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生的文体，决非是空穴来风，它必然基于某种特定的背景或多维的历史赠予。这正如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在这里，怀特实际上给出了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文化研究应从整体的系统的关联中，测绘出某一具体对象的独特的图景。
这一方法完全近代文化转型与报告文学的发生适用于文体发生动因的研究。“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系统。”“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构成文体发生背景坐标系的，是共时性的必备的社会现实条件，与历时性的文化传统显性或内隐的影响。而其中共时性的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
茅盾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原因时，曾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特性的文学孕育于特性的时代。近代就是一个沧海横流、风雷激荡的特殊时代。在从古代向现代的突进中，近代新旧文化的冲撞，衍化出不胜枚举的文化新景观。在诸多文化新景观中，就有新创的报告文学。近代文化的转型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的历史条件。报告文学的发生，并非由单因一果的线性操作而致，而是多因一果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近代文化转型的全方位性，恰好遇合了报告文学发生的多因性。文化视角，实际是一种复合视角。以此勘察报告文学的成型之象，就是基于对报告文学发生原因复杂性的认识，并试图藉此真实地还原出报告文学生成的历史状貌。从总体的、主导的方面而论，报告文学是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是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新闻文化成为报告文学萌生的母体，它为报告文学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又使其因具特殊的文体使命，也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必要性。而从文学本体而言，报告文学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一种积极的实践。这种积极的写实性实践，将可能性、必要性的要素，转化为实然可见的新文体--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产物
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一种样式，报告文学自然也以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它的基础。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条件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近代新闻的主要媒体是报纸。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它以近代先进的印刷业作为其直接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揭示过近代印刷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印刷术创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近代先进的印刷技术，为新闻--报纸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报纸能成为较前迅捷而广泛地传播信息的人众媒体。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新闻”一词在有唐已可见及。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就有“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之句。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迟于欧洲约二百年。近代新闻业的后滞，固然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政体的箝制，但与印刷技术的落伍也有直接的关联。
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古老的封建王朝的大门。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经济的侵略，旨在传教、进行文化殖民的洋报在华大肆创办。西人在华办报的同时，也把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介绍到了中国。曾供职于沪上墨海书局的王韬在《瀛燸杂志》卷六，对洋人的印刷术颇多钦羡：“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着者。”“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即可印四万余纸……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欢。”作为有识之士，王韬善于“师夷长技”。他于1873年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在香港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成为中国最早的印刷实业家。次年，他又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循环日报》。王韬“他是中国历史上以报纸为讲坛，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先进的印刷技术，使新闻的近代化得以成为现实。快速的印制，使受众所见不再是“旧闻”的新闻，确保了新闻的时效；而报纸内容时代性的增强，发行量的增大，使新闻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像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创刊时发行量4000份，最高则达17000份。这种在当时颇大的发行量，使梁氏报纸成为当时声播遐迩的舆论中心。对此，梁启超曾无不得意地作过譬说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中国近代新闻业首盛于“戊戌变法”时期。李侃指出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的起点。”而至辛亥革命后，全国报刊增至500多种。署名“兰陵忧患生”的，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句描写报业发展的盛状：“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迅速发展的近代报刊具有多方面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清朝末年。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的人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而于报告文学，近代报刊则是萌生这种新文体的直接的渊薮，是刺激报告文学发展的主要媒介因素。
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部人类传播方式进化的历史。其中，文字及文字传播方式的改变，常常成为文明史发展的某种标志，或导致某种文体的发生。摩尔根就认定人类文明“开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学记录的产生”。“石刻象形文字亦可以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的标识。”我国古人也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甲骨文、钟鼎文等成为某种特定文化的符码。文字刻制、印刷技术的革新，时常影响着新文体的产生。唐有传奇，宋出话本，与其时雕版印刷的盛行与活字印刷的发明，似不无关系。而印刷技术、传播方式与文体创造关系最直接者，莫过于近代机器印刷、近代报纸之于近代新闻文体了。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无疑也是历史进人近代的显性标志。伴随着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新闻业的日益发展，新闻文体也渐次萌生、进化、成型，成为报刊这种几乎是近代唯一的传媒的主体（19世纪70年代，我国开通两条以上海为起点的国际电报线路：上海经日本长崎至北美；上海经厦门由香港至欧洲。1881年12月24日上海天津间电报线路铺设竣工，交付使用）。
新闻文体作为一种文类，其间包含着若干子项。这主要有消息（狭义的新闻）、时评（政论）和通讯（纪事）等。报告文学实际是通讯的一种优化形态，两者关联密切，并没有截然见异的差别。早期的报刊以消息、论说（时评）为主。如创始期的《申报》版面主要有三大块内容：其一为“本馆告白”、“论说”（社论）；其二新闻，选录本埠、外埠消息，译录香港中外新报消息；另有广告等服务类信息栏。早期的《循环日报》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新闻版分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三栏。后来，报纸版面的容量逐渐增大，内容更趋丰富。报纸为迎合读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对复杂而重要的新闻事件、人物报道的需要，不再对客体仅作“豆腐干”式的简短的粗放的记写。除简讯以外，另一类报道趋向于对新闻材料作具体细致的叙述，并出现了系列报道的形式。如《申报》对“杨乃武冤狱”的曲折全程，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874.1.6）至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77.4.7）历时三年有余，作了颇为详细的连续报道。消息的细化，报道的系列化，由此衍生出新闻通讯。
有人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其实黄远庸之于通讯，在于他使通讯文体得以完形和正式化。而在他之前通讯之名已有，只是这种称名并不具备日后通讯所含的文体意义。倒是新闻“纪事”相类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讯”。晚清新闻“纪事”，除战记、离乱记、大事记外，还包括对重要的新闻人物所作的纪传、速写等。具有新闻性的记事写人类作品在近代后期发表很多，蔚然可观。这些作品总体上还显得粗糙，有的写得芜蔓，但它们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新闻性、论评性和文学性的特征。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但已包含了报告文学文体的诸多质素，因而可视为报告文学发生期具有奠基意义的存在。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有反映中法战争的《黑旗军战捷纪事》，反映甲午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报道“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记》，记写辛亥革命的《五日风声》等。人物纪传、速写则有梁启超写康有为、李鸿章、“戊戌六君子”诸篇，黄远生写孙中山、章太炎等篇。
晚清新闻通讯中，除“纪事”一类外，还有新式的游记。这类记游作品不同于一般模山范水、吟风弄月的散文小品，而是一种关注社会大端兼及自然人文背景的“旅行通汛”。如《申报》从1876年6月7日起连载“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3年）等即是这样的旅行通讯。从国际报告文学发生史看，早期的报告文学中许多作品就是游记体散文，如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环游世界的旅行记》、俄国作家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等作品，在自然与社会风情的描写中，真实地展示出社会充满矛盾斗争的现实，具有显见的社会批判色彩。晚清出现的一批域外游记作品，是开眼看世界、得风气之先的有识者对异域所作的一种文化考察，作为一种体式，已大不同于以前的游记了。
考察近代新闻纪事和旅行通讯，可见作者能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生动、具体而富有情思地反映现实的人物事件和政俗民情。作品的体制也时见宏大。《新大陆游记》用《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专号形式刊发。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共十一章，凡三万多字，于广州《南越报》连载57天。这些作品，已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风情描述，而是初具形态的报告文学。基于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孕育于近代新闻的进化，脱胎于新闻文体的发展，近代新闻文化直接导引了报告文学的发生。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政治文化的载体
近代文化是一种多质的丰富复杂的系统结构。而决定这种文化特质的，最主要的就是近代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政治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潮，它直接影响其他文化的生成与走向。近代文化转型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文化的转型所造就的。李侃在谈到近代文化“转换”时，引用邵作舟《邵氏危言》之语作立论的依据。邵氏有言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者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李侃以为“西学大兴”，变法图强时潮汹涌之际，近代“文化的转换时期开始了”。变法图强成为贯串近代全程的时代主题，它表达了仁人志士对艰危国运的一种政治性关怀。这种政治性关怀，成为推动近代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又是政治文化传播的载体。政治性成为新闻的显性标记。近代新闻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应运而生，又为政治思潮的席卷呼风唤雨。进步的报刊成为政治鼓吹的主阵地，其间更显着地表现出对时局和国运的政治性关怀，对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灏在其论析中国“维新时代的遗产”时曾有指认在1895年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治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又指出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了一种需要参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张灏所论是符合近代史实的。
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是应时或先时的思想精英。而这些思想精英又多半是报人，如王韬、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都创办或主持过近代颇有影响的报刊。特别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梁更是将报刊作为变法鼓吹、思想启蒙的利器。康、梁是恩格斯所谓的“启蒙学者”所属，他们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他们用作启蒙的方式有撰文讲演、成立学会、收徒讲学等，而创办报刊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