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海伦去陕北时，斯诺的写作已进入后期阶段。7月下旬，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硝烟席卷北京之时，斯诺已完成了全部写作计划。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就要问世了。他在扉页上写道：“将此书献给尼姆”（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书稿详细记载了斯诺在苏区的见闻，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程、目标和政策，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
斯诺为自己的书稿拟出了五六个书名，有《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在中国》等。为选择适当的名称，他请来几位朋友，让他们当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星在中国》这个名称最好。于是，斯诺把书名写上，把书稿寄了出去。斯诺的代理人在把书稿转交给英国伦敦的维多克·戈兰茨出版公司时，由于疏忽，把书名给抄错了一个词，即把《Red Star i nChi na》写成了《Red Star over Chi na》。（中文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字之差，意义相差甚远，但却成为一个伟大的错误，令斯诺拍案称好，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再醒目不过的书名了，对该书的主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此，所有的人都得感谢这位代理人所犯的错误。
书稿寄出去后，斯诺并没有感到轻松，倒有点担心事态和时局的发展速度太快，会使他的“新闻”过时。所以，他很关心出版公司的出书日期。尤其是他增写的有关西安事变及之后的中国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出版公司要求增加关于中日战争的评论，他担心有类似内容的书会在此之前出版。戈兰茨公司以惊人的速度于10月底印行了《红星照耀中国》。当斯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时，立即收到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样书，斯诺才真正感到心里踏实，露出了成功的喜悦。
《红星照耀中国》像一道闪电，划破世界大战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声惊雷震天动地，给世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鼓起了反法西斯的勇气，增添了反战的力量。《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际，正值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猖獗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将战火燃遍中国京津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中国危机！远东危机！希特勒德国大日耳曼沙文主义已进军非军事区——莱茵河区，巴尔干半岛危机，欧洲火药桶即将爆炸；德、意伙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墨索里尼侵占北非埃塞俄比亚。法西斯军国主义张牙舞爪，英国、法国以和平外交去求得德意战火燃向东欧，美国则实行孤立主义的中立法案。各资本主义列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极尽迎合讨好之能事，以牺牲别国人民利益换取自身的苟安。不愿做亡国奴、渴望真正和平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寻找出路，寻找力量的联合，去抑制法西斯主义的横行。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的“它（指《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充分的肯定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一星期后，第一版即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重印三次，仍满足不了需求，仅在英国就销售了10多万册。到12月份，《红星照耀中国》已被连续再版达五版之多。1938年1月，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也刊印了《红星照耀中国》，刚一面市即成为当时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约翰·费正清教授写道：“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那时，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军国主义日本已成为美国不共戴天的大敌，而东西方的共产集权主义国家尚未继德、日之后成为美国的死敌。因此该书得以在美国广泛流传。”当时，兰多姆出版公司每天收到近600张订单。
在中国本土，处于战火前线的上海，有一个文化界的救亡协会下的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外国记者发布中国的抗日消息，负责人胡愈之每天下午3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层召开茶话会，发布消息。斯诺也正在上海并经常参加茶话会。由此，胡愈之结识了斯诺，他在斯诺寓所发现了戈兰茨公司寄来的《红星照耀中国》样书，便向斯诺借来一读。胡愈之一口气读完该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由于不了解斯诺的底细，胡愈之便去找中共上海地下党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核实情况。刘少文告诉他，斯诺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胡愈之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决定将它翻译出版。
在秘密组织“星期二座谈会”开会时，胡愈之与会员们商量翻译《红星照耀中国》一事，得到会员们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着手翻译。翻译出来后，出版上却遇到了很大困难，工厂在往内地迁移。他们想尽办法，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尚未搬走的一部分设备。临时召集失业的工人，但又缺乏资金，买不回所需纸张。他们又采取先发征订单，收取一定的资金购买纸张办法。这样收到了1000余本的预定金，问题基本解决了。工人们积极性非常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书全部印好了。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斯诺给予了帮助，解决了书中的一些难题，他还为中文版亲自作序。在出版社的名称和书名上，出版者确实费尽了脑筋。为了避免日寇和反动势力的追查，临时想了一个名称“复社”。书名则用隐晦的《西行漫记》，以避免国民党和日军的图书检查，因为文艺类名称容易掩人耳目。它也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靠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书券，然后凭券取书。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西行漫记》在中国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代名词。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西行漫记》初版一销而空，接着再版了四次，受到极大的欢迎。随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香港、东南亚华侨居住区都出版了许多的翻印、重印版本。至于部分刊载该书章节的就数不胜数了。海内外同胞争相传阅，奔走相告，群情振奋。正如后来胡愈之回顾时说道：“甚至可以说，它的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许多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才真正了解共产党，才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它唤起了人们的斗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必胜的信心。
乘着滚滚硝烟、熊熊的战火，《红星照耀中国》不胫而走，出现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它被翻译成德、意、日、蒙古、俄、西、葡、印地、荷兰、哈萨克、希伯来等语言出版。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被介绍到世界各国，被广泛应用到反法西斯战斗之中；反法西斯的英勇精神被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也成了反法西斯战士们熟知的名字。“红星”照耀了中国，也照亮了世界，斯诺自己也成为人们敬仰的“星”。
斯诺的著作受到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欢迎，这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作为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斯诺自己也说：“《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着实使我感到惊奇。”
在美国，历史学家、著作家、评论家们在当时共发表100多篇书评。他们都极力赞扬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说它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本年度的最佳书”；说斯诺是“我们这一世纪中作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是驻中国最勇敢、最富于进取心的新闻记者”；“是一代记者中的风骚”，“是左翼记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指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贡献”，斯诺是个“才华横溢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机会的范例”。“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战斗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休梅克指出：“正是《西行漫记》使斯诺一举成名，成为人们必读书的一位作家，一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解释者。”美国左翼记者拉铁摩尔在为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作序时写道；“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史威济和胡伯曼则说：《西行漫记》“毫无疑问是一本经典著作”，“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
其他书评则认为：“它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对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多年来关于中国的一部最适时、最激动人心的著作；它的每一页都有意义，是近年来所有新闻著作的统领”。它“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斯诺被誉为“本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