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中立的美国人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在远东地区战火纷飞、硝烟滚滚之时，美国通过了“中立法案”，以“中立者”姿态出现，实际上却为日本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拉尔夫·德·贝茨著《美国史1933—1937》写道：“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为其工业机器和战争机器提供给养。”1938年《华盛顿邮报》载文指出：“日本用美国的废旧钢铁在中国降血雨。”中国成为实际的受害者。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明确表白的：“我们尽量避免和日本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是实质上都是在讨好日本。”英美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发展到制造“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不对英美开战，表现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只能是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作为美国人的斯诺，此时却宣布他“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他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战士。他没有拿枪上战场与日军短兵相接，但在另一个没拿枪的战场上用笔作武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去揭露日军法西斯的暴行，鞭挞不积极抗战而挑起内争的顽固派，讴歌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
卢沟桥炮声隆隆、宛平县城硝烟弥漫的时刻，斯诺走出写作室，驱车赶到事发地。他目击了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开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着大举入侵的日本军队。7月8日晚，日方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强盗逻辑的新闻。斯诺在会上像连珠炮似地向日军官员发问，不，是义正辞严的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然动用成千上万的兵力？为什么日军不撤回自己的营房，反而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日军官员被逼问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侵略者理屈辞穷，欲盖弥彰，只得狼狈不堪地草草收场。
日本侵略者蓄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按预定计划先占华北、华东，再吞并整个中国，占领平津仅仅是第一步。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使北京这个原作为西方国家设在中国的新闻中心的作用已经失去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电令斯诺离开北京，转移到中国防线那边去。而此时斯诺却不能立即离开北京。其一，是他为妻子海伦担心。她去苏区访问三月有余却毫无消息，他要得到她的确切回音才能放心地离开北京这个家。其二，更为甚者是在盔甲厂13号的斯诺家中，有一批亡命的爱国志士和青年进步学生，他们大多已列入日军的黑名单。这些大学教授和学生把斯诺的家当做了避难所，他要安排他们的食宿，掩藏他们带来的进步书刊，帮助他们逃离虎口。斯诺协助这些人乔装成小贩、乞丐、苦力，在黑夜里让他们攀越住宅后面的墙垛；甚至开车把他们中的一些人送到车站、码头，直到认为他们确已安全离开为止。
从斯诺家逃出去的人，有的就近在京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后来又回到斯诺这儿来，在他的住宅里安装秘密电台——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样，斯诺的住所又成了抗日游击队的地下工作临时中心。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斯诺被介绍给一位戴着墨镜的妇女，那妇女朝他咧嘴一笑：“不认识我了？”斯诺给弄糊涂了。那妇女摘下墨镜，原来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来此养伤治病的，现在北京沦陷，难以出境，想请斯诺帮忙，以他的西方记者身份掩护邓颖超离开京津地区。斯诺与朋友吉姆·伯特伦驱车把邓颖超送出京城，乘上一趟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越过封锁线。抵达天津后，进入码头时遇到日本宪兵的阻拦，斯诺从容地出示记者证，并示意邓颖超是他的助手。但日本宪兵还是搜查了邓的手提草编袋，在没发现什么可疑点后放行了。斯诺和伯特伦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目送邓颖超安全离去，一块沉重的石头在心底落下了。
送别邓颖超，斯诺回到北平。在一个雨天的早上，一位游击队联络员来到斯诺住宅，要求斯诺代为保管并变卖一大批金银珠宝。这是日寇盗窃中国古墓时挖到的，被游击队夺回来后巧妙地伪装混过禁卫森严的城门，偷运进来的，仅玉石的价值就超过百万美元。斯诺被游击队看作惟一可信赖的外国朋友。斯诺感到责任重大，万一丢失的话将无法交代，而且他又不是行家，卖价低了又怎么办呢？游击队联络员对他说，不管怎样，我们信任你，就交给你办理了。斯诺冒着极大的风险接受了委托。
斯诺焦躁地等候着海伦的消息。一天，游击队的秘密电台突然接听到从延安发来的电文，正巧是海伦发给斯诺的，电文中说：“我很好，你最好也到这里来。”没想到，秘密电台监听到来自海伦的电报，斯诺惊喜不已。他立即把老朋友吉米·怀特找来，安置好住在家中的客人们，交代吉米·怀特照顾好游击队的地下战士、电台和那批珠宝。一切安排妥当后，斯诺和伯特伦出发去迎接海伦。他们迂回前进，从天津乘船南下青岛，约定海伦在那儿会面。可等了两天未见海伦，于是他们又乘火车去西安。当他们赶到西安时，海伦正好已乘车从西安赶往青岛，两人乘坐的是交叉对开的火车，已错过几个小时了。这下急得斯诺只有求助于铁路当局，呼叫东去的列车。幸好列车长立即找到了海伦，转告她下车返回西安。海伦转车不久，那辆东去的列车被日军飞机轰炸而翻车了。好险啊！海伦真是幸运。
海伦与斯诺会合了，伯特伦却与他们分手了，他去苏区访问。斯诺与海伦则乘火车东行，火车在行进途中不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走走停停，以躲过攻击，最终安全抵达青岛。他俩来到青岛后休整两周。他们到海滩去游览，却只见海滩空旷寂静，没有往日的喧哗，只有极少数外国人还在这里度假。之后，他们乘船去了上海，结束了短暂的假期，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
2为中国抗战奔波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斯诺如是说，也是如是去做的。
他一面进行战地新闻采访报道，一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既是战争中的非战斗观察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他横越中国的国土，由东而西，由正面战场而敌后战场；从上海到汉口，而重庆、西安，并再次到延安。他穿越炮火连天的战场，“从而冒了士兵所不冒的险”。他目击了上海之战的中后期，中日战争在不断升级。一次在隔着苏州河的外国租界地，他和彭布罗克·史蒂芬斯、伊万斯·卡尔逊一起目击了日本军队袭击租界周围的中国军队的据守地——南市。流弹和弹片像雨点般在他们周围落下来，史蒂芬斯为找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观察，以便向《每日电讯报》发出即时目击报道，爬上了水塔。不幸的是，日军发现他后，子弹向水塔上密集发射，血水滴到了斯诺和卡尔逊的身上。停火后，他俩攀上梯子，抱下了白白丧命的同伴。
斯诺和卡尔逊拿出一星期前宋庆龄送给他的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以祭奠勇敢的史蒂芬斯。他们争论着，史蒂芬斯生命的完结是否意味着上海的完结，或许也是中日战争的完结？斯诺相信，中国并非就此完结，在红区的访问经历已给了他以启示：南京方面将被迫为求生存而战；延安方面将广泛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组成不屈不挠的游击队，来无影去无踪，以非正统的和非常规的作战方法去打击强大而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就作了历史性预见，“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被强制倒流到发生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军将会不断地扩大战争的规模，“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进而断言：“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大灾祸，像科学怪人弗兰斯坦一样（玛丽·雪莱小说中的一个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怪物而毁灭了自己），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像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战局面，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并肩作战。西北红军和江南游击队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番号，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战。地方势力派听从中央调遣。西方观察家们认为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四分五裂、长期不统一的国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了。
斯诺收到宋庆龄的来信：“今日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团结，他们为世界和平，为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共同奋斗。”这又表明，中国人民不会屈服，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使斯诺想起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的谈话，当日本成为民族的敌人时，中国将建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场面，使斯诺为之感动，为之兴奋。他向世界报道：“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由千百万男女老幼，由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们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们是一支为自己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的十字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英勇自卫欢呼，也为中国抗战面临的困境而分担忧患。日军大规模的不宣而战的进攻，使仓促应战的中国政府处处被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支撑战争的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近代工业生产基地大部分密集于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占了全国工业的70%，由于没来得及全部迁往内地，损失惨重，毁于炮火或为日军占有。而内迁的企业在组织生产上又遇到困难，军用与民用物品将面临巨大困难。
上海战事结束前，宋子文对斯诺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贸易格局。”中国确实需要战时经济为后盾。没有充足的工业补给线，军事装备从哪里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又从何处获得最起码的供给？由于日本的封锁，外国商品又进不来，中国经济市场上出现了真空，由谁来用什么填补这个真空？英美各国势力从这里退缩了，他们不愿意得罪于日本，那更谈不上获得他们的援助了。
凡是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都遭到日本特务的跟踪、威胁，甚至扔炸弹，斯诺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但斯诺没有被吓倒，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他与路易·艾黎、海伦一起在想办法支援中国的抗战。他们分析中国的时局，决定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小工业作坊生产，以帮助中国恢复发展工业品的生产，以援助中国抗战。
1938年春，“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计划草案在上海锦江饭店（原名麦赫斯托公寓）里诞生了。海伦说：“必须有一些能自己管理的合作社，你们应该动手发起一个建立这类合作社的运动，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艾黎曾写过许多有关内地搞工业的可能性的调查材料。斯诺曾与他第一次相识在去萨拉齐的火车上，此时他把调查情况与在非敌占区建立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设想联系起来考虑，当即起草方案，打印后送交斯诺，与斯诺一起讨论修改。之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发。“工合”的宗旨就是：通过建立战时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动员失业劳工，开发后方资源，生产军用、民用产品，粉碎日寇封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他们的计划最早得到了宋庆龄和爱国银行家徐新六的支持，他们分任名誉主席和主席，艾黎为执行秘书，进行具体指导；斯诺和海伦担任宣传工作，负责筹资。斯诺立即开展了工作，第一个鼓动对象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斯诺与英国大使馆的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有交往，所以斯诺请他帮助疏通关系，游说了克拉克·卡尔。这个外交官曾公开表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日本军国主义。卡尔与斯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嗯，年轻人，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现在听说你成了工业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斯诺递给大使一份“工合”计划。大使看完计划后认为，没有厂房、机器、设备，更没有资金，中国工人又在逃难，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呢？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将会支持这个计划吗？又由谁来管理和指导？斯诺对大使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他告诉大使，资金可以筹措，没有机器设备，可以先是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指导人由在上海做过工厂视察员的路易·艾黎担任；至于共产党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访延安，寻求毛泽东的支持。现在就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得请大使先生帮忙了。
克拉克·卡尔成功地把这份计划和想法介绍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国民政府最后批准了这个计划。艾黎立即动身去武汉实施“工合”计划，斯诺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工合”的宗旨，并附上“工合”宪章。斯诺建议苏区的生产合作社也加入到“工合”运动中来，以便更好地体现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斯诺的信引起了中共的积极响应，1939年，边区政府召开了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赞成将边区生产合作社纳入“工合”宪章。
“工合”建立起来了，但一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老中国通”们却认为“工合”不会有效果，因为“中国人太自私，他们会分光合作社的捐款和家当；难民们根本没力气工作，他们更喜欢难民营的棚和粥了”。斯诺夫妇不顾冷嘲热讽，辛勤奔波。他们跑到香港，筹建了一个“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任秘书。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筹措资金，汇向大陆。宋庆龄则通过其弟宋子文筹措到了在华南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
国民政府在批准计划时承诺给路易·艾黎提供管理资金和贷款。财政部长孔祥熙给了最初的一点钱后就停止履行诺言了，使得艾黎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了。艾黎和斯诺只得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来敷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