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在30年代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这一文体的成熟，而表明它恰好适应了时代对于文学政治化的需求。左联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团体，它是将报告文学视为革命文学的一种样式加以特别倡导的。左联掀起文艺大众化的运动，认为大众文艺应“尽量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报告文学在40年代延安时期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到我们的文学专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他所说的“通讯文学”，即是报告文学。毛泽东提倡通讯文学，依据的是他所主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而在当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就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报告文学与政治化现实的对接，并且是以新闻性、叙事性方式加以实现，这就使得这一文体获得了直接地真实地见证历史的优长。政治化的现实意谓包含重大历史存量的现实。报告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重大的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报告文学正是在完成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报告中，实现着文体的自身价值，即作为历史文本、历史文献这样一种价值。检视30至70年代的报告文学，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见林林总总的各种历史存在。历史的五光十色在这里闪亮登场。
政治文化制导期的政治化报告文学，其表征之一就是重视对重大的政治性题材的摄取与记录。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与集中的反映，以三大战争一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在各类题材中占有最大的比重。抗日救国成为全民族公共的话语，中国报告文学的浪潮正是应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兴起的，抗战时期的作品对战争中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有报告。范长江的《卢沟桥畔》、蔡以中的《闸北第一枪》，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萧向荣的《战场断片一平型关战斗前后的日记》，邸华的《百团大战在华北》、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分别对“七七”事变、“八一三”事件、台儿庄战役、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南京大屠杀等作了真切的实录。朱启平的《落日》则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下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签字投降的一幕：
1945年9月2曰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航空母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曰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自然的历史正渐行渐远，记忆的心灵或许久未曾打扫已经尘封，但历史的书证却是这样的清晰。检视弥漫过硝烟的抗战报告文学，它让我们在触摸历史中谛听那如泣如诉如歌如潮的历史之音。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一批报告文学家如刘白羽、华山、周而复、徐盈、柯岗、曾克、韩希梁等以如椽之笔状写大气磅礴的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为后人存活了一段令人心动而感奋的历史。
50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主要表现建设（生产）和战争两大主题。周扬在1949年7月曾经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一时又出现了大量的战争题材的作品，使三四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与开国之初的作品以战争一线相牵，只不过是战地和战争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而已。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就在1950年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号召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许多作家记者纷纷赴朝采写，他们中有巴金、靳以、老舍、菡子、白朗、杨朔、逯斐、华山、刘白羽、魏巍、李庄、李蕤、田流、谷柳、葛洛等，写作了大量的作品，巴金、魏巍、刘白羽、杨朔、老舍等出版了个人专集。此外，还出版了《朝鲜通讯报告选》（三集）、《志愿军一日》征文集（四集）、《志愿军英雄传》（三集）等，其声势颇为浩大，《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丁玲将朝鲜战地通讯称为“诗篇”。“我们从这些诗篇中，看见了我们最关心的人们是如何地生活着、战斗着。我们为他们的行动所感动，而流泪，而奋起，这些诗因为它们的内容符合了现实，符合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而被传诵着”。的确，这些作品具有诗的动人心魄的感染力，洋溢着高昂的时代精神。
报告文学政治化在“十七年”的重要特征就是写中心、写政策。文艺反映中心、政策，这是解放区文艺的一种经验。文艺“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十七年的做法体现了对解放区经验忠实的学习。这导致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产生两种结果。中心或政策的性质决定着报告文学的价值。像写抗美援朝，写健康的经济建设的作品，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而那种反映阶级斗争，反映大跃进的作品，则表示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异化。1958年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成为当时基本的国策。中国作协紧跟总路线，作协书记处制订《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茅盾发表《如何保证跃进--从订指标到生产成品》，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要求“作家们！跃进！大跃进！”报告文学成为文艺大跃进和报告大跃进现实的重头文体。《人民文学》1958年4月号“征稿再启”中说“我们最近更特别欢迎反映全国生产大跃进的短小作品”，而特写人列其首。《北京文艺》的征稿要求中特别标明“主要写当前大跃进中间出现的新英雄”、“大跃进的一天”、“敢想、敢说、敢干的人”，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惊人速度”和“飞跃进展”。《文艺报》发表专论《大搞报告文学》，认为“把报告文学提到突出的地位，以便吸引更多的人及时地反映劳动群众的共产主义干劲，反映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这对加速共产主义文学的建设是十分有利的”。希望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放出一批‘卫星’来”。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方纪、康濯、柯蓝、艾明之、林斤澜、徐迟等作家分别写作了《一天一十四小时》、《听错了耳朵》、《春潮--江南造船厂大跃进速写》、《赶天桥》、《钢和粮食》等弥漫着大跃进政治气息的报告文学。作者以真诚的心情叙写夸张的现实，这既反映了真实的时代氛围，又表明作家在迎合政治中心、庸俗图解政策路线时对自我灵魂的放逐。这是作家自身在特殊的历史语境所作的一次非知识分子的表演。他们以对事实的真诚歪曲，不仅破坏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的文体规则，而且在客观上以此支撑了失范的主流政治话语。历史已经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样，作为大跃进产物的“大跃进报告文学”，也就成为报告文学异化的一种标本存人历史档案之中。
政治化报告文学的重要特质就是通过对政治化题材的反映表达政治化的主题取向。文学政治化所导致的是文学或文体不再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中性的精神家园，而成为为特定的阶级、民族或社群所操持的宣传的工具。政治文化制导期的报告文学就是一种呈现鲜明政治倾向的文体，它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功能。抗战初期报告文学的繁盛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以群、胡风等多有指认。胡风在《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一文中，把“‘报告’底广大的发达”，列为“创作成果”的首位：“第一，是‘报告’底广大的发达。无论是期刊，是报纸的文艺栏，是单行本，大约可以归在‘报告’这一样式下面的作品占着绝对的数量，而且有一些可以无疑地被算作伟大的收获。”报告文学这种原先不被人重视的文体之所以能在战时迅速地勃发，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于时势的独特功能。对此，周扬作有分析散见在各报章刊物上的尽是战时随笔前线通讯，报告文学，墙头小说，街头剧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急就章，没有经过多少艺术上的斟酌和推敲，却具有一种宣传鼓动的性质，它们能够很迅速地反映抗战救亡运动中的每个事件，而且极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传播在读者大众的脑中。这类作品的形式为目前文学的潮流所趋，为抗战环境之所需要，为抗战文学的正当发展的方向。”周扬的分析十分贴切地揭示了报告文学等文体的价值。报告文学对现实的快速反映，对民族精神的激扬，对抗日军民的讴歌，对敌寇暴行的控诉等，极具宣传鼓动的作用。对报告文学在抗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新华日报》在1938年3月27日刊发的有关社论中给予了特别的肯定：
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战区的惨象，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地印入了全民大众的胸臆，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们的墨水像凝固力最强大的肢液，把一切不能团结的紧紧地团结起来，帮助着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
由这一段表述所用的话语可以看出，报告文学在民族斗争中它所具有的意义是政治的，作品所负载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操在抗战救亡中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元素。
报告文学政治化的主题取向控制着作品写作的全程，它不仅制约着作者对于题材的择取，而且作品的结构设计、话语运用等无不以此为灵魂。当代十七年报告文学特别是“文革”，写作重视反映所谓阶级斗争的主题，认为反映阶级斗争是报告文学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一切文艺形式都应该努力以求的，但对报告文学来说，更为重要。”“时代精神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一切革命阶级的情绪、阶级的心理状态、阶级意志、愿望和要求。”特殊的时代要求报告文学“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大力提倡报告文学进一步表现当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适应表现阶级斗争主题的需要，作品总是设计对比性的结构或是穿插对立的场景情节。《记李始美》是刊发在《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上的一篇特写。作品叙写李始美“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经过无数次的现场观察、实验，终于发现了白蚁世界的秘密”，从而发明了防治白蚁的有效方法。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报道题材，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的驱使下，作者硬是拉出反面的人物加以衬托，而且用语差不多全是当时专业的政治话语：
一部分死抱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学者们，很多实在是可笑而渺小的。我不否认，有些人有一点真才实学，可是他们据知识为奇货、为私有财产，吓唬青年人，向无产阶级讨价还价，这真可笑可鄙得很。焉知你们这点有限的知识，不会被无产阶级的青年人“后来居上”？李始美之对于资产阶级的“昆虫专家”不正是这样吗？
这样的制作已根本不是报告文学，而成为一种大批判式的文本。这种情形在“文革”报告文学中更为普遍。“文革”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的法则差不多成为当时报告文学写作的通则。在“文革”中期出版的《南京长江桥》和《铁水奔腾》两部报告文学集共收35篇作品，其中20篇都设计了英雄人物与对立的反面人物，阶级斗争成为贯穿这些作品的主线。报告文学以异化的政治为其价值取向，其结果必然使报告文学本身走向异化。
主体的单向归属与作品的两极模式
言说知识分子品格与存在价值，人们或许会引用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政治文化业已成为强势之时，报告文学作家不得不在政治归属与作家归属中间作出选择。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应表达人类的共同理想与普遍价值，体现社会的良知与公理。这样的职志，要求他取一种独立不倚的立场。但在政治主控的情景中，我们这样期待报告文学作家，无异于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是因为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禀具的现实关怀的情结，使其难以拒绝政治的制控，现实的政治化直接影响着以现实报告为务的作家，这些作家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的学问家或专门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正像周立波所说的那样，“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的社会”。另一方面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家本身就是集团或体制中人，现代许多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其政治身份都是共产党员。如夏衍1927年入党，黄钢1940年入党，刘白羽、魏巍、胳宾基1938年入党，宋之的1948年入党，丘东平1926年入党，邹韬奋于1944年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周立波1934年入党。一大批作者如雷加、司马文森、周而复、陈荒煤、舒群、彭柏山、罗烽、白朗、丁玲、杨刚、何其芳等都先后入党。即使是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在知识分子改造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自己的政治抉择。因此，从总体上看，30年代-7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其归属选取时，选择的是政治，即归依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写作主体作出这样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某种逻辑性。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被统治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野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革命代表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将文学纳人自己的中心进行调控。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规约，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别无选择地依从主流话语。这是一段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历史。报告文学主体在特殊的语境中所取的单向政治归属，这就根本上决定了报告文学歌颂--批判两极模式的生成。歌颂--批判的模式，具体表现为歌颂所属的民族、阶级、政党，批判与之矛盾冲突的对象。而批判的意义或部分意义正是为了强化歌颂。这样，歌颂也就成为政治文化制导期报告文学的一种总体基调。报告文学歌颂批判的两极模式实际又是作家两极化心态的一种表征，李欧梵对此曾作有解释这种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作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和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