国，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