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性范畴的预设乃是所有这一类的陈述，必须附随着某种理解方式，也就是对于某种经验形式只存在着个人独有的进路。所有参照主观性的宣称，都建构在对自我的了解与表现之间的区分之上。这使得行动者是否坦率与诚实，成为所有主观参照宣称的核心问题。主观参照的真理宣称，即是如果正在参照其主观性的此人在自我揭露的过程中是诚实的，则她会在陈述时如实确认自己的主观状态。因为此一范畴基本上是依据独有进路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牵涉到的是我的世界、她的世界和你的世界等个人独有世界的概念。可是，下一个陈述又是什么情况呢？
4.Bill在生气，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对于自己的主观状态的独有进路，有时会受到压抑或是缺乏适当的语言等影响，因此我们往往无从描述自己“真正”的感受。事实上，有时候其他人可能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也许借由有技巧的咨询师或治疗师的介入，Bill将了解原来自己经常不自觉地生气。如果没有这些有效的介入，Bill或许会继续一边发着脾气，一边诚实地说自己并没有生气；而他其实只是不知道而已。这种情形似乎会使得我们先前对于主观性的存有学范畴所作的理解变得更为复杂。
然而，即使是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中———例如：我们近来称之为潜意识的心理历程之影响（例如：潜抑）；或是受到整个文化的影响，而有系统地对某种感受的存在产生错误的解释（例如：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人的性需求模式）———总还是存在着一种个人有所知觉的主观状态（该知觉也许受到某种扭曲，或未必受到扭曲），而此一主观状态只对当事者的独有进路有所开放，当事者可以选择向他人揭露或隐藏。Bill相信自己并没有生气，他自己的主观状态的独有进路并未让他知道自己在生气，而且他仍然可以决定，是否告诉别人，他没有感觉到自己在生气这一个主观状态。
“Bill实际上感到愤怒，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的陈述，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建立在主观性的范畴上的。此陈述要表达的有：
（1）Bill实际上并未经验到愤怒。
（2）Bill“在内心深处”的确是愤怒的。
（3）因此，有一种Bill自己并未意识到的心理历程在他“内部”作用着，而且此一历程有系统地阻碍他感受到某些事物正在影响他的行为与“心理状态”。也因此，其中就牵涉到“主观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区分。
这一类的宣称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是很平常的。事实上，这些宣称依据两种主观性的意义，其中之一是完全对应于我先前关于“你的隔壁邻居喜欢你”的讨论。至于第四句的宣称，其中有一部分是“Bill没有感觉到自己处在愤怒之中”。此一宣称可以通过引导Bill自己说出他的感受而得到最有效的支持。Bill在自我陈述中，可以自己掌控是否要诚实表露，我们则不能。这部分的宣称指涉的就是主观性的第一个意义，牵涉到的是独有进路的概念，以及相关的“自我了解”与“外在表现”之间的区分，就跟前述对于“你的隔壁邻居喜欢你”例子的说明完全一样。
主观性的第二个意义是有关“外在”（outer）与“内在”（inner）的区分。许多心理学与心理分析的理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一个概念。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视此一主观性意义———对Bill来说，为一个人独有的某种“潜在”经验，这些经验受到许多因素之阻断，而使得当事人无从觉察。通过咨询或治疗的过程将这些阻断去除，将可使此人某一部分之相关情绪上的特殊经验浮现。要证成这种宣称的有效性，我们仍旧必须采取多元进路与独有进路之间的区别方法。我们不能够声称，知道Bill“在生气”，但却又不承认其为真；我们只能声称Bill的行为提供了许多证据，强烈地意味着他在生气。如果可以把Bill带过来，经过一番净化（cathartic）的程序之后，Bill说出他的确感受到我们所说的愤怒状态，那么我们的宣称便能获得最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所有牵涉到多重（layered）主观性之宣称，所可能得到的最彻底的支持。而且这些不同层面的主观性宣称很快地又可分解成前面描述的主观参照的“表象”与“实在”或“外在”与“内在”的区分结构。最终，整个情况的基本结构因素乃是Bill的诚实与其独有的进路。
深入要点：主观性、客观性与存有学的不确定性（选读）
从哲学上看来，陈述（4）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与过去哲学中所关切的探讨客体的终极本质之问题相当一致。所谓的主观性，是否仅仅只是发生在“内在领域”（innerrealm），然后被揭露而为主体所意识，或受压抑而不为主体所意识的某种事物？或者说主观性指的是一种文化语汇的建构，得以运用来描述或再现，从而向他人展现自我？又或者是居上述两者之间的情况，一个人的主观性浮现之后，经验到主观性的当事者便通过文化中的诠释模式，准确或不准确地对其进行诠释？这些问题跟前述追问客观性的终极本质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
像以前一样，我们也可以暂时搁置这些问题，姑且就将主观性的概念视作一种形式的、以某种真理宣称为前提，并且作为沟通所参照的存有学范畴。在沟通过程中，主观状态被宣称为当事者主体的独有进路在当下所直接经验到的确实内容。正如同不一样的表象可以被归至于“同一个”客体，相类似的道理，不同的诠释也可能指涉“同一个”主观经验。但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之内，究竟是否“真正地”存在一个单一的主观经验，其实并无法通过对形式化的、相互沟通的主观范畴的说明，而得到一个明确的有或没有的解答。
举例来说，当我们谈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上层社会女性的困境时，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有理由相信，她们发脾气的实际次数远比她们私下承认的次数多得多。因为“生气”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淑女”应有的属性。同理，我们大可认为，这些女性是受到当时该社会文化的压迫。当时人们所谓的“歇斯底里”，很可能就是可怕的性别歧视所压抑下的“真正”愤怒情绪。相信这一点，也就是相信某些主观经验的发生，本质上是独立于用以形容这些经验的文化语汇。然而，我们形式化的“主观性范畴”及其结构，并不支持我们这样的想法。支持“主观状态是独立于文化解释架构”此一想法的条件必须来自别处，而且必须能够有效地区分“主观状态”与“心理状态”的不同。不过，针对这一点，我到目前为止并未加以厘清或辩护。
现在，我们指出“对形式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说明，依赖的并不是在客观与主观现象的终极本质上所采取的立场，而是还必须考虑其他层面的因素”，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要逃避难题。我们已经发现，虽然大家共同使用这几类形式的范畴，可是这并未告诉我们这些范畴的本质为何。就这一点发现而言，其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沟通的结构。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客观参照的实体与主观参照的主观或心理状态经由转化而成为真理宣称以及沟通行动时，这种转化在本质上乃是不确定的。所有指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有效性宣称都会受到同样的质疑。主观性与客观性宣称所具有的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特征，在形塑沟通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即是我稍后会提到的“意义之不确定性原则”与“存有学之不确定性”。
5.去年在Houston有86个人自杀。
我几乎可以听见你们之中多数人的批评，你们的想法是，自杀事件的数量乃是依据法医的报告而来，因此公布的自杀数目还必须考虑未知或不可知的“法医验尸错误”的因素，而酌予修正。甚至，你也许还认为，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件死亡事件都会经过法医验尸，因此官方记录中必然会遗漏一些自杀事件。在考虑发生在某时某地的自杀数目时，这些因素都是必须要加以考量的重要限制。进行社会研究时，有一些必须搜集的“事实”（facts）资料，诸如出生人数、移民人数、辍学人数等等，也有同样的限制问题，因为主要乃是通过官方资料保存系统查得，所以的确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我把陈述（5）放在这儿的原因。不同于出生、移民或辍学人数的资料，自杀并不是全然以客观参照为结构的范畴，而是同时参照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范畴。自杀事件的发生，是一个人有意图地夺去自己的生命。因此，单单只有客观的衡量程序，对于死亡事件到底是不是自杀，并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
在人行道上，有个男人站到你的面前，取出一把手枪，朝着头部开火，就这样在你的眼前杀死自己。很明显地，这是一桩自杀事件。但是，我们能否肯定，这个人只不过想用一把他以为未上膛的枪吓唬你而已？不行，我们无法完全肯定。社会研究经常会碰到看似客观的事件，其实却部分地依赖主观参照。因此，仅仅通过测量，是无法证成其有效性的。
操作型定义与面对面访谈
陈述（5）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得以在存有学范畴的结构之下，来谈谈操作型定义的概念。自杀、杀人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定义，都混合了客观与主观参照的标准。在法庭上，杀人与谋杀之间的差异是具有决定性的分别，而此差异全然依据犯罪者当时的主观状态而定。案件的判决必须一再诉诸罪犯的自我陈述是否诚实，而判断是否诚实的标准则必须一再地回溯到行动者当时的意向本质。诚实的标准通常与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各种活动是否具备一致性有关，还有行动者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否一致，以及在不同时间向其他人透漏的证据等。这些标准并不能够确切地证明此行动者当初行动的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助于在个案中支持某一种观点。对于任何牵涉到主观参照的有效性宣称而言，能做的顶多就只有这样而已。
社会科学家与律师不同，他们经常必须在缺乏详细盘问或访谈的情况下，作出关于主观领域的决定。任何处理大量人数的研究（例如调查研究），都必须面对主观参照的宣称问题，但是研究者由于研究法的局限，却没有与研究对象面对面互动的优势。而处理这类限制常用的方法，即是使用操作型定义。
如同第二章所谈到的，操作型定义指的是将涉及多元存有学范畴的概念，以严谨的对映（maPPing）方法，转化成客观范畴的变数。进行的方式是将主观参照上普遍接受的语汇，定义成只有客观测量程序的语汇。这种做法相当危险。操作型定义若是建构得太过薄弱，对研究者而言，被定义的概念可能因此丧失重要的意义。
例如：某人可能想要研究在教室中，什么样的教学因素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自尊心”。这样一个研究的价值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认为高度的自尊是一件“好事”。但是所谓的“自尊心”涵义为何？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一般感觉、自我觉察的程度，或是自我的概念，因此是一件主观参照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研究可以处理大样本的学生，我们必须订出高自尊的操作型定义，使其变成某种态度量表上的高分数之类。量表产出的是客观的现象，可供重复测量与观察。
但是，使用量表来指称主观状态，必须经过仔细而小心的考虑。其结果通常依赖于每一个填答的人是否诚实，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理解问卷上问题的态度是否一致而定。有一些程序有助于增进填答的诚实与问题理解的一致性；但是，只要使用操作型定义，在对研究母群的主观状态进行推论时，就有着推论不正确的危险。
一般的看法是，在提出研究问题与设计调查方法的时候，研究者必须知觉到什么样的存有学范畴正在发生作用。操作型定义将所有其他的范畴对映为单一的客观性范畴，在从事这样的对映时，必须做很多假设。如果自杀事件的数量对某一个研究而言是重要的，那么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操作型定义；但是其所采取的假设必须被仔细地提出来并加以说明。
幸运地，在质性研究中通常可以避免使用操作型定义。一个不错的原则即是设法接近主观的领域，而不将之操作化。对于主观参照的研究宣称，有一些可靠的访谈技巧（在第十章中有进一步说明），可以用来建构比操作型定义所能提供的更为可信的论点。理由如下：
（1）面对面的访谈比起使用态度量表之类的工具，更可以进行大量的有效性检核，以确定人们自我表述是否诚实或一致。
（2）面对面的访谈比起使用态度量表之类的工具，更能克服文化盲点的问题。访谈所具有的弹性，使得研究者可以持续修正对其研究对象所采用之核心文化范畴的理解。在每一次访谈之间或之后，研究者可以改变其访谈进行的内容与方式。
（3）只有通过面对面访谈，才能够促进研究对象察觉在大部分社会脉络中，其长期一再错误诠释或被压抑的主观状态，从而有效地处理多重主观性的问题。在质性的访谈中，我们基本上对于主观状态与心理状态之区分采取启发性（heuristic）的理解。更常见的情形是，人们在接受访谈初期所描述的态度或感觉，到后来往往发生很大的转变，而且是在研究者并未使用“引导性”问题的情形下。只有一些用来鉴别主观状态与其诠释之间差异的理论才可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对质性研究者而言，在自我觉察中发生改变的证据，可以提供相当丰富的资料，这是评量工具或量表永远无法给予的。
6.贫穷是糟糕的。
大部分的学生来上我的研究方法论的课程之前，他们已被训练将陈述（6）视作是“主观性的”陈述。之所以认为是主观的，乃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意见的表达”。陈述（6）是一个价值宣称，而在主流社会科学中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真理宣称。价值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的动机来源，比方说，因为研究贫穷的原因与影响，可能与研究者及赞助机构的某些关注点有关。但是，价值宣称在研究过程中通常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们并不被视为真理宣称。因为真理宣称可以通过某种“科学”的程序来决定其有效与否，而价值宣称则不行。
但是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依照我对主观性的分类，价值宣称并不属于主观的范畴。独有进路原则并非价值宣称结构的核心。若是我说：“贫穷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唯一与我的主观状态相关的便是一个潜在的宣称：“我相信贫穷的确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不论我或是其他人是否（主观）相信贫穷很糟糕，事实上贫穷是不是很糟糕，其实还有待争论。也就是说，这有待争论的宣称与我或其他人主观的相信其实是不相关联的两码子事。
