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成功了，写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受欢迎的著作，而且发现了中国的“真谛”。美国名记者斯蒂尔说：“当时居住在中国的每个美国人都感到：迟早必须写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各种各样的作者把书写出来了，并宣称报告了中国的‘真谛’。然而，他们谁都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真谛’。”在国内外各界迫切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斯诺进行了极大的冒险，经过其独立思考，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斯诺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超出了新闻学范围而成为杰出的历史篇章”。他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新闻报道，他的作品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手法，有事实、有艺术，场面壮阔；像故事式的描述，生动活泼、情景交融，富有传奇色彩；加上作者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从而使人感到真实可靠。它既是对采访对象的报道，又是作者的亲历记，还有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评析，浑然一体，别具一格。
对于巨大的成功和来自各方面的赞誉，斯诺感到幸福和快乐，并引以为自豪。但他非常诚实、谦逊。他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西行漫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也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的重视。对此，斯诺强调指出，西方政治家们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去拖住日本，不让日本去进攻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匪’，而是为进行有效抗日提供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西行漫记》不仅具有极大的新闻时效性，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它真实、客观地记载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以及见闻、评述；对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概貌。它在舆论导向上是极富指导性的，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作了历史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斯诺重访苏区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特别介绍了斯诺，说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其作品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的政策，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周恩来后来宁愿称斯诺为历史学家，而不称他为记者。
斯诺不是简单地作历史的记载，而是经过对亲历见闻进行独立思考，进行了历史的对比和历史逻辑的推断，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并预言中国革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为数甚少，是十分珍贵的”，“又由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和非法的状态，同时又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重压，在那些年月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歪曲的正式报道”，而无法让外界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这样斯诺的著作成了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书。在《西行漫记》（1968年版）的序言中，费正清又说道：“《西行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连贯生平，而且为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前途未卜、凶多吉少、不为人知的运动，预见了光明的前景。”与斯诺同去苏区后来一直为共产党工作的马海德则评价说：“斯诺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他有观察历史的能力，并且能先于历史发展而对历史作出预见——这就是他在《西行漫记》中所从事的工作。”
《西行漫记》不仅在当时对中国和世界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流传时间也长，经久不衰，直至现今人们仍喜爱它。在当时，从国家元首到外交官员、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到工农群众、游击队员、学者、青年学生、教师、演员，都被它吸引住。他们不仅阅读过它，而且为之感动。美国总统秘书连夜读完之后，向罗斯福总统推荐。罗斯福读完之后颇为赞赏，并亲自推销斯诺的著作。由此，在大战期间，他三次召见斯诺，向斯诺垂询各种关于中国以及其他战争中各有关国家的问题，并要求斯诺向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阳早、韩丁、耿丽淑、杨大卫等人，都是在读过《西行漫记》后，为他所介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业绩、主张所感染，从而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继而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奔赴中国抗日的敌后战场，献身于中国的正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斯诺的著作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进步人士，也影响了青年人，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抗日战场，也影响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他们从中认识了共产党，投身于她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斯诺曾自豪地写道：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经申请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诡谲地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周围优雅舒适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要睡土坑，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服。他回答说：“是的，那个我懂！不过，如果他继续待在这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当斯诺在苏联、东南亚、非洲等地采访时，他发现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战士们从他的《西行漫记》中学会了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阿基·斯提里说：“埃德加的书为未知打开了门户，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是的，随着斯诺成功地打开了通往红色中国的大门，越来越多的西方进步记者、作家步其后尘到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史沫特莱、海伦·斯诺、斯特朗、斯蒂尔、爱泼斯坦、拉铁摩尔、贝特兰、王安娜、白修德等。他们中的后五位承认，正是斯诺的举动和他的著作影响了他们，他们把斯诺称为老师。他们写出的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报道，与《西行漫记》交相辉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与根据地的政策及主张在世界上的影响。正是他们的不断报道，引起了英美盟军的注意：认为敌后抗日军民是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前线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美国海军军部人员伊万斯·卡尔逊上校要求老朋友斯诺协助他访问延安。在斯诺设法把他送到延安，经过一番考察后，卡尔逊也被延安的共产党人吸引住了。三个月后，他离开游击区时，他认为必须以他的见闻去唤醒美国。后来他还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组建海军陆战特别行动队在黄海登陆，协助八路军作战。由于美方海军的上司的反对和杜鲁门总统的上任，他的设想没能实现，由此辞去军职而从事写作。
后来，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力主增强敌后战场的抗日力量，促成谢伟思等人组成美国军事考察组到延安考察。谢伟思等人考察后也得出了中国的最后希望在陕北的结论，使斯诺的预言进一步得到证实。
美国一个学生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有关中国的报告。哈佛大学的西奥多·怀特听取导师费正清的意见，决定去中国“做斯诺所做的事情”。《德里和海盗》主编利用《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背景材料和人物原形，绘制了卡通连环画。
在当时的美国对斯诺惟一的批评是来自美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斯诺的书中有指责共产国际的文字，而且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与苏俄十月革命模式截然相反，因而不赞成斯诺在书中的观点。
《西行漫记》中也确有不足之处，因为斯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有关材料，况且他还没有采访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如斯诺自己后来所说的：“该书中有事实上的出入，有判断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来的再版中，斯诺订正了一些史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
约翰·汉密尔顿曾给斯诺这样的评价：“《红星照耀中国》确实是一部丰碑式的作品。这本书也有缺陷，但不足之处不能掩盖它的总的成就。斯诺的报道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将共产党当做同伴的态度也是写好此书的原因。”这是“其他墨守成规和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冷嘲热讽以及怀疑一切的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所无法比拟的。”
“它所记载的历史是一笔有保存价值的财富，是理解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长征的基本材料。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具有正确性，而且还有对中国事业发展的预见性。”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再版《红星照耀中国》，人们一再地研究、阅读它。它不仅仅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案头研究资料，而且是新闻史、新闻学的一个里程碑；是新闻著作之经典，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