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心目中的小说”，同学们一听这个题目会觉得很浅显，个人化，没新意。会想别人都跑步向前进人后现代写作了，你怎么还这样就事论事谈创作呵。在这里予以申明：我本人属于非学者型作家，缺乏理论，学养不足。据我所知来这里讲过的或不日将要来讲的作家都进过大学校门，而我没有，我是个初中毕业生。后来也没去深造。一个初中生到大学来，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占领大学讲坛的意思。另外，从本质上说我又是一个很传统的作家，有些墨守陈规，“一根筋”。给自己打个圆场：唱歌有美声和通俗，我这是通俗唱法。同学们已经听了好几场美声唱法，欣赏了“高雅音乐”，今天不妨换换口味。吃足了山珍海味，再吃点山野菜。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学者型作家还是非学者型作家，谈创作都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小说创作。小说是一个很奇异的东西，说它奇异是因为它的形成和对它的要求是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借助于想象“编”出来的。但对它的要求却又是十分的严格：必须真实。“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必须与现实（历史）吻合，与世事人情吻合，与人的内心吻合。要把一个空穴来风般亦真亦幻的东西讲出来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
所以我想，作家谈创作首先要把自己与听众的关系摆对，不是师长不是布道者，而是平等的对话者、交流者，或者说是一个被检验者。有句话叫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嘛。因此，不可故作高深，也不可言不由衷，要袒露出本来面目，即把自己交出去。当然，这话说说挺轻巧，真做起来却象是赴汤蹈火。也许是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档子事我一再推辞。其一我不是个善讲的人，口拙，用我们胶东的话说嘴像棉裤腰；再呢，我又是个挺较真的人，话讲出来不合时宜，弄得人紧张，没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已经很自觉的将语言分为两部分，一是能够说出口的（冠冕堂皇的话、套话、假话、无关紧要的话），二是不能说出口的话（表达真实思想的话），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自动控制，即使不动脑子，语言的阀门也能自然反应，不会出现差错。对于作家，事实上也存在着这种自动控制，写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怎样写可以，怎样写不可以。“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作家已很难依照自己的心灵写作，我在《石门夜话》创作谈中谈到这种无奈：中国当代小说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体魄不够健壮。这与作家们的智慧无关，也并非作家们没有尽心，而是大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尴尬，即从事的是一项勉为其难的事业。
我是从“新时期”开始写作的，走上这条路纯属偶然。前面说过，我只读完初中，凭这点学问底子搞写作肯定会捉襟见肘。我的语文老师就说过当作家起码得有高中文化的话。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我考了管吃管住的师范。后来又因为对教师这个职业缺乏认识，没去上。说偶然走上写作这条路是我的一个战友“逼”我去参加了一个文学期刊写作班。在那里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有人说写作犹同吸毒，一上瘾就退不回去了，也许是这样。一来劲儿我把老师的教导当成了耳旁风。不管不顾地一篇一篇写下去。对上几代作家而言，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作为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中的一员，我怀念当时那如火如荼的文学景观，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世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盛大节日。在这一绿意盎然的大环境下，我开始了我最初的创作生涯，写下了包括《仙地》、《乌鸦》、《储言》、《秋的旅程》、《旷野》等作品在内的大量“伤痕”、“反思”中短篇小说。以现在的眼光，这些作品尚粗糙幼稚，且带过重理念色彩，但就作品的基调而言，我自信是端正的，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文学起点而感到欣慰。也可以推而广之：新时期应运而生的作家们是有幸的。
新时期文学以健康的步伐向前行进，一直走了十多个年头，这中间出现了多元，文学从单一走向丰富，也出现了些波折，但文学的总体的面貌没有多少改变。即面对现实，坚守立场。是后来的那个“事件”给了新时期文学一击。犹同一个智力测验：树上有十只鸟，有人开枪打下了一只问还剩下几只？聪明的回答自然是一只也不剩了。
对于作家这个群体而言，确实发生了飞鸟的情况，只是逃逸的不是形体，是精神。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了茫然，感到无望，一度对自己多年形成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怀疑。我在一部作品的后记中这么说：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力图扮演“医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告诫”，使他们意识到那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有因有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不良也并没因为文学的不断批判而有所收敛。于是只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
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写了“石门系列”小说，即所谓的回归之作。
“石门系列”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写土匪和女人，写性爱，写荒诞不经的事体。没有时代背景，离政治十万八千里，离现实十万八千里。我以为逃避就是文学的回归本土。现在回过头看显然是不正确的，起码是偏执的。事实上是自己为自己搭建的一个下楼的台阶。
就创作而言，“石门系列”所以成为一个系列是编辑“逼”出来的。首先写出来的是铨龟》，发表在敝获》上。编辑建议将其中的一个情节抽出单独成篇。我接受了，就是后来的《石门夜话》。《石门夜话》发表后在《作家文癍》连载引起读者的兴趣，编辑撺弄我再写个续篇。我写了，就是那个《石门呓语》。后来一家出版社要出书，我又写了一个《石门绝唱》，将《金龟》、《石门夜话》、《石门呓语》与以前写的一个中篇《泱泱水》连接。这就成了长篇小说《石门夜话》，是一个苦命女子遭遇若干男人的故事。
应该说，“石门系列”是个意外的收获。但这种收获却是无奈而苦涩的。后来我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难道只能存在这种与真实的历史和真正的现实不沾边儿的文学作品？
我谋求改变：也只是有限的改变，从“石门系列”那个“说真便真说假便假的混沌世界”跳到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一口气写下了《性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远去的姑姑》等一系列抗战小说。
在这里我提一下《性存》。因为来后有人问过这个作品的改编。同学们不一定知道这个小说。但会知道一部叫《鬼子来了》的电影。《鬼子来了》就是由性存》改编的：后来又有了官司。在这里我只说一句：这是部没拍好却惹了麻烦的影片。
再说小说。写战争，写抗日而不是其他，如北伐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究其原因是觉得抗日的正义属性不容置疑，写这档子事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追诘。说穿了还是一种回避。
“抗战系列”如同“石门系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我觉得这样的文学总归是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缺少对“真实世界”有力的介入，缺少真诚与血性，缺少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谈到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在当下的文学圈，这个字眼就像烫手的热山芋，避之惟恐不及。真是这样的，你要说某某人的写作肩负着责任感、使命感，那十有八九会觉得你在贬损他。如同你说某人会讲故事，体会出来的意思便是说他的写作还在初级阶段，因为“高级”小说不仅是非理性也是非故事的呵。
我的不可救药在于明知文场“行情”而不以为规，在罢手“抗战系列”之后，我来了个大倒退，退回到自己创作之初所抱定的“初级阶段”文学观。我在我最早的一本作品集的前言中如此说：文学被它的创造者、读者和批评者区划为许多门类与流派，都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就文学的根本意义上说更应区分为这么两大类，即真诚的文学与不真诚（虚伪）的文学。同理，作家也就分为真诚的作家与不真诚的作家。
在有些人看来，这么看文学着实有些“小儿科”，犹如我在《中国一九五七》的后记中承认：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尽情坦陈，这就是所谓的童言无忌罢。如果我的言词含有虚假、矫情或夸大其词的成分，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思想就这么简单，说出来会贻笑大方。
在转了一个圆圈之后又倒退回了原位。
“倒退”之作包括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泥鳅》及中短篇小说《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为兄弟国瑞善后》、《原始卷宗》、《晴日雪》、《那年冬天在北方》等，其中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
先谈谈历史题材的写作。“历史”历来是作家写作的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关键在于使用这些资源的态度所在。有一个孩子问他做历史学家的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位历史学家说：历史没有什么用。“用”是无法来衡量历史价值的，因为对于历史而言，用的尺子太小了。
诚如这位历史学家所言，不能从用的角度来对待历史，那样历史首先会因为被用而被歪曲与篡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干的这种偷天换日的勾当。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历史对于今人又确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用，是鉴。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了这面镜子的映照，我们才知道人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从历史的真相中领悟人生的真谛。
一谈到历史，许多人都指责今天的青年人历史知识贫乏，不知道上下五千年，不知道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60年大饥饿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一是他们没有亲历，另外读物（包括教科书）也没有告诉他们真相。
我想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倒是我们这些曾“有幸”亲历历史的“过来人”，特别是对历史负有使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历史学家本应以职业的名义将历史真相载人史册，但他们“失语”（有的还参与了歪曲与掩盖），作家本也应通过作品将真相示人，但同样做得不够。不仅不够，有的人还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掠夺历史，写成历史小说，再拍成影视作品赚钱。据报载有一个作家写小说拍电视挣了逾千万，发了历史财。仅仅是挣钱也罢，由于所持历史观有问题，在客观上产生了很恶劣的作用。这类作品宣扬的东西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太平盛世好皇帝，长治久安有清官。美化君王，宣扬皇权思想、封建秩序，弄得中国老百姓的思想与情感融人封建秩序当中。与封建君王“一个鼻孔眼喘气”，想君王之所想，急君王之所急。对君王的专制暴虐不仅不痛恨，倒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于臣民对君王的反抗与不满则认为是不忠，是乱臣贼子，情理不容，杀无赦。完全颠倒了是非。有句话叫把你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封建专制把你治死你还对着它磕头作揖，就是这么回事。谁说文艺只有审美的功能，同样有麻痹人的作用嘛，让人头脑混乱“找不着北”。
言说历史一般以历史朝代和历史大事件为标志。如唐宋元明清、民国、北伐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等等。
建国以后的历史（所谓当代史）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个运动就成为了一个期”土改时期、镇反时期、反右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诸如此类。
如果把时光比成一条河，那么这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就像布在河里的一块块石头，我们中国人是踏着一块块石头过河的，一不小心就栽进河里。一场反右运动五十七万人落水，一场文化大革命亿万人一齐落水，所以才叫全民运动嘛。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有谁没经历过运动的“洗礼”呢？有的人建国后的所有运动一个也没落下，厄运一个接一个：土改被斗、反右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打成反革命；在有的家庭中，运动“光顾”了每一代人，祖父是土改中的地主，父亲是反右中的右派，儿子是“文革”中的“三种人”，像接力赛似的，“反动”接力棒一代一代往下传。
似可把诸多政治运动分为三类，一是被当局推翻了的，如文化大革命。二是有限纠正的，如反右运动。三是认为正确，不予改变的，如土改、镇反等。
这三种类型的运动我的小说都触及到了。如写土改的《诺言》、《合欢》、《辞岁》；写反右的《中国一九五七》、《一九五七年的爱情》；写文化大革命的《涂色河滩》、倒。年冬天在北方》、做游》等。
先说说“土改”。土改时我还是个孩童，一切都没有记忆。对土改的初始认识来自后来读到的一些写土改的作品，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同学们也许读过这些书。因为是“经典”呵。经典总会被人找来读。坦白地说，我对那类经典是持怀疑态度的，也不必细加言说，时光已经使许多方面的事情不言自明。话题回到我所认知的土改。草菅人命的直接后果是滋生了仇恨，于是就有了逃亡，有了“还乡团”，有了此起彼伏的仇杀惨案，中篇小说《诺言》便写了在河滩上“倒栽葱”埋人的惨烈情状。
如果说土改运动的诡诈性是隐蔽的，那么反右运动则是公然的了。毛泽东就说过反右是“阳谋”，是“引蛇出洞”嘛，够“坦诚”的了。然而做法上的道德缺陷所带来的毁坏却不像说法那样轻飘飘的，无论对于一个政体还是一个大人物，所承受的道德评判总是最为严厉的。何况此一时碑一时，老皇历不能用于今天，有句话叫马上打江山不能马上坐江山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