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作家作为社会中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时代精神的塑造。新的历史时期从荒唐的岁月中走来，昨夜的梦魇依然令人心悸。这样进行社会新启蒙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怀具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对阻碍社会进步的种种存在进行深刻的批判，从对现实与历史的观照反思中，激扬人类应有的理性精神。这是他们对新时期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没有其他时候能像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这样更具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了：“只要社会有问题存在，有阴暗面揭露，报告文学就应该去反映。它就是为社会进步存在的。如果社会问题在那放着纠缠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抛弃了问题，去歌颂那些没有必要歌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良心所不允许的。”新时期的许多作家将良心奉献给了一种独特的文体。他们以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启蒙性赓续了“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同时新语境的存在，主体新质素的生成，又使这一文体获得了某种现代品格。
文体转型：走向开放的报告文学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百年中国报告文学因着社会文化生态的演化而居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从文体渊源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关联着新闻和散文。报告文学从新闻中分化而出，它的文学化（主要是散文化），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学型态。报告文学文学化的进程由于战争环境的制约与需要，也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向着通讯化的方向发展。通讯化的报告文学体式比较简短，内容比较单一，主题取向明确；通讯是一种导人了文学因素的新闻样式，因此通讯化的报告文学也有文学（散文）的精致与情采。但通讯与报告文学应当是两个有着属性差异的范畴。就具体的通讯作品而言，它可以被指认为报告文学，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但从总体上说通讯是不能被等同于报告文学的。通讯是一种新闻样式，它的功能在于宣传，而报告文学的意义并不只有宣传一端。这是显见的。通讯化的报告文学更多见于政治文化形成强势的历史时期。报告文学的小说化是新时期前期这一文体的一个重要体征。早在30年代茅盾在他着名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专论中，就对报告文学的小说化作了阐释，认为：“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其时及其后小说化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很多。而到新时期初期，理由、陈祖芬、黄宗英、柯岩、徐迟等人报告文学小说化的倾向已十分显见。理由曾说：“我是习惯于用小说的手法来写报告文学的。就表现形式而言，我甚至感觉不到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它们同属于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使他们在艺术上天然接近。我认为，小说的一切技法在报告文学中都可以采用。”小说化的报告文学注重表现人物的命运历程，求取情节的相对完整，重视运用文学化的表现手法。这类作品与通讯化的作品相似，其格局大多见小，内存的容量一般不大。
小说体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诸种体式中的重要一款。将小说与报告文学组合于一体，并不是模糊这两种文体各自的体性，而是反映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性文体，它所具有的某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所谓互文性，即是在某种文体中关联着其他文体的属性。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其间融合了较多的小说文体的质素。报告文学的小说性与小说的小说性，其联通之处在于作为叙事性的文学类型，它们都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艺术，将生活流的人物事件设置成具有某种艺术效应的主体性结构。但这两种文体中的小说性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小说中的小说性，除了其含有的叙事性（故事性）意义之外，它实际上也就是虚构的一种代称了。小说艺术的魅力或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贯注着主体审美理想的虚构性的叙事。而报告文学的小说性，只是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操作技术而存在着。它排除了小说的虚构性，所取的只是如茅盾所说的小说化的艺术方法。在写作中，如果过度地借取所谓的小说性，那就会使报告文学的体性向小说文体倾斜。这样往往给读者造成一种由于小说文体的先验而产生的失信感。随着社会的演进和报告文学作家文体观念的变异，原先风行一时的通讯化、小说化报告文学，逐渐被其他的一些体式所遮掩了。
到了80年代中期，以全景、集纳方式观照对象的宏观报告文学迅速崛起，并成为报告文学文类中的主要样式。这时，原来将报告文学当作小说写作的理由，也以《香港心态录》等作品改变以往的模式。陈祖芬从1984年起，开始写作“经济与人”的系列作品，共发表了以《挑战与机会》为总题，包括《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经济与人》等11篇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与她的《祖国高于一切》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情形表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内存与外景发生了全新的转型。改革开放时代全新的的社会生活为这种新变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报告文学作家主体意识的不断自觉，观念、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是造就文体新变的根本的内因。人们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边缘性的综合性的特点的文体。报告文学“通过综合--问题的综合、专业的综合、社会性与文学性的综合--解剖急需解剖的社会矛盾。”“报告文学愈益与小说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说都是一种好事，是一种进步。报告文学应该寻找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建立一种以信息传播为务，以理性张扬为旨，通过增大信息流量强化主体思辨力度的新的文体观念。开放的时代，报告文学文体正走向全面的开放。从外在的形态可以看出，报告文学的结构由微小转至宏大，这象征着作家观照世界已从微观走向宏观。从作品的内存看，作者已不再仅从文学一端看取客体，而是致力于大信息量的报告以及作有深度的思辨。与此相应的是，政治文化制导期报告文学政治化的景态已发生了改变。报告文学作家在作政治关怀的同时，开始作多维的文化关怀。报告文学它所报告的是开放而多质的社会生活。
从微观走向宏观。到了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文本的气象变得宏大了起来。《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的“小皇帝”》、《中国大学生》、《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作品篇幅开始见长，一般有三四万字，有的甚至达二三十万字；写法上打破以往报告文学通常采用的闭锁结构，并不局限于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数人一事的小格局报告，而是以“全景”、“集纳”的方式，整体地全面地报道某一重大事件、现象或问题，广角地表现社会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群像，作品负载的信息容量明显地增大了。报告文学的扩容，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报告变化了的生活的需要。陈祖芬曾指出及至改革进人到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社会的一个一个横断面，是一个一个群体的形象。如果囿于一人一事的报告文学，传递的信息量太有限。”时代的改革开放，催发了作家的宏观思维能力、系统思维的能力，使他们的思维模式开始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思维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由点的思维趋向面的思维，由面的思维转为立体思维；由单向的顺从式思维化为可逆的双向思维乃至多向的辐射式的思维。
报告文学主体及客体的变化，要求建立起相应的新的报道模式。就结构而言，需要改变原来虽然精致，但容量过小的构架，设置便于反映宏观对象的开放灵活的结构。通讯化或小说化的报告文学，要求作品的结构“完整，首尾照应，中间无缺陷，进一步则要求严谨，环环相扣，无懈可击”。包括这种结构要求在内的原有的写作范式，由于宏观报告文学的崛起而变得不合时宜，受到了质疑综合报告文学的出现，使我怀疑过去奉为圭臬的一些研究和衡量报告文学的范畴是否适用？是否还那么重要？”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了文体结构的改造，他们从小格局的封闭结构模式中走出，创造灵活可控，多变自如的开放式结构。这样体式由小巧转至宏大，由闭锁变得通达，全无结构的小家子气，而呈现出一种恢弘博大之势。宏观结构的作品没有“从一而终”的中心人物，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事件，也没有一统全篇的基本线索，作者只是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摄取集纳众多的人事物象并作出具有理性色彩的思辨。作品的结构犹如建筑用的脚手架，可以根据施工的需要进行任意的调节。这样，也就为作家自主地观照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种自由的空间。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放性结构主要有三种样式。一是“卡片”式结构。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尝试着运用这种结构技法。全篇100节，如同100张卡片的组合。“卡片”之间既互有关联，又独自成节，长则千字以上，短则寥寥数语，或记事，或写人，或报道现实，或回忆历史，作者信手拈来，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上自由地择取需要表现的材料，使作品负载有密集的信息量、博大的生活容量以及由此生成的冲击力巨大的思想“当量”。二是“板块”式结构。这类作品根据表达的需要，常在总题之下画出若干个“块”，“块”与“块”之间是并列的，每一个“块”表达一个意群，每一个意群由相应的材料支撑。“块”的设置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孟晓云的《寻找中国潮》采用的即是“板块”式结构。作者将全篇切分成两个板块上篇：变化中的中国”和“下篇：困惑”，每一个板块由若干个小块组合而成，组合的灵活性很大。三是点面结合的辐射式结构。采用这种方式结撰作品，作者精选若千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别材料，对此作较为具体细致的叙写；然后在“点”的基础上通过概写性质相似的人物事件组合成连类相从的“面”。这种结构既没有小格局作品容量单薄的不足，又免除宏观作品易生的材料芜蔓、结构m沓的缺陷，在微观与宏观的契合中形成优化的报告文学结构。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并没有推出更多的现象，作面面俱到的观照，而是能点面统筹地结构全篇，在深（点）与广（面）两个维度的结合中，对出国热这样的大题材作出立体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