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反体制的立场、作品批判性的主题成为贯穿30年代以前的中国报告文学发生史的一个基本的、最为重要的特质。民国初年的“报界奇才”黄远生，进士的才情，记者的职志，留学所得的新思维，使得他能高标其时。作为一位具有人文情怀的有识者，他倡言在时潮纷起之时诸君当为吾社会种种不平，呼号奔走，决不能依附于权势之下”。禀持这样的思想，黄远生以《外交部之厨子》等作品辛辣地嘲讽了统治集团的腐败，以对章太炎笑傲权贵品性的记写，热情赞颂了民主主义的思想。以后至“五四”，至大革命期间，报告文学作者的精神基本是相承的。写作了报告文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瞿秋白，他自称“‘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他对俄国作文化考察，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作者以其见闻的新景来反衬中国现实的“黑暗悲惨”，由此召唤民众改造社会的意识。郭沫若这位被认为在当代许多时候差不多“失语”的文化名人，在当时却是一位反独裁、反专制的斗士。发表于蒋介石得势猖狂时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与《脱离蒋介石以后》的两篇作品，在完成了对蒋介石本来面目还原的同时，也凸现出知识分子傲骨兀立的形象。
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还尚未取得自立的地位，但其中飞扬着的主体精神却不乏精彩。在清末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领导着时代思想的主潮。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报告文学是其中飞溅的浪花。
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使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了压倒一切的重大问题。民族的生存自然是第一位的，这样救亡的主题开始遮蔽启蒙话语。许多知识分子走向“十字街头”宣传抗日，有的则直接奔赴抗曰的前线；当然也有的知识分子走进“象牙之塔”，或闭门读书，或作理想化的启蒙设计。我们说救亡遮蔽启蒙，这意指启蒙依然存在，但已不是也不应该是时代的主调。而且这个时期已经注意到将启蒙融人到救亡的主题中。何干之在解释3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的时候，将“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标列为四条释义的头条。
救亡的年代是知识分子走向边缘的年代。这是合乎时代逻辑的，因为救亡的主力是工农兵。当然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日撰写的文章题目就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认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又指出要“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所反映主要对象就是工农兵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这种反映要求它的主体即作家应站在大众的立场，用“工农群众化”的思想感情反映生活。”与此同时，工农兵也被要求成为写作主体，即所谓工农兵反映工农兵，以此改变作家队伍的结构。“左联”大力倡导报告文学，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将它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文学样式，作为推进文艺大众化，形成大众文艺的一种具体运作措施，并将其纳人“工农兵通信运动”。“左联”的这种努力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取得更多的实绩，但它对后来报告文学的影响是显见的。日后很多有关报告文学的“一日征文”活动，如1936年的“中国的一日”、1938年的“五月的延安”（取其中一日）、1941年的“冀中一日”以及“边区抗战一日”等，可以视为是对“左联”组织化、规模化（“运动”）报告文学创作主张的一种回应。
在这样一种情势中，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作者，他们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非知识分子的，他们往往站在集团或阶级的立场上报告现实，他们的话语立场与话语方式为特有的历史语境所改造。对知识分子与作家在战时的景态，李泽厚有一描述：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知识者和文艺家的“我”融化在集体战斗中的紧张事业中，没有心思和时间来反省、捕捉、玩赏、体验自己的存在。他（她）们是在严格组织纪律下，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协同和配合下，进行活动和实现任务的。
他们远不是自由的个体，也不只是文艺创作者，而更是部队的秘书、文书、指挥员、战斗员和领导农民斗争的“老张”、“老李”（干部）。
李泽厚的描述稍嫌粗糙，但他给出了战争环境下知识者和文艺家特殊的存在方式。融化在集体中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更多地成为了时代的鼓手和记录员。时代的风云在他们的笔下清晰可见，而他们自身则成了一道淡去的背景。
从30年代至70年代“文革”时期，随着历史的逐步推进，知识分子的话语权逐渐减少，以至于丧失。但在这一进程中，前后两个时段的情形有着质的差异。三四十年代民族的救亡，要求知识分子融入时代大潮中，这是一种历史的规定与要求。而当代的20多年，特别是50年代的“反右”和十年“文革”对知识分子话语权，乃至生存权的剥夺，则是政治异化制造的有悖于历史进步法则的悲剧。这既是知识分子个人或群体的，更是属于我们民族的。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基本做法就是：改造。这源于解放区的一种意识。开国之初，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复杂而棘手的变化，也由于主流话语建构的需要，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为强化，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对此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主旨报告。这种改造旨在使知识分子适应新的政治环境，使知识分子在充分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据此，对一些具有知识分子气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整肃，受到一系列的挤压，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投人主流话语的怀抱。这种投人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的需要。而这表征了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放弃了自己的话语立场，放弃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操守和自由理性的思想。这样，体现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我们习见的是个人话语方式为集体性的公共话语所取代，创造性的思想性话语被可复制式的社论语体所取代。1956年一些“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的推出，可以视为是知识分子争取自己独立话语权的一次努力。但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当代20多年中仅有的一次。
“九州生气恃风霜，万马齐喑究可哀”。历史走到了它的尽头，物极必反也就成为现实。改革开放的风雷打破了人民无言，知识分子失语的“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开始告别文化专制时代的中国社会，因着思想的解放逐渐呈现生机盎然的景象。历史的新时期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身份得到了确认。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对于具有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由于精神枷锁的被打碎，他们本有的生命机能得到了复活，因而成为新时期思想最为活跃的一族。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由此带来的诸多解禁，为知识分子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比较典型地体现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但又不是为了这份责任感而牺牲自我。麦天枢曾说：“我们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有自我的，不是把自我完全取消的。这表明报告文学作家能够有而且已经有自己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
这个时候，主要是指思想解放、观念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所持的基本上是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大部，尽管内容与路径有所不同，但启蒙性是它们总体上的基本功能。作家主动承担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就像“五四”时期的作家一样。新时期选择报告文学的作家，一般来说，他们作为启蒙主义者的角色意识可能更明确和自觉。这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必须直接取之于现实而作用于现实。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其价值预设中就有非个人化的社会性。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改革着重的是在观念思想等的精神层面。这样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启蒙，不仅可以充分地体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职志，而且由于部分地适用于主流话语的需要，因而获得了一种相对较大的言说空间。在否定批判“文革”，推进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和主流话语有着许多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完全不同于恶性政治制导期，政治对于作家的全面整合，遮蔽或取消作家的话语存在。报告文学作家是以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来参与时代主题的共建。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价值直接地体现在一批批判“文革”的作品中。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直接取材于“四五”天安门事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了揭露。张书绅的《正气歌》以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残害的惨酷事实，批判了在极“左”年代真理被亵渎的变态政治，批判这种政治对于理性、人性的严重摧残。一大批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既可被视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正名、自我激扬，同时更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歌颂，批判极“左”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排击。这实际上是在恢复曾被抛弃了的常识，厘清曾被混淆了的是非。
改革开放的推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性的进步。面对这样的进步，报告文学作家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但他们并不仅仅做着时代的抒情歌手，而更着重作为思想者的角色存在。当人们普遍地接受了一种存在而以此为满足时，报告文学作家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作出精卓的评析，由此省悟大众。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成功地履行着知识分子的使命。麻痹或自我麻痹常常是影响中国社会前进的一个痼疾。因此，社会需要清醒的具有理性精神的思想者。8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问题报告文学的推出，虽然在整体向上的社会氛围中平添了异调，乍听让人觉得有些别扭，但它恰好表明作家--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眼睛”与“头脑”的存在价值。这是一次在新的语境中作家禀持着忧患意识、批判意识的集体出场。
较之于前代，比之于90年代，我们发现80年代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状态是相当见好的。这个时候作家整体上并没有边缘化。他们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以主人公的独立的姿态进行着写作，既不屈从于政治，也不委身于金钱。观之报告文学发展史，只有在80年代才见有报告文学作家的集团优势，而且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差不多是以报告文学为业的，徐迟、刘宾雁、柯岩、陈祖芬、理由、黄宗英、张锲、程树榛、孟晓云、鲁光、乔迈、李延国、麦天枢、苏晓康、徐刚、赵瑜、贾鲁生、胡平、张胜友、蒋巍等一时百舸争流，蔚然而成壮观之景。这不只是对这一文体的情有独钟，而更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一种执着。
人们对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颇有微辞的。90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经济中心观念的进一步确立和技术中心主义的风行，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就从原来社会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分离。这种边缘化，使知识分子因位移而变得相对独立自如，其言说的自由度相对地得到了增大。问题在于言说空间增大后的90年代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并没有利用边缘所具有的便利，他们甚至放弃了这种便利。而实际上，他们放弃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尽管这个时期仍有许多作家写着许多的报告文学，但其中更多的只是对各种状态的描述。作家精神的佝偻和思想性的缺乏，使得报告文学开始走向退化。
由上描述与论析，我们可以对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一命题作一归结。首先，是在学理的层面上，人文知识分子与报告文学之间若干属性可以相互对接。其次，在实际的层面上，两者之间并不是恒等的关系，往往是一个变式。而知识分子，作为主体是其中的施事者，即知识分子的状态直接影响着他们报告文学写作；而知识分子的状态则又受制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复次，从负面的角度来看，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或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知识分子是一个能够坚守而又易异的群落，必然会抽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
20世纪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有黯淡，也可见精彩的世纪。社会文化生态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之履和心路历程。从报告文学中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已成历史的时代风云与人间百态，而且也能够观照知识分子的心态，报告文学是一份关于它的报告对象、关于它的时代、关于它的写作者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