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写了不少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暴露了金末社会的黑暗。据《金史》记载，金章宗时“批政日多，诛求无艺”，宣宗南渡以后，为了维持淫侈的生活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奖用肯吏，苛刻成风”，弄得人民“破田宅鬻妻子”，这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反映在元好问的诗作之中，就是对贪官污吏的嫉恶如仇和对清官的赞扬。他最早的《薛侯去思口号》有这种倾向，后来的《宛丘叹》就更突出了。他把这两种官吏作了鲜明的对比。“苍髯长官”非常残忍：“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结果是造成满目荒凉，获花遍野。另外一个官吏叶县令就不同了，他的惠政，从人民对他的爱载中得到表现。作者希望的是“早晚林间见鸡犬，一犁春雨麦青青”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企图不触动整个社会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同情人民和效忠王室的矛盾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调和。
元好问对金亡国深为悼惜，认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想利用金实录撰编金史，历受到阻挠，未能如愿。但晚年仍致力于金史的搜集，采摭所闻，抄录史料，得百余万言，著成《野史亭稿》。还著有《壬辰杂编》，主要记述金末丧乱之事。另编有金诗总集《中州集》。收有金代249个诗人的作品，并为每个诗人写了小传，成为后世研究金代诗歌的主要资料。元好问的诗华美、质朴、苍老、清新兼备，而以悲壮为主，颇能代表当时北方诗人的特色。其《遗山集》存诗1，300首，内容相当丰富，被后世称誉为金末的“诗史”。
以天下万民为事
——黄宗羲
黄宗羲生于1610年，卒于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犁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少时读书即不守章句，14岁补诸生。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要人，要求黄宗羲认真读书。黄宗羲19岁前后，自明十三朝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刻苦攻读，通霄达旦，两年而毕，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黄宗羲在14岁时就跟随已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父亲上北京，因此得有机会时常倾听在京的东林党人评议时政的言论，深知朝政清浊。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冤狱发生后，黄尊素为此弹劾阉党首领魏忠贤，被削职南归。接着，魏忠贤血腥镇压东林党人，黄尊素惨遭毒刑，死在狱中。崇祯帝即位，19岁的黄宗羲，袖里藏着奏疏和铁锤，独自上京告状。至京时，魏忠贤已经伏诛，但是，朝廷里还有一批阉党在左右朝政。他大胆上书，为父鸣冤，先后在公庭上和狱门口，用铁锤击伤阉党许显纯，拔下了崔应元的胡须，归祭他的父亲，因此名闻天下，时人呼之为“黄孝子”。
21岁那年，黄宗羲在南京参加了复社，其成员大多是东林党的后裔，他们联合发出《南都防乱揭》，揭发企图东山再起的阉党阮大铖，迫使其暂时收敛劣行。1644年，清军入关，南京方面拥立明福王朱由崧，建立起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再次得势，他们兴大狱，凡置名《南都防乱揭》的140人，尽被列入《蝗蝻录》（以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在南京被捕。不久，清军南下，黄宗羲脱险回浙江，招募数百名爱国青年，组成“世忠营”，参加了熊汝霖、孙嘉绩等奉鲁王为监国的抗清队伍，共同防守钱塘江。他被南阳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改任鉴察御史。由于鲁监国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导致钱塘江防线崩溃，鲁王也由海上潜逃至闽。黄宗羲命部将茅翰和汪涵率军士500人，退入四明山，结寨杖锡寺，徐国恢复之计。不料部下没有遵行他的团结山民、不可就地取粮的方针，山寨不久就被攻破，500人的伤亡殆尽。黄宗羲不得不暂时隐居化安山内舍。后鲁王返回浙江舟山重建小朝廷，黄宗羲又参与其事。当时，张煌言、五翊等抗清义军已重建四明山寨，势力发展至会稽、天台和上虞等地。黄宗羲则奔走其间，呼应策划，并曾渡海去日本借兵，抵长崎不果而还。由于诸将骄横，互相倾轧，最后鲁监国政权败亡，黄宗羲见复国无望，才被迫停止了武装斗争。以后，清朝政府曾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三拒诏书，持节不仕。
黄宗羲晚年悉心著书讲学，虽是不出乡里，却文名满天下，清朝曾以博学鸿词科相延揽，他坚持不去。后清朝又要他参加修纂明史，他仍然拒绝。康熙三十四（1695年）黄宗羲病故。死前遗嘱：葬时不用棺椁，“身遭国变，期于速朽”。
黄宗羲的诗多故国之悲，其《山居杂咏》：“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地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自叙宁死不屈、贫不辱志的志向。政治上，他提出“非君说”的朴素民主思想，揭露了君主一人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下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因此，黄宗羲主张分君权，“公天下”。在经济上，他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对历来封建统治的主张的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这实际上是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
顾炎武生于1613年，卒于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他立志坚持抗清。因为他平生十分敬仰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而文天祥有个弟子叫王炎午，于是，就把自己的名改为炎武，字宁人。他的家乡江苏昆山有个亭林湖，后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他的祖上三代都曾中过进士，是个官僚地主家庭。
顾炎武小时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和影响。从10岁起，他就在祖父顾绍芾的指导下，读孙子、吴子等兵书，《左传》、《史记》、《国语》、《国策》和《通鉴》等史书，并作札记。当清兵不断扩张势力，侵犯明朝边境时，他的嗣母王氏就选择许多历史上爱国者的故事讲给他听。到15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社会。当时正是天启朝和崇贞朝更替的时候，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阉党的恶势力受到抑制，士大夫继东林党之后又组织了复社，顾炎武参加了复社。他在广泛接触了一些士大夫之后，对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病，社会的黑暗，政治的危机，认识得更清楚了。他读实用的书，读五经，读二十一史，读大明一统志，读各州县的志书。他认为，只有从这些书里，才能找到当时许多重要问题的具体答案如有关土地、国家税收、养兵、开矿、贸易，以及改革当时空疏的学风等。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少年在开始接触社会时就注意这些重要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攻破南京、进兵苏州时，顾炎武积极参加苏州人民自动组织的抗清义军，不幸这次起义很快失败，几乎半城的居民被清兵屠杀。接着，顾炎武等人又在家乡昆山举事、杀死清朝派来的知县，焚烧了县衙门，并推举出守城的指挥官，封闭城门，准备抗拒清兵。保卫昆山的战斗，坚持21天，终因势孤力单，被清军攻破了城池。顾炎武由于掩护得好，没有遇难；但他的四弟和五弟，都被清兵杀死，他的生母何氏，也给清兵砍断了右臂。清兵接着攻破常熟。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得到消息，绝食15天后死去。面临苏州和昆山百姓的灾难，国亡家破的遭遇，顾炎武痛心疾首，他的抗清思想更加坚定了。
在两度反清失败之后，顾炎武开始过着流浪生活。考察山川地势，广交朋友，图谋匡复明室。他在大江南北往返奔走，1657年到了山东。47岁到49岁这两年内，还游历了河北省的许多名胜险要之地。1661年以后，他又经过太行山到山西和陕西去从事更大范围的“求友”和访问活动，经过多年的考察活动，顾炎武认为西北居高临下，形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当时对清军打击最大的抗战策源地之一，因此，他又把抗清的希望寄托在西北。他由山东动身到西北后，除了奔走联络抗清志士，有时还亲自参加和组织生产，兴修水利，把江南的水车水磨介绍到北方，并提倡发展林牧。他这样做，是想尽力为复国运动积累物质基础。
然而，这时清朝的历史，已经由顺治翻到了康熙的一页。到康熙初年，南明政权覆灭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病故，张煌言被俘后英勇就义，各地虽还有小股的抗清力量，已很难成气候。明朝的恢复，似乎已不可能，顾炎武的眼光，却因而放得更远了。1665年（清康熙四年）顾炎武到山东章丘县长白山下的大桑家庄，租了一所房子，暂住下来。他要把头脑中日渐酝酿成熟的对国计民生等大事的看法，以及多年来实地考察所得的体会，编写成书，告诉大家。在这时他集中精力撰写《日知录》，他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在《日知录》中有所阐发。但他并不奢望他的主张行之于当世，而是“著书待后”，期待后起的“王者”“有所师法”。
顾炎武提出并实践了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不但直接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而且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曾与归庄等参加“惊隐诗社”，以不仕清廷相激励。哲学上，顾炎武继承了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传统，注重实践，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书本知识和实际考察相结合，反对空谈性命义理，主张天下“众治”，反对“独治”。
炽烈的爱国者深刻的哲学家
——王夫之
清朝初年，在湖南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麓，隐居着一位渊博的思想家，深刻的哲学家，炽烈的爱国者，后人推崇他的学问和为人，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就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王夫之降生的时候，立国250年的明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中度着它的残存的岁月。在国内，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悄悄地销蚀着古老的封建社会的基础；随着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加剧，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在四处迸发；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竞争迭起，政潮频仍。东北地区，崛起的满族贵族，虎视眈眈，进逼中原，骠悍的八旗，挥戈跃马辽东的原野，古老的长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汉满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地进行着。这“天崩地解”的时代，呼唤着一代思想巨人的诞生。
王夫之自4岁起就在家从父兄受严格的封建教育，14岁考中了秀才。面对社会的大动荡和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王夫之开始注意到时事政治，逢人便问四方之事，进而研究舆地，考察各地江山险要，民情风俗，生活疾苦，以及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典章制度的沿革。20岁时，在长沙参加“行社”，次年和郭风跹等人组织“匡社”，以期“匡时救国”。崇祯十五年（1641年）24岁时考取湖广壬午科第五名举人。此时，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军正纵横弛骋于黄河上，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着一般封建士子通过科举走向官场的路被堵死了。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衡阳。因倾慕王夫之的学问和才能，执其父，逼使王夫之人幕襄赞军务。王夫之自伤其体，往见张献忠，坚不从命。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缢死。五月，吴三桂引兵入关。王夫之闻此巨变，五内俱焚，悲愤莫名。他自动投到唐王政府，思效铅刀一割。清顺治三年（1646年），他到湘阴，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建议募兵筹粮，调和南北督师的矛盾，团结一致，协力抗清。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唐王政府也于是年垮台。
清顺治五年，清军进至湖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在衡山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清军。战败兵溃后，王夫之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达肇庆，顺治七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历政权，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王夫之看到清兵压境，但统治阶级内部依然是奸臣当道，派系林立，互相倾轧，非常着急。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上书，弹劾奸佞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才幸免于难。他见永历政权不能成大气，于是又到桂林投奔瞿式耜，但桂林很快失陷，式耜殉难，永历政权也随之灭亡。从此，王夫之遁迹民间，浪游于湖南的浯溪、郴州、来阳、晋宇、涟郡一带。为反抗清朝的剃发令，他窜身瑶族山区，更换装束，自称瑶人，得“完发以终”。1669年，51岁的王夫之，迁徙到湘西金兰乡的石船山，造了几间茅屋，定居在这里，从事著作。降清将领吴三桂攻占衡州后，曾派人请他出来做官，他拒绝了；清朝官吏带了许多礼物去拜访他，他也拒不见面。王夫之暮年体弱多病，连磨墨握笔都很困难，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竭尽全力，坚持著述。在自撰墓碑上，他以西晋末年抗击匈奴贵族的刘琨自比，表明了反对民族压迫的志向。在王夫之的部分著述与诗文中，热情歌颂“轩辕所治，大禹所经维”的祖国是“田蚕所直”“聪明材勇，物万半犀”的“天地之奥区”。他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自固族类”，实行民族自卫，保证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君不能使其民族“自固”，便“可禅，可继，可革”。他坚决反对民族侵略，强调要对外来民族的武力进犯坚决抵抗，狠狠打击。对汉族侵略少数民族，他对坚决反对。主张互不侵犯，各安其所。
王夫之毕生努力，对于各方面的学问，都有深湛的造诣，详尽的阐述。尤其是他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有卓越的创见，粗辟的议论。其哲学是对源之于老子、管子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思想的总结，他肯定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宇宙的起源是实有而不虚无的，物质世界是有其规律的，是永恒的，矛盾和运动的。对政治制度，他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反对复古，主张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而立论。他觉察到土地兼并、集中和罪恶，在北宋张载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土地公有制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在《噩梦》的开端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长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这是十分有创见的思想。
（焦吉林王忠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