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开放的宏观作品具有相当大的表达自由度，与此相生的优势是这种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一篇之中往往可以见到对象的全景。李延国是新时期对宏观报告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他写作的《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等作品境界开阔，字里行间透出胶东人阳刚之美。《中国农民大趋势》是一篇全景地反映农村改革状貌的作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民身心的新变，显示着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李延国以其对生活特有的敏感，洞察出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作者不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构篇，而是从“大”字落笔作文章。全篇九章，十万余言，既展示了农村令人欣喜的物质变化，更全面地报告了农民精神观念的种种更新和确立。这种更新和确立的观念包括商品、金钱、知识、信息、审美等。一部《中国农民大趋势》其实就是一幅关于农村改革的特大全景，一幅动态的什色纷呈的立体图画，具有一种断代史式的意义。这是一般微型结构的报告文学所不具有的。
从文学走向杂学。在以文学为正宗的观念中，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报告文学首先应该是一种文学样式，作品的写作理所当然地应该注重文学性。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确实把报告文学当作文学来写，而不是当作报告在写。”但后来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的表达的需要，要求作家从新的更多的视角去看取体认社会生活。作家不仅从文学的角度去观照生活，而且也从新闻、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去表现生活。这成为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中呈现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希望从报告文学中看到现代人的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哲理、新的情绪。”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陈祖芬的系列作品《挑战与机会》等无法备列的篇什，作者大多采用复合的视角观照报告对象，作品内存信息的“立交”情形清晰可见。这些作品所展呈的不再是一张平面镜，而犹如一架多棱镜，读者借此可见由此折射的生活七彩、世象万态。这些作品中有文学的华采情韵，但更不乏新闻的时效真实、历史的客观详考、哲学的思辨理性、社会学的明细调查等等，作品的属性“浮动”于文学、新闻、历史、社会学及其他诸种领域之间，成为杂交型的边缘性文体。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是一部具有多功能的煌煌之作，它“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多种价值，会给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获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并非只从文学这一视角去反映这一特殊的事件，而是冷静地全方位地观照着震惊中外的自然惨剧。
报告文学视角由相对单一的文学视角转至开放的多样性的视角，这使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与此前的报告文学划出了分界，形成了“文学化的报告”与“报告化的文学”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新时期前期的作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文学化的倾向，这些作品注重形象的塑造，注重情感的渲染，注重感染力的强度，而此后的作品则比较多地表现出一种报告化的趋态。所谓“报告化”就是作品中文学的因素被弱化了，作者看重的是作品传播的信息以及基于信息而展开的思辨，求取作品信息的大流量。这样就有了“集纳式”、“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大量推出。报告文学的“报告化”，使一些作品差不多成了相当专门化的报告。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其副题标“中学生心理学”。由此可见作品并不是一般地叙写对象的学习与生活，而是将中学生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当然这种研究并不完全以逻辑化的推演方式展开，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具体化的材料揭示中学生对人生、对世界、对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认识，还原出对象活生生的真实可感的心理世界。作品共分四章：《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等，分别反映中学生对直接影响他们心理的四种重要存在的体认与评价。作者将常常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忽视的中学生心理隐秘加以报告，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中学生“他们不仅需要教育，需要爱，也需要理解”，“让我们向社会、向学校、向家长们呼吁，都来理解你们的孩子，理解你们的学生吧！”
在文学化的作品中，人物是中心，人物表现本身就是写作的重要目的；而在报告化的作品中，问题、现象等是中心，人物的片断叙写只是为了说明某种问题、现象的存在。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并没有专写某一乞丐或丐帮的人生命运，而是通过展示丐帮隐形的生存状态，反映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的课题，贾鲁生的写作方式也具有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特点。他曾对四个城市的四百多名乞丐进行调查；为了获得对丐帮生活的真切感受，作者化装成乞丐混人丐帮长达数月之久，这比社会学工作者常进行的野外作业与实地调查更为艰辛。贾鲁生并不只对报告对象作出一般的价值评判，而且还对这一特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行思考：
人们还不善于把“变废为宝”的方法用于乞丐。假若能办一些乞丐农场、乞丐工厂、乞丐公园，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乞丐全部集中起来，把他们的体力、智力聚合在一起，那将会产生多么远大的能量啊！把废物变成宝物，把乞讨者变成创造者，这本应是今天的原则。
这样的设计在现在当然只是一种乌托邦，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已体现了知识分子心系天下的品性。新时期报告文学视角变化后所出现的“报告化”倾向，使一些作品变为某一专题材料的堆栈，由于文学性的流失而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但“报告化”的作品又使报告文学总体上拥有了一种多质性。
从政治走向文化。从报告文学文体的历史传统看，它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政治文化制导的时代，报告文学更成为政治的对应物。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以此作为直接的反映客体的报告文学成为政治化的文体。应该说，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关注报告重大的政治题材反映了这种文体的体性。但这种关注应该体现主体独立而理性的话语立场，并且对政治题材的反映应该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应该成为这种写作的全部。在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写“中心”、写“政策”的语境中，报告文学所写差不多全是政治性的题材。不说其中有些政治题材有悖于历史的逻辑，仅就题材本身而言就显得单调而令人乏味了。
历史进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质变。虽然政治话语的强势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作为一场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运作，这场革命促成了现实的多样性存在。政治是一元的，但经济、文化等由于开放变得多质而丰富了。文学也被演绎得多姿多彩。时代对作家写作自主的某种承诺，使走向自觉的作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写作。这个时候，报告文学在政治的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具有启蒙意义的报告文学，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正是作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参与政治的结果。但另有显见的事实存在着，这就是报告文学苑圃的风景有了多种色调。报告文学不再被视为是特定阶级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作家在作政治关怀的同时，开始移情于他物，部分地疏离政治话语，倾心于报道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文化关怀，是对一种普泛的人类精神的亲近。
理由的《中年颂》在全国第一届（1977-1980）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显得有些特别。与同时获奖的《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命运》等不同的是，作者选取的是一种边缘性题材，并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性，按照通常对新闻的理解，作品的主人公索桂清甚至也没有多少新闻性。《中年颂》的获奖，标志着文化型的报告文学开始被接纳了。索桂清“她不是科学家，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三年级。她不是音乐家，她每天要听八小时的刺耳的噪音。她不是作家，她的作品从来没有署过个人的名字”，她只是一家毛纺厂的一名普通的挡车工。而这样的主人公连所谓的先进事迹也没有，有的只是零碎的有关家长里短的故事：“六年中，她先是为母亲送了终，继而又死了父亲，婆婆生病，孩子生病，她自己也累出病来……而她始终出满勤，干满活，使满劲。”理由通过述说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揭示了凡人生命的价值。索桂清在这里被作为中年的象征--“社会的壮工，国家的筋骨”，他们艰苦的生活状况，负重的工作职责，质朴的精神风范，让人心忧更令人感奋。韩少华的《继母》更具有文化的滋味。作者以“好吃莫过蜜糖，难当莫过后娘”的谚语领起全篇。深厚的传统文化将继母凝固成一种阴险、刻薄、凶残、冷酷的形象，而韩少华笔下的继母，“默默地承受着世代沿袭下来的种种传统成见和世俗压力”，“用自己粗糙的双手和炽热的心，从悲恸、艰难和疑虑中，建设起一个美满家庭”《继母》一篇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用一系列生活化的细节，完成了对一位平凡而崇高的母亲形象的塑造，咏唱的是一首真挚的博爱之歌。《中年颂》、《继母》等作品的出现表示着报告文学取材与主题的部分转移。这种转移促成了报告文学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空间。
文化关怀的作品更多见于问题类报告文学。这类作品由于取材与题旨的非政治化，避免了政治类问题报告文学与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紧张关系，因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写作环境。《阴阳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中国文化凝重的撞击》等作品都属于文化类问题报告文学。这类作品因着题材的别致与对报告对象文化透视的新颖，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和关注。《中国的“小皇帝”》将独生子女的问题推至读者面前。作者将问题置于“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高度观照思考。所谓“小皇帝”就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奉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在作者笔下，这些独生子女营养过剩，教育不良，好逸恶劳，自由任性，专横跋扈。现象发生在独生子女身上，但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学校教育的失当。问题普遍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文化之根却深植于历史的土壤。父母与长辈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源于民族的传统观念，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民族心理，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说法便是证明。”虽然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人们许多旧观念，但人们“依然是安安分分地做着传宗接代的事，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自己的下一代”。有一类环境保护题材的报告文学，从一个颇为特殊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精神品性的忧虑与反思。环保涉及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人类营造富有诗意的栖息地。但现实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恶化，环境破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中，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它的独特的价值。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作品，将严重的环境问题凸现了出来。《北京失去平衡》报道的是北京“水危机生命之母，一切生灵赖以生存的水，在北京已被榨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作者通过展示水危机惨不忍睹的景象和人在这种危机中诸种尴尬窘迫的作相，对人类自身精神的某种失落作了批判。水的危机--自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人的精神危机，这是优秀的环保类报告文学所阐释的一个深刻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